与书籍有关的点点滴滴（《白鹿原》） [复制链接]

谭元元的工作室也参与了这本《足尖上的艺术：百年芭蕾》的编写，
谭元元也出版过一本《足尖上的艺术——世界芭蕾名团巡礼》，
这两本都是比较专业，又通俗易懂的介绍芭蕾艺术的书籍。
可以看作是姊妹篇。

《我和芭蕾》

谭元元前几年还出过一本《我和芭蕾》，
这本书包括她的芭蕾训练、国际知名芭蕾比赛和世界经典芭蕾舞剧的表演等内容，并配有著名摄影师为她拍摄的舞台表演剧照，相当于她的传记。
为大家讲述一个追逐芭蕾梦的女孩，是如何蜕变、成长为一名站在世界芭蕾舞坛高峰的世界知名舞者的励志故事。
这本书激励了很多舞蹈爱好者对芭蕾艺术的热爱与追求…….

走进音乐的世界——《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

《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2014年10 月由台湾INK 印刻出版社出版。现在，经作者做少量修订后，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这是一本古典音乐入门的好书。

周志文先生拥有各种身份：他是研究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的专业学者，求学任教于台湾大学；同时，他多年来笔耕不辍坚持小说与散文的写作，已出版数本叫好又叫座的图书与文集，亦为报刊杂志撰写了不少文章与评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及的身份——古典音乐爱好者与知名乐评人，他的音乐随笔常常带有一份理性的自省成分，总能把音乐作品与音乐家分析得深入透彻，这份独特的笔法也让他收获了一众行业内外的忠实读者。

　　《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是周志文先生谈西方古典音乐的散文随笔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只有一次，生命也是”，他也常说自己本是一个受困的人，却在音乐之中寻找到了自由。

　　近日，“星‘乐’相伴——我的聆乐之旅与赏乐人生——《冬夜繁星》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周志文先生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也是古典音乐爱好者、收藏者洪子诚教授就“音乐与人生”此一话题展开对谈，聊一聊他们所钟爱的名家名曲，分享多年音乐聆赏与收藏过程中的点滴趣事，谈一谈音乐是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各自的人生。周志文先生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讨论。

　　周志文表示，从事写作多年，也有多部散文作品问世，这还是他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周志文说，“音乐或者文学都可以在我们有一点点隔阂和有一点点紧张的时候产生一些镇痛或者弥补的作用，心中如果觉得痛苦，找文学、找音乐，它能弥补，它能让你的伤痕一下消失，我们的距离也可能因音乐而消弭掉。”周志文回忆，儿时家境贫寒，最初接触音乐，是儿时在台湾为了领取教会的赈济物资，跟着唱了许多教堂的宗教音乐。自己并无音乐方面的家学渊源，欣赏古典音乐完全是偶然，因为“我耳朵比一般人‘尖＇，事实上就是比较敏锐，我对声音特别喜欢探索。”但是对声音敏感也会同样受到更多噪音的折磨，“我后来受到很多声音的压迫，错的声音、坏的声音、噪音、杂音，对我形成压迫的时候，我说没有关系，我还听得懂贝多芬跟勃拉姆斯足矣。”

　　关于欣赏音乐的方法，周志文说，“欣赏音乐很简单，就是直观的，用你的直觉，你信任你的直觉，你喜欢什么声音就去追求它。声音很多种，古典音乐是其中一种，音乐的广义的定义很大，鸟鸣、溅水、天上的风、松涛，没有不是画面，没有不是音乐的，广义讲都是音乐。”

本书是周志文教授谈西方古典音乐的散文随笔集。同作者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书中的文字都带有一种特殊的内省成分。全书由27篇短文组成，介绍西方古典音乐名家及名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评述贝多芬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作品的不朽与伟大；第二部分阐述巴赫与莫扎特的宗教音乐作品与键盘俗曲的不同；第三部分谈作者自己感兴趣并有独特见解，同时在音乐史上有意义的题目，如协奏曲中的慢板、音乐史上的帕格尼尼主题、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等。每篇文章不仅介绍作曲家的成长背景、艺术特点和作品概况，赏析代表作品，还列出较为常见的相关唱片供读者选择，文章流畅好读、解读深入浅出，十分适合初入门的古典音乐爱好者。

