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源普洱茶<二>
易武印象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达到了易武。来自北方的寒流紧随而至，当地人称这是一年中最冷的三天。许多老人怀抱一种叫“烘笼”的暖具，哆嗦在屋角闲谈。
在景洪市旅馆爆满的时候，易武并没有旅游者，只有三五成群的狗，来回打量着每年要看365天的这座高山上的小镇。海拔1300米的易武，四周的群山被浓雾包围，当地人认为最寒冷的天气，我个人认为气温仍在10度上下。因此，我们并不急于找到旅店避寒，而是乘天色还亮，在村里转悠着。
易武分为新城和老城两个部分。新城在一条狭长的谷地中，而老城则位于山顶上。居民最多不超过5000人。而在茶叶贸易最盛的时期，这里的人口据说曾高达10000人以上，200年之后，普洱茶的故乡易武，大大地衰落了，沦为深山中一个引不起现代人关注的小村落而已。它仅有的一条街道，两旁稀稀落落地盖着木屋，少部分混凝土房屋。我们在街边甚至拍到一群在火塘边烤火的猪，安静地睡着。离猪不远的地方，是一块新立的纪念碑，纪念这里曾打响了解放西双版纳的第一枪。
翻越了一道山梁，我们进入易武老城。说是老城，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村。
黄昏时分昏暗的光线，正在慢慢从眼前的建筑物身上退去。但依稀仍看见一栋巨大建筑的剪影出现在视线中，这是易武的关帝庙，大约有百年左右的历史。环顾四周，这恐怕是最为古老的建筑了。关帝庙当初的规模一定很大，它有高大的台阶，石阶十分光滑，可以想象出当年的香火该是多么旺，这些香火如今被定格在庙里被熏得乌黑的椽子、柱子之上。庙堂中央立着一块碑刻，记述在道光年间发生的一起茶叶纠纷审理案件的始末。碑文为并不工整的楷书，字迹也不太容易辨认。我猜，这块碑所记述的案件，当年一定曾轰动了整个茶山，很可能案件所确立的交易标准，就是易武茶山的交易标准。几天的访问证实，这是古代易武残留给今天的最后一块完整的碑刻。
关帝庙附近，出现了一批崭新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在山顶之上，人们建立起了一所小学。昔日大茶商的后代们在这里学习着与茶无关的知识，长大后走出茶山，成为记者、医生、科学家，然后很可能再回头思念家乡的茶叶，事物的循环大概就是这样了。
操场上传来的狗叫的声音，一条可爱的狮子狗用抵御性的吠叫向我们表示欢迎。小狗身上的绳子，联系着一个大约8岁的孩子。
“你们是外国人吗？”
“是”
“那为什么你们的头发是黑的呢”
“染的”
我突然想起那位胖而健谈的中巴车老板，她介绍过，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不喜欢去植物园，却愿意踏着黄灰来易武找寻茶文化的蛛丝马迹。就在几天前，一位日本人刚刚离开易武，他考察了大约3个月，用相机、纸笔积累了大包的资料。这位日本人是如何得知易武的？他在银座喝茶，偶然喝到普洱茶，他深思熟虑，沉吟良久，茶香在唇边久久回味，绕梁不绝。无形中，在易武与东京之间，出现了一条微弱的连线，顺着这条连线，日本人来，顺着连线，日本人去。他搜集的资料，将变成关于易武地区最详细的日文资料，用片假名写成。我讨厌日文，希望看到中文，但事实是，关于易武，你根本不可能找到更多的中文讯息，所以，就象别人不能代替你小便一样，你必须亲自到场。
易武的夜晚比昆明要到来得晚一些，我们踏着石板路前进。马蹄印在石块间均匀地分布着，提醒我们这里是著名的茶马古道的起点。
当年的马帮是怎么来的？在老家的时候，我听说过不少关于石屏人“走西头”，也就是进易武做生意的事情，这些事情更多是悲惨的：很多人死于“西头”的瘴气、毒蛇以及土匪的枪下，我故去的外公也曾回忆，在枯燥的马帮之旅中，没有水做饭，就把芭蕉树整棵拔下，然后几个人合力拧，直到拧出汁，滴进锅里够煮饭为止。
即便如此艰苦，但生意人仍然乐此不疲，他们用裤带栓着头颅，奔走于他乡异地，换回了汗渍浸透的银圆。
200年后的我，坐着飞快的汽车，快速走完他们必须用三个月走完的行程。一切，都是快餐式的，包括我的印象，我的思考，所有的照片，乃至文字，都在21世纪变得太快餐了。
一位穿着红色毛衣的青年妇女站立在一扇高大的门边，她身后鲜艳的春联，把作为背景的深宅大院对比得更为深邃。这里是当年的县衙，也是著名乡绅王少和的宅第。我们承蒙邀请，进入院中观摩。大院确实有些年头，院落里最新的东西，是挂在天井中央的猪肉。我们见到了西双版纳雕刻最精美的柱础。宛如茶罐的形状，周边被磨得光亮，如同那些当年被打倒的资本家们脚上皮鞋的光泽。
这所县衙出现在偏僻的易武，说起来也算易武的一桩伤心旧事。
民国年间，作为西双版纳汉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易武镇很自然地成为了该地区的首府。那时，今天的勐腊县有一个汉文名字——镇越。解放前夕，正是汉人王少和风光的时候，他坐镇易武，管辖着方圆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好景不长，1951年解放大军急风骤雨般解放了镇越县，王少和被带往昆明羁押，随后身死外地。镇越县不久迁往勐腊，易武从高空中直线下落，成为该县最偏僻的乡镇之一，昔日的风光成为过影云烟。40年后，历史从尘封中醒来，才发觉王少和不但不是罪人，而且是解放西双版纳的有功之人。
