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周年诞辰，《思乡曲》中忆人民音乐家马思聪卞祖善/文 音乐周报
1929年12月22日，中国少年小提琴家马思聪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莫扎特《降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268)，由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i，1878-1946)执棒。
上海各大报刋对马思聪的演出活动争相报道，马思聪被誉为“中国音乐神童”，“音乐神童马思聪君，自回国在港、粤、沪各地表演后，深得社会人士之赞许……”(上海《申报》)。
此前，马思聪在广州、香港、南京等城市举办的独奏会，好评如潮。广州《民国日报》称：“马君天才，名副其实，技艺已造极峰。”香港《行政公报》报道：“马思聪的演奏使他跻身于世界小提琴的佼佼者之列。”南京《中央日报》评论：“神技一奏，全场屏息凝听。其顿挫抑扬，令人神志飘逸。”
马思聪是登上上海工部局乐队音乐会舞台的第一位东方小提琴家。作为“技艺已造极峰”“跻身于世界小提琴的佼佼者”，他与纷至沓来的国际知名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克莱斯勒、海菲兹、西盖蒂、津巴利斯特、蒂博等大师比肩，在上海这座“充满了梦想与冒险的都市”(克莱斯勒语)展示其高超的小提琴艺术魅力，此乃划**之创举——中国小提琴艺术史的第一里程碑。
然而，称马思聪君为“神童”不啻为谬赞，实属误会。
留学法国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幼年时他对音乐已有浓厚爱好，喜欢吹口琴、弹月琴等。1923年，大哥马思齐自法国带回一把小提琴，马思聪非常喜爱。同年冬，他跟随大哥赴法国学习小提琴。
面对技艺艰深、文献浩如烟海的小提琴世界，11岁方才起步未免为时已晚。况且学琴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3年内他换了5名教师之后，方才考取法国东部的南锡音乐学院专攻小提琴。这对一般的琴童而言，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然而马思聪酷爱音乐，刻苦钻研，每天练琴五六个小时。对这一段经历马思聪不尽满意：“论提琴则弓的运用是错误的……最得益的要算视唱和乐理。”马思聪听觉敏锐，演奏的音准备受夸奖，为日后深造奠定了专业基础。他在南锡音乐学院大考演奏帕格尼尼协奏曲获得最优第二奖，此后，师从巴黎国家歌剧院首席保罗·奥别多菲尓(Paul Oberdoerffer，1874-1941)继续学习小提琴，并随奥别多菲尔夫人学习钢琴。马思聪庆幸地说：“这回才得一位正派的教师，把我从歧途改转来……我所得的东西，无论直接或间接，多由他赐。”
1927年秋，马思聪以拉罗《西班牙交响曲》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布舍利夫(Boucherif)小提琴班，成为第一个考入巴黎音乐学院的中国人。他每天练琴六七个小时，演奏技巧与曲目积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成绩斐然。1929年春学成归国，他在上述粤、港、沪等城市演出，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
然而在当年的一片赞扬声中，有一份左翼刊物(《大众文艺》1930年2卷3期)发表了《听马思聪的音乐会》一文，表面上宣扬马思聪是“我们的天才”，实际上却把马思聪列为在外国从事“学习音乐的有闲资产家”，把马思聪音乐会归结为在中国“提倡西洋音乐”，是为一部分**和有产阶级服务的。这恰恰预示了马思聪的艺术人生将不断经受社会政治思潮和风暴的冲击，而且愈演愈烈，终致其不得不遭遇死里逃生的厄运。
1931年初，马思聪再度远赴法国，师从作曲家扬科·毕能蓬(Janko Binembaum，1880-1956)专研作曲，经历反复严格的训练获得了和声、作曲的奥妙，艺术修养与哲学视野亦得到全面的充实和提高。
烽火年代的艺术之路
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华民族浴血奋战、艰苦卓绝而漫长的斗争年代里，马思聪并未像文艺界左翼人士断定的那样“好像天上落下来的宝石，非落到美丽**手指上不会发亮”，而是将其小提琴的演奏生涯和音乐创作与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成长为一名不负**使命的杰出音乐家。