周志文，浙江人，1942出生于湖南。台湾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淡江大学、台湾大学教授，捷克汉学讲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人，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现已退休。著有《同学少年》《时光倒影》《家族合照》《记 忆之塔》《第一次寒流》等。

读书、写作、听音乐，是他目前做的事。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只有一次，生命也是。”——周志文

《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试读：代序“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

      周志文先生的《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2014年10 月由台湾INK 印刻出版社出版。现在，经作者做少量修订后，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
     2014 年下半年，我正好在台湾的“清大”中文系上课，收到周先生托黄文倩转交的赠书。我很喜欢这本书，有几次旅行都带上它。去年在东北一所大学演讲，还向学生读了里面谈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的段落。施纳贝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裔钢琴家。因为活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他的贝多芬、舒伯特奏鸣曲唱片几乎都是单声道。周先生说，这“丝毫不减损它的庄严伟大”，并举英国著名学者以赛亚•伯林对施纳贝尔的盛赞作为例证。伯林说，施纳贝尔1930 年代在伦敦演出的音乐会，他和他的朋友场场必到；“是他培养了我们对音乐的欣赏力，…… 他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诠释改变了我们对古典音乐的看法”。周志文接着写道：

      施纳贝尔早去世了，以赛亚•伯林也已去世。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总有些已逝的人，已过的往事让你想起。想起以赛亚•伯林，他的书《自由四论》就在案头，随时可以翻开来看。想起施纳贝尔，我抽出一张他演奏的唱片来听……

      “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 我跟学生说，这说出了我们在读一本好书、听一段动人的乐曲、看一幅喜欢的绘画时，那种温暖、那种幸福感的真谛：意识到生命不是无根的浮萍，生活和精神因为获得深厚的历史关联而充实、稳定。
《冬夜繁星》是谈音乐的，但音乐不是周志文的专业。周先生先后在淡江大学和台湾大学任教达二十五年，讲授明清文学、明清学术史和现代文学。在此之前，当过中学教师，兼职几家报纸的主笔，出版过小说集，也是台湾知名的散文家。古典音乐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爱好；当然，这个“爱好”不是一般性的，有很多的投入，很深厚的“资历”。
他积累了丰富的体验，愿意将他的感受、见解跟我们分享。他无意写有关音乐史的论著，这本书也不是有关古典音乐的知识性读物。他以随笔的方式，谈他感兴趣、有独特见解，同时在音乐史上有意义的题目，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巴赫的宗教音乐和键盘“俗曲”、大提琴的希伯来哀歌、协奏曲中的慢板、音乐史上的帕格尼尼主题、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指挥家阿巴多…… 它们之间并没有“体系性”的结构安排。
      周先生在书里用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俗语。我想，资深的爱乐“内行”相信能从《冬夜繁星》获得对话、切磋的乐趣，而对我这样的，虽喜欢却仍“外行”的人来说，这本书就有引领你靠近“门道”的“导读”性质：你曾有的感受可能在这里找到印证；你对一些作曲家和曲子的认识，因它的解说得到提升；最多的情况则是，从里面得知你原先不知道，或没有留意的方面。譬如，你会赶紧去找原先不在意的里赫特的贝多芬第32 号钢琴奏鸣曲1991 年现场版CD来听，因为周先生说，“很少人能够把握这首曲子的神髓”，像他“那样婉约、那样浩荡、那样淋漓尽致”地表现那种高雅和超凡入圣。
     《冬夜繁星》的好处，又不仅是对谈到的音乐家、乐团和录制的唱片的见解，还在如何亲近音乐的态度和方法上给我们的启发。这一点，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 其实有关艺术的事，直觉很重要，有时候外缘知识越多，越不能得到艺术的真髓。所以我听音乐，尽量少查数据，少去管人家怎么说，只图音乐与我心灵相对。但讨论一人的创作，有些客观的材料，也不能完全回避，好在音乐听多了，知识闻见也跟着进来，会在心中形成一种线条，变成一种秩序，因此书中所写，也不致全是无凭无据的。