今天，县衙的高大的墙壁上，写着几个这样的字“只生一个好”。
天擦黑时，我们被热情的何先生邀请到他家做客。何先生家是制茶世家，以做“七子饼茶”闻名，与外界长期有生意上的往来。我们的外地人打扮，可能使他产生了错觉。但当得知我们仅仅是为了采风而到易武的情况后，他仍然十分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易武茶，并泡了刚做的茶叶给我们喝，果然是醇香味厚啊。何先生的口音几乎与600公里外的石屏本地口音的一模一样，很难想象他家是嘉庆年间就搬来此地，比如，他把“XIU”读为“SU”，把“ER”读为“LER”，以及不时使用“易为”（石屏方言，容易的意思）这样的词汇，让我感觉十分亲切。
我们提出要拍些照片，何先生带我们去楼上的仓库参观。没想到“七子饼茶”的包装，竟然还沿用马背的规格来进行。一背，就是一件，售价要500元人民币。单块的“七子饼茶”则卖到20元一饼。何家的窗外，正对着云雾缭绕的茶山，我们恳求何先生带我们去看看茶树。他推荐了另一位叫做胡明忠的本村人，当天晚上，找到胡老先生，70多岁的他爽快地同意了。
易武的旅馆非常少，来回搜索了几遍，才决定住在一个叫“梦乡缘”的客栈。10元每晚，还是单人间。
寻访茶山
第二天清晨，浓雾仍然没有散去，9点钟醒来，在胡先生家吃过早点，一起走入深山之中。
70高龄的胡明忠先生一生制作茶叶，是当地仍掌握传统制茶工艺并拥有古茶树的少数人之一。他的茶树位于4公里以外的深山老林之中，据说那些黑黝黝的森林中，经过数百年的捕杀之后，还能偶尔看见野猪、麂子之类的兽类。胡先生介绍，年轻时这些山林中甚至可见到老虎，这里的老虎从地域上讲应属孟加拉虎，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大型动物已不堪忍受与野蛮的人类为伍，不知往那里去了。（另据统计，中国野生老虎数量目前已不足10只）。
脚下这条泥泞狭长的道路，胡先生走了几十年。尽管比我年长40岁，但我们还是跟不上他不紧不慢的步伐，跟随他走入大山，我们知道，也就走入了普洱茶悠远的历史。
远在1000年前，濮人，也即今天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已在这一地区开始发现并种植茶树，截至唐代(公元618—907年)，西双版纳地区的茶叶开始销往四面八方。阮福所著《普洱茶记》记载道：“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所谓西蕃，我个人认为就是今天的西藏青海地区。
从唐代开始，版纳地区出现了一条细小的与外界通达的贸易路线。其主要销售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北部（相对于西双版纳）广大区域。宋代(公元 960—1279年)除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当时的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广西以普洱茶与宋朝作茶马交易，并运至中原和江南一带，江南的达官贵人无不对上乘的“紧团茶”赞不绝口。宋朝名士王禹系品尝了芬芳浓郁的曹洱茶后，曾写过一首赞美诗：“香於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诗中所指“圆如皓月”，就是普洱紧团茶。元代(公元1206—1368年)，普洱茶已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白夷》（指傣族） 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相互贸易”。
民间在普洱进行茶叶交易的年代甚为久远。《滇云历年志》载：“六大茶山产茶 ……各贩於普洱。……由来久矣”。普洱茶这一名词是由民间茶叶交易而形成，正式载入史书则是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 明人谢肇制在《滇略》中说：“士庶所用，皆普洱茶也”。《新纂云南通志》指出：“‘普洱’之名，在华茶中所占的特殊置，远非安徽、闽浙可比。”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因为作为贡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地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此时，以“六大茶山 ”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年产乾茶8万担，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仅销往西藏的普洱茶就达3 万担之多。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兴旺，仅慢撒茶山 （易武）就年产5千余担。在西双版纳广袤的沃土上几乎家家种茶、制茶、卖茶。茶山马道铃铛终年回荡，商旅塞途，生意十分兴隆。