1932年初，马思聪结束第二次赴法学业后返回祖国。1932年春，马思聪与同乡、留法同学陈洪创办私立广州音乐学院，任院长，教授小提琴、钢琴和视唱练耳。同年，马思聪和钢琴家王慕理(1910-2000)在上海结婚；翌年，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奔波于沪宁之间。
1936年5月，马思聪偕夫人抵达北平。此次北平之行，让他领略了京韵大鼓节奏、旋律之奇特自由，风格新颖。马思聪从收集大鼓的曲调开始，不断地收集祖国各地的中国民歌。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思聪与家人(有时甚至还要带上几个学生)颠沛流离，辗转于云、贵、桂、川各地，坚持创作、演出、教学和指挥。不论环境与条件多么艰苦，马思聪义无返顾地投入大后方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中，创作了二十多首抗战歌曲和描写七步硝抗敌斗争的《石鼓口大合唱》(1944)。代表作有《战歌》(梁宗岱词)、《战士们，冲锋啊！》(克锋词)等，还有一首用粤语谱写的《武装保卫华南》(欧阳山词)，曾在广州地区广为流传。作曲家还经常在广东广播电台教唱抗战歌曲。
在接受了严酷的抗战斗争的洗礼与磨砺之后，马思聪坚定了艺术人生的方向：“中国的音乐家们，除了向西洋学习技巧，还要向我们的老百姓学习，他们代表我们的土地、山、平原与河流。新中国的音乐不会是少数人的事，它是蕴藏在四万万颗心里头的一件事。”(马思聪：《中国新音乐的路向》，原载《新音乐》1946第6卷第1期)
抗战时期，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要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在向广大听众普及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和世界名曲的同时介绍自己的作品。他经常举办为抗日救亡活动募捐义演，单在桂林他就为抗战募捐举办了近10次独奏音乐会。闻名遐迩的《思乡曲》，谱写了亿万人民思乡忧国的家国情怀，是一首抒发了民族灵魂的诗。
抗战胜利后，受到民主运动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马思聪谱写了一系列大合唱。1946年，马思聪和作家端木蕻良合作《抛锚大合唱》和《民主大合唱》，及时抨击镇压民主运动的**当局，声援民众的正义斗争。《民主大合唱》由当时正在贵阳的“演剧四队”演出，舒模指挥，马思聪钢琴伴奏(可惜钢琴伴奏谱已佚失)。他和诗人金帆合作，连续完成了《祖国大合唱》(1947)和《春天大合唱》(1948)。作曲家在《祖国大合唱》中采用了陕北郿鄂的调子，象征着光明将从延安方面来。马思聪亲自指挥《祖国大合唱》在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和中山大学的演出，受到四千多名听众的热烈欢迎，唱完之后又从头到尾唱了一遍。《祖国大合唱》很快传遍了祖国的各大城市，香港、南洋、日本都在演唱。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马思聪还坚持在器乐曲创作领域勤奋地耕耘开拓。代表作有《B大调钢琴三重奏》(1933)，《摇篮曲》，3首《小提琴奏鸣曲》，《第一回旋曲》，《绥远组曲》(后改名《内蒙组曲》，含史诗、思乡曲、塞外舞曲三章)，《钢琴奏鸣曲》，《第一交响曲》、《西藏音诗》、《跳神》(又名《秋收舞曲》)，《牧歌》和《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944)等。
作家徐迟曾目睹马思聪在防空洞中创作《第一交响曲》的情景。马思聪满怀信心地说：“写这一首交响曲的动机是明显的——爱国精神、民族风格和英雄气概。”“我想，在交响乐里，我该写我们这浩大的**、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奋斗、忍耐与荣光！”这是一部纪录中华民族抗日烽火年代的音乐史诗，是中国作曲家驾驭古典交响乐套曲形式获得成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