      比起文学、绘画作品，音乐的形制和接受方式远为复杂，如果想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需要在知识等方面有更多的准备。因此，“外缘性”知识不是可有可无。这包括音乐史、作曲家传记、**背景、音乐观念变迁、乐器的变化、各种乐曲体裁的形态结构、现代乐团组织和演奏家的风格、唱片的音效和评鉴标准…… 哪怕是气候：柴可夫斯基的孤独绝望，相信也与他生活的圣彼得堡的阴冷有关。因此，周先生说，“那些出身阳光之国的人”，在演绎他的作品的时候，“老是拿捏不准，不是过于兴奋，就是哀伤过度，能真正把握准确的，我以为只有穆拉文斯基（Yevgeny Mravinsky,1903—1988）了”。外缘知识，还包括广泛的人文素养。在《冬夜繁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这方面的专深研习如何影响、深化他对乐曲的解读。
不过，确实有时候“外缘知识越多，越不能得到艺术的真髓”。对于爱乐者来说，周先生的提醒是，更要重视“直觉”，要“与心灵相对”。这自然不是否认知识，只不过是“知识”要由心灵去组织，融会贯通，让它们在“心中形成一种线条，变成一种秩序”。不然的话，就只是一些碎片，人成为这些“知识”碎片以及视听器材的奴隶。这里提出了阅读者、视听者与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知识等如何参与、推动爱乐者“自主意识”的确立。“与心灵相对”，在《冬夜繁星》的音乐解析中，既指聆听者以心灵去感受，也指感受乐曲（也是作曲家与演奏者）的心灵搏动、传达的生命气息，而后，这种感受、发现，也就“不知觉中已渗入我肌肤骨髓，变成我整体生命的一部分”，影响着看待事物的方式，影响到人的气质、情感、思想境界，如同在听了明希指挥的柏辽兹《安魂曲》之后：

（我）深受震动，才知道孔子在齐闻《韶》之后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给孔子的感应不只是快乐，所以文中的“乐”字要念成音乐的乐，是指生命必须与艺术结合后，才觉察出它的丰博与深厚。

       由于个体心性的差异，爱乐者和音乐建立的关系自然也千差万别，对乐曲，同一乐曲的不同演绎的选择和评价也不会一律。在周志文先生的音乐词典里，人文精神内涵、旺盛生命力、灵性光辉、自我探索的沉思、内省深度等这些词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衡鉴的首要标准。他不是很在意外表的妍媸，看重的是“强烈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借着乐音的提示”，让我们思考、体会“世界之广之深，了解人性之丰富多变”：艺术的伟大，往往在提供这种可能，音乐也如是。由是，周先生认为，称贝多芬为“乐圣”，“应该不是他创作了第九号交响曲《合唱》，也不是他的《D 大调庄严弥撒》，而是他有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显然，他对“伟大”一词有自己的见解，以至在给作曲家颁发这一头衔上相当苛刻、吝啬：“伟大”的贝多芬之后，谁可以跻身这一行列？在犹豫地举出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而又放弃之后，才选择了勃拉姆斯。而在勋伯格（Harold C. Schonberg）这样的批评家那里，进入“伟大”行列的，就有自蒙特威尔第、巴赫，到二十世纪的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梅西安等几十名（《伟大作曲家的生活》）。对在中国大陆昵称为“老柴”的俄国人柴可夫斯基，周先生多少也有些不敬（虽然也称道他的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仔细想想也是，他的一些曲目，“偶尔听听觉得很好，听多了，或放在一块儿听，便让人受不了，总有些腻的感觉”。至于“对比强烈”的古尔德的巴赫，虽说风靡一时，却持有保留态度，“古尔德的几次录音抢尽风头，不代表巴赫在键盘音乐的表现仅在于此”，他“音乐中严谨的秩序、对称与和谐，往往要从别的录音中寻找”……
     《冬夜繁星》对音乐的个性鲜明的评述，可能会让我们忽略这本书出色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在散文写作上的成就。燕舞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总编辑初安民对朱天文说，周志文的散文集《同学少年》，是十年来所见最好（不是最好之一）的文章（《见解》，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年）。我对台湾这些年的散文创作缺乏全面了解，无法作出比较。但《冬夜繁星》的文字确实是好；借用周先生的话，这“好”不是外表的妍媸，而是深挚的内涵。“知性”往往是学者散文的特征。《冬夜繁星》的“知性”表现，却是朴素平易。没有居高临下，也不以“高深”来吓唬人。书面语和日常口语的没有芥蒂的结合，也极有韵味；“该平实之处平实，该绚烂之处绚烂”。有时候会没有顾忌地盛赞所喜欢的，如说卡尔•伯姆1971 年指挥维也纳爱乐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终合唱之前的“如歌的慢板”是“好到令人灵魂出窍的无懈可击的地步”。但周先生更知道节制。将他评议里赫特的钢琴演奏的话——“他的热情把握得恰如其分，他不会伸展不开，也从来不会‘滥情’”—— 转用来说《冬夜繁星》的文字，也应该妥当贴切。“节制”“克制”这些词，总意涵着自我压抑的意志成分。而最高的境界是出于自然，没有勉强和刻意。这是语文修养，也是人生态度的体现：明白事情的发生和事物的情状，总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也明白，“自我”之外，还有他人，还有广大的世界。周先生在另一处地方说过，天文学知识和大量的文学艺术，“让我知道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既是渺小而微不足道，又伟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与其这样唠叨下去，不如读读周先生的文字。请看他是怎样写莫扎特的吧：