清朝中期，朝廷在茶叶集散地普洱府设立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和贸易，普洱便成为茶叶 精制、进贡、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普洱茶这一美名，便名震天下。
出产普洱茶的六大茶山如下：攸乐（今天的基诺山）、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今天的易武）。
就这样，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初年 (公元1821—1875年)，普洱茶的产销盛极一时，商贾云集普洱，市场繁荣。最高潮时，国内每年都有千余名藏族商人到此买茶。印度、缅甸、锡 兰（斯里兰卡）、暹罗（泰国）、柬埔寨、安南（越南）等东南亚、南亚的商人也前来普洱做茶叶生意。每年有5万多匹骡马牛帮商队奔走在千山万水之间，马铃牛梆之声，终年不绝于耳。
然而好景不长，清朝后期，由于苛捐杂税太重，普洱茶开始出现衰落。茶商无利可图，茶农不堪重赋，便弃茶另谋它业，马帮也改走它途。屋漏偏逢连夜雨，，六大茶山又连遭大火焚烧，茶树焚毁，疾病流行，六大茶山茶叶产量锐减，逐渐萧条，整个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产量由年产8万担减至5万担。
20世纪以后，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呈下降趋势。尽管民国年间为恢复茶叶生产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1936年后印度茶、锡兰茶开始大举进入国际市场，普洱茶在东南亚的出口受到极大影响，年产量降至3万多担。
抗战期间，日本人占领中南半岛，云南茶叶的外销路线被彻底切断，茶农纷纷迁徙外地，繁盛一时的大茶庄先后倒闭，普洱茶在近代的辉煌，从此告一段落。
胡先生苍老而坚定的背影继续在前面走着。
回顾普洱茶由盛及衰的历史，似乎总让人不胜唏嘘。但在这段历史中唱主角的那些大茶商和他们与普洱茶有着盘根错节关系的商号，却时时能突然拔高回忆者的兴致。说起商号，就不能不提到“刘汉成”这三个字。
刘汉成是内地汉人，普洱茶在国内外初露峥嵘的乾嘉时期前往易武谋生。刘的老家石屏，并不产出茶叶，但却常养育出大商人。刘汉成先生在短时间内对茶叶了如指掌，1724年，开设了贸易商号，这家商号，就是日后茶叶收藏界言必称道的“同庆号”。
同庆号茶庄于1736年在易武正式设厂制茶，直至解放后被收归国有，制茶历史长达百余年。其所出产的同庆号圆茶，分为内票和内飞两种。1920年以前是“龙马商标”，之后则是“双狮旗图”。两者以1920年以前的茶品为绝品，即“同庆号老圆茶。”
同庆号老圆茶采用最好的竹箬包装，表面是浅金黄色，捆绑所用竹篾及竹皮，颜色与竹箬相若。包装为马驼形式的竹箩。其茶筒顶上面片，用金红色朱砂写着“阳春”两字，右边的一直行是“易武正山”，左边一直行是“阳春嫩尖”，中间一行字大，乃墨写的“同庆字号”四号。每筒的每饼间都压着“龙马商标”内票一张，白底，字为红色。图上方写“云南同庆号”，中间为白马、云龙、宝塔图案，下方署“本庄向在云南久历百年字号所制普洱督办易武正山阳春细嫩的白尖叶色金黄而厚水味红浓而芬香出自天然今加内票以明真伪同庆老字号启”字样。该茶品汤色为深栗、但透澈，有兰香，入口水路细柔滑顺。
与易武另一著名商号福元昌的普洱茶那气势非凡的品质相比，同庆老号圆茶幽雅内敛，绝冠群伦，是极柔和性的优美茶品，被视为国宝绝品，享有“普洱茶后”美誉。
这些茶品，长期以来受到香港商人的青睐。香港的“金山楼”等茶楼，素以经营普洱茶历经几代人而名，多年前这些楼主店面歇业，关仓走人，前往美国另辟商途。1996年，这些茶楼主人返港，开仓处理家产，结果发现仓中存有同庆号、敬昌号、江城号、红印、绿印甲乙等上好普洱茶，其中以同庆茶叶最为珍贵，于是开始倾力销往台湾及其海外各地。
面对这等天赐之物，普洱茶茗者和收藏家顿时以为天堂之门洞开。那一年，“金山楼”和“龙门茶楼”两家出仓的同庆号老圆茶，存时已近百年，台湾的普洱茶收藏家如获至宝，当即筹划成立“同庆号普洱联谊会”，共同举办同庆号普洱茶品茗及评鉴活动。
由此，大约可见同庆茶品的地位了。作为一名穷光蛋和普通茶叶爱好者，到达易武，我不但没有喝到“同庆”茶的福分，就算是能看到“同庆号“旧址的希望，也早就破灭了。因为胡先生告诉我们，文革时期的铁拳，把这些资本主义的“垃圾”，清理得一干二净。同庆号如今连块砖瓦都很难找到，刘汉成的后人，也离开易武，除了喝茶，大概不再与茶叶发生任何联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