     他的风和日丽是天生的，他的气度不是靠磨练或奋斗得来，…… 既没有外在的敌人，也没有内心的敌人，所以可以放松心情，无须作任何防备，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多么难得的经验啊。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国人习惯过内外交迫、戒慎恐惧的生活。莫扎特告诉我们无须如此紧张，他悠闲得有点像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但陶渊明在辞官归里的时候，还是不免有点火气，“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不像莫扎特，他的音乐云淡风轻，快乐中充满个人的自信与自由。
……
他的艺术是把一切最好的可能表现出来，没有不及，更没有任何夸张，好像那是所有乐器的本来面目，圆号（Horn）本来就该那么亮丽，长笛（Flute）就是那么婉转，巴松管（Bassoon）就该那么低沉，竖琴（Harp）就该那么多情，双簧管（Oboe）就该那么多辩，……莫扎特的世界阳光温暖，惠风和畅，天空覆盖着大地，大地承载着万物，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仔细听，好像没有任何声音，而所有声音其实都在里面，没有压抑，没有抗拒，声音像苏东坡所谓的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因为不择地皆可出，所以十分自由。

       这样说来，莫扎特无疑就是“神人”了。怪不得神学家卡尔•巴特说：“当我有朝一日升上天堂，我将首先去见莫扎特，然后才打听奥古斯汀和托马斯、马丁•路德、加尔文和施莱格尔的所在。”（《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洪子诚
       2017 年2 月，北京

《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试读：自序 夜空繁星闪耀

       收在这本书中的，是一些谈音乐的文章。我常听音乐，以前写的散文，也有谈音乐的部分，不过多是随兴所写，事先没有计划，事后没有整理，浮光掠影，往往不够深入。友朋之中常劝我稍稍“努力”一点，不要像以往那样轻描淡写为满足，我就试着写了几篇篇幅比较长也比较用心的聆乐心得，但毕竟不是学音乐出身，里面免不了总有些外行话。我身处学术团体几十年，知道知识虽可救人迷茫，但所形成的壁垒既高且深，是不容外行嚣张的。
       写了几篇谈巴赫的，也写了几篇谈贝多芬的，看看还好，但发展下去，就有了问题，因为可写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光以巴赫来说，讨论他的几个受难曲，便可以写几本厚厚的书，短短一篇文章谈他，不浮光掠影的，成吗？还有，有关研究古典音乐的书实在太多了，快二十年前，我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探视正在那儿求学的大女儿，乘机参观她学校的音乐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所藏书籍很多，我发现光是研究贝多芬的英文专书就占满了一整面墙壁，要仔细看完，至少要花几年的时间，但还不够，德文、法文还有包括意大利文的专书，也是汗牛充栋的，弄通那些，要比古人皓首穷经还难。
       假如最后真得到了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那个“道”，皓首还不算白费，问题是往往“空白了少年头”，门道也不见得摸得着，那就悲惨了。学术强调专精，有时自钻牛角尖而找不到出路。我曾看过一篇讨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的论文，论文主旨在强调工具的重要，说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凿子与锤子，米开朗基罗绝不可能雕出那样伟大的作品。所说不见得错，但他忘了，这两把同样的工具握在别人手里，并不保证能完成跟米开朗基罗一样的作品。这又跟我看到另一篇讨论贝多芬钢琴曲的论文有点相同，论文说贝多芬在第二十九号钢琴奏鸣曲上特别标明了题目“为有槌子敲击器的钢琴所写的大奏鸣曲”（Grosse Sonate für das Hammerklavier），是因为他从友人处获赠一台能发特殊强音的钢琴，因而写了这首大型的奏鸣曲，结论是贝多芬如果没有这台钢琴，就不可能写出这首繁复多变的曲子。这也没有错，其实改以木槌敲击钢弦的钢琴在海顿与莫扎特的**就有了，贝多芬得到的是特别改良的一种罢了，钢琴到这时候，已接近现代的钢琴了，能发出十分巨大的声响，当然影响了贝多芬的创作。但我认为对贝多芬而言，这事并不重要，个性与才情，才决定了作品，要知道就是让莫扎特同时用同样的一台钢琴来创作，他与贝多芬的作品也绝不相同的。
       专家所谈，大约如此，有所发明，也有所蔽障。其实有关艺术的事，直觉很重要，有时候外缘知识越多，越不能得到艺术的真髓。所以我听音乐，尽量少查数据，少去管人家怎么说，只图音乐与我心灵相对。但讨论一人的创作，有些客观的材料，也不能完全回避，好在音乐听多了，知识闻见也跟着进来，会在心中形成一种线条，变成一种秩序，因此书中所写，也不致全是无凭无据的。我手上还有一本1996 年出版的第四版的《牛津简明音乐辞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Music），一本杰拉尔德•亚伯拉罕（Gerald Abraham）1979 年编的《简明牛津音乐史》（The Concise Oxford History of Music），查查作者生平、作品编号已够了。
      写作期间，一友人建议我在文末附谈一下唱片，说这一方面可以让读者按图索骥，以明所指，一方面可使这本书有些“工具”作用，以利销售。我先是不愿意，后来想想也有道理，我平日与音乐接触，以听唱片为最多，所以对我而言并不困难。关于唱片的资料与评鉴，坊间很容易看到有美国企鹅版的《古典唱片指引》（The Penguin Guide to Recorded Classical Music）与英国Arkiv Music 所出的《古典老唱片》（The Gramophone Classical Music Guide），后者标明“老唱片”，通常指的黑胶唱片，但我书中所举还是以现今市面所见的CD 为多，就以我手中的这本2012 年的Arkiv Music 版本，大约谈的都是CD，当然CD 之中有部分是由黑胶唱片所翻录的。我平日不太信任“指引”这类书，这种书都是由许多不同人所写，各人的好恶不同，有的只注意录音，有的只欣赏技巧，拼凑一起，其实是本大杂烩，过于听信他们的说法，反而模糊了该听的音乐，所以这类书当成参考固可，信之太过，反而削足适履，得不偿失。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处理艺术时，这句话显得更为真切。
       音乐是写出来让人演奏来听的，听音乐是欣赏声音的美，但有时不仅如此。好的音乐有时会提升我们的视觉，让我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有时会提升我们的嗅觉，让我们闻到此生从未闻过的味道，有时又扩充我们的感情，让我们体会世界有很多温暖，也有许多不幸，最重要的是，音乐也扩大我们的想象，让我们知道小我之外还有大我，大我之外还有个浩瀚的宇宙，无尽的空间与时间，值得我们去探索翱翔。人在发现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地方之后，就不会拘束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独自得意或神伤了。
       克罗齐说过，艺术是在欣赏者前面才告完成。这话有点唯心的成分，但不能说是错的。如果视创作为一种传达，而欣赏就是一种接受，光传达了却没人接受，像写了很长的情书得不到回音一样，对艺术家而言，石沉大海是他最大的惩罚。因此欣赏者无须自卑，他虽然没有创作，却往往决定了艺术创作的价值。
       这本书很小，所谈当然有限，第一辑谈的都是贝多芬，却也只谈到他的交响乐与弦乐四重奏而已，第二辑因谈巴赫，也谈了几件有关西方宗教与音乐关系的事，第三辑是十四篇记与音乐有关的短文，这些文章凑在一起，看了再看，觉得除了欠缺深度之外，又欠缺系统。我觉得书中谈巴赫、谈贝多芬与马勒的稍多了，谈其他音乐家的就显得不足。譬如勃拉姆斯，只有第三辑中有一篇谈他，他是贝多芬之后最重要的作曲家，我没有好好来谈他是不对的，我其实写过一些有关他的文章，但权衡轻重，发现放在这本书中有些不搭，就舍弃了。在德、奥音乐之外的俄国作曲家如普罗科菲耶夫及肖斯塔科维奇，还有西贝柳斯与德沃夏克，以及法国的佛瑞或德彪西，英国的艾尔加与布里顿等的作品，我都常听，而且还曾用过心。我一度对现当代作曲家如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或刚过世的布列兹（Pierre Boulez, 1925—2016）感兴趣，他们对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来的音乐，往往采取了另一方向的思考，喜欢在原来的音乐元素中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材料，作风大胆而前卫。近代音乐还有不少“怪胎”式的人物，譬如约翰•凯奇（John Cage, 1912—1992），他在钢琴琴弦上插上各种物品，弹琴时不正襟危坐，又把琴盖掀起，用手去乱拨琴弦，这些人为了树立新观念而不惜与传统决裂，他们的举动看起来离经叛道，但也很好玩，在思想史、艺术史与文学史中，有同样行为的人很多，议论其实也很近似。上面这些问题原都想一谈，但遗憾没有谈到，原来一本书是无法道尽人世的沧桑的。
对我而言，音乐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本来不在我生命之中，但由于我常接近，不知觉中已渗入我肌肤骨髓，变成我整体生命的一部分，影响到我所有的行动坐卧。幸好音乐包括所有的艺术给我的影响，好像都是正面的。艺术带来快乐，带来鼓舞，大家视作当然，万一艺术表现得不是那么“积极”，我们该怎么看呢？这得看我们如何为“积极”定义了。成熟的艺术不是童话，都可能有阴暗与痛苦的一面，我觉得那些阴暗与痛苦是必要的，有了这些，世界才是立体与真实的。艺术一方面引领我们欣赏世上的优美，一方面带领我们体会人间的悲苦，当一天苦难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便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超越，所以表面不是那么“积极”，其实是另一种积极呢。
       人类最大的困窘在于沟通，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要为一位天生盲者解释一片雪花的美丽，几乎徒然。因为盲人是靠触觉来填补视觉的，当让他用手指去碰触雪花时，那片脆弱的雪花便立刻融解了。用文字解释音乐也有点类似，解释得再详尽，却也只是文字，不是音乐，最怕的是音乐像脆弱的雪花，禁不起文字的折腾，已全然消失了。
       了解音乐最好的办法是聆听，是以直觉与它相对，以其他方式来描述、来形容，都是多余。路遥夜深，寒风正紧，见到头上群星闪耀，便觉得走再长的路也不会困乏。音乐给我的支撑力量，往往类似，这也是我为这本小书取名“冬夜繁星”的原因。

2014 年4 月序于南港暂寓
2017 年1 月稍改于永昌里旧居
（ 以上内容版权和最终解释权为作者本人 ）

《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试读：谁是贝多芬？

      几乎没人不知道有个名叫贝多芬的人，也没有人在其一生中不曾听过贝多芬的音乐，但是一定很少有人进入过贝多芬的内心世界，真正地去了解他。了解贝多芬很重要，了解贝多芬其实会对自己多一分了解。
贝多芬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心理分析专家，他只是个专业的以音乐为职志的艺术家，我们顶多听他的音乐就得了，何必要“了解”他呢？了解他对了解自己又有什么帮助呢？
      解释这个问题，得从好几方面着手。贝多芬的音乐是生命的音乐，如果不了解他的生命，是无法充分了解他的音乐的。其次，他的音乐中表现的生命，不论素材与过程都十分切合我们一般人，譬如说，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忧苦与欢乐，每当忧苦时我们想超越，每当欢乐时我们想提升，贝多芬的音乐，表现的就是这些事。贝多芬的音乐代表了他的生命，了解贝多芬的生命有助于了解我们自己。
      在说明贝多芬的音乐之前，我们先谈一下贝多芬音乐的特色，我想先用其他例子来说明比较清楚。大家都知道欧洲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很重要的文化运动，叫做“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最简单的解释是“人的诞生”，或“人的觉醒”。
      文艺复兴**的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的《蒙娜丽莎》（Mona Lisa），是最能代表文艺复兴的画作之一。《蒙娜丽莎》是一个寻常妇人的画像，怎么能代表文艺复兴呢？这是因为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中古**，一般比较正式的画作是见不到寻常百姓的，几乎所有图画都在表现《圣经》故事，当然也有一般民众，但在画中间也只能扮演陪衬的角色，一定在边缘，或者是光线晦暗之处，绝不会把他们画在画布的中央。画布的中央最聚光的地方，必定是教主或圣徒，这是当时绘画界公认的真理，没有人会违背。然而达芬奇却把一个寻常妇女随随便便地画在画的中央，只她一人，没有任何人陪衬她，她也不陪衬任何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人的觉醒”。所谓“人的觉醒”是人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这世界早有人类，直到这时刻，人才感觉自己的重要，人不是从现在才算真正“诞生”吗？提倡文艺复兴的人主张人是独立的，人是独立于宗教教主与圣徒之外的，他不依附宗教，不依附神祇，更不依附人间的权贵，天然自足地具有自己的生命价值。
       虽然在哲学上或绘画界甚至文学界，人的价值在十四世纪时已经逐渐觉醒了，但在音乐中这种觉醒却比较迟，一直到十八世纪初年才有，带头的人就是贝多芬。从这一点看贝多芬，可以看出他艺术的意义。
       在贝多芬之前，音乐家最重要的作品是为歌颂上帝而作，以巴赫为例，他留下来两百多首的康塔塔（Cantata），除了两三首之外，都是给教堂各式礼拜所用的，清一色的是宗教音乐。他还有几个受难曲、弥撒曲与安魂曲，体制庞大得很，也都是为宗教仪式所用。同样的，他还有好几十首规模很大的管风琴曲，都是为教堂而写的（其他地方很难容纳管风琴这样的乐器），所以充满了“神圣性”。巴赫剩下比较没有宗教性的器乐作品，譬如为大键琴，为弦乐、管乐乐器所写的作品，一般称作“俗乐”的也不少，但与他的宗教音乐比较，在数量和规模上就远逊了。这不是说巴赫没有价值，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与他被称为“音乐之父”的名号相符，但巴赫大部分的音乐不是为一般民众而写的，他音乐的核心是上帝，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说巴赫不对，在巴赫的同时，泰勒曼（Georg Phlipp Telemann, 1681—1767）、亨德尔（George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也都如此，可以说，那时所有的音乐家的创作动机都是同一个样子的。
       到了海顿与莫扎特，音乐的“主流”仍是宗教，但宗教意识已不是那么强了，他们写了许多没有宗教意味的作品，海顿的一百多首交响曲、弦乐四重奏，莫扎特写了四十多首交响曲，还有各式协奏曲，写这些音乐，都不是为了宗教的目的，然而，要说他们借音乐来“表现”自己，这一点还不太充足，在海顿、莫扎特的**，“自己”这个观念还不是很清楚。
      贝多芬比海顿、莫扎特出生稍晚，但整体说来，可算同一**，然而贝多芬的音乐，特别是中期之后的作品，充满了个人色彩，这一点拿来与他的前辈或同辈比较，可以说是划**的地方。但贝多芬与后来的浪漫派老喜欢表现自己也不同，后来的浪漫派所表现的自己往往太过，不是太兴奋，就是太忧伤，常常自怨自艾得厉害。贝多芬的自己是经过沉淀而选择过的“自己”，他将自己参与艺术之中，有点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有我之境”，艺术中的有我，并不表示是要把自己的好恶或者**掀给别人看，贝多芬的有我，是把自己的理想，还有因理想而受的折磨打击在音乐中展现出来，进而寻求更大的提升力量，所以罗曼•罗兰曾说，贝多芬的艺术充满了道德的张力。
       这道德力不是贝多芬有意造成的，而是他艺术的作用。当然广义地说，所有艺术都有美化的作用，也都有道德上的功能，康德说过，当人面对日出美景，是不会想到龌龊的事的，因为当人被美所感动，品德也会自然提升，这是道德家都提倡美学的缘由。但“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给人的感动是不同的，就提升而言，前者给的是普遍性的，而后者的提升则因为是个人化的，所以更有震撼性。我们听巴赫、海顿或者莫扎特的作品，可能惊讶其旋律对位与和声之美，或者慑服于其崇高的宗教性格，但不会觉得震撼，震撼必须源于人性，这一点，在贝多芬的作品中才有。  
       贝多芬喜欢描述具有生命力的英雄，一个有崇高理想又愿意把一生奉献给这个理想的人，便是他所谓有生命力的英雄了，所以贝多芬式的英雄必须在生命中不断遭受打击并且奋斗不懈。有一段时间，他认为人的意志终必战胜对他不公平的命运，而人的意志其实就是他对自由的期许，他的音乐有一种像清末谭嗣同主张“冲决网罗”而后终获得自由的气息。莫扎特的音乐也布满着自由的气息，贝多芬的与他不同，莫扎特的自由是天生在那儿的，不要费太大的力气就能获得，就像富家子弟天生在好环境之中，四周资源无限，而贝多芬的自由之路则充满险巇，必须靠不断地奋斗及牺牲才能达到。他与莫扎特的相异之点在于他的自由得之不易，也因此，他的自由之路充满着动感。
       在现实的人生之途，贝多芬的打击不断，但他生命的主要节奏是乐观与积极的，这可由他的九首交响曲看出来。但这不是说贝多芬是一个纯粹乐观主义者，他在室内乐的表现却与交响曲大异其趣，室内乐尤其是晚期的弦乐四重奏，还有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都有一种相当低暗、晦涩甚至悲观的倾向，德国音乐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曾说，贝多芬的交响曲是对人类发表演说，演示人类的生命的统一原则。照阿多诺的说法来看，贝多芬的生命基调是热情的、积极的，他的交响乐是生命基调的正面发挥。他的室内乐所面对的是自己，生命中总有一些不是那么光彩绚丽的东西，他对生命美好的信念，虽屡经如宗教坚信礼式的考验，但在某些紧要的关头，总不免还是有些不安与怀疑的成分，因此他晚期的室内乐与钢琴作品，比起他的交响曲来，反而复杂许多。
       不能从单一或片面的角度来看贝多芬的作品，也不能用这个方式来看贝多芬这个人。我们在“处理”贝多芬音乐的同时，往往不能抛弃“自己”，这个“自己”包含了贝多芬的自己，与我们欣赏者的自己。也就是说贝多芬在作品中容下了他的自己，而我们在欣赏他作品的时候也容下了我们的自己，他的作品不只是他生命的投射，在我们欣赏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波澜不断的一生，我们一生中不是有时相信、有时怀疑，有时笃定、有时不安，跟贝多芬完全一样吗？不论我们喜欢贝多芬或不喜欢贝多芬，其中有一个因素不能遗漏，那就是，贝多芬的艺术充满了他自己，也充满了我们。

《巨星之心：莎宾•梅耶音乐传奇》

台湾出版单簧管女王莎宾•梅耶唯一传记，中文（繁体）版。
这本传记纪录了莎宾•梅耶的掘起历程与发展，细数了舞台明星台上台下的全方位面貌。
她热爱艺术更享受生命，带给世人对单簧管的全新定义与想像；
她的生命故事也如同她演奏的旋律，美丽并动人。
多幅珍贵生活照独家收录，卡拉扬与柏林爱乐间知名“梅耶事件”始末全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