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莫扎特音乐的深层人文向度之二:包容与超越
更进一步,莫扎特的第二个深层人文向度,是他音乐中对人性幅度的宽广包容性和观察人性所独有的超越角度。而这个方面的最佳例证,非他的歌剧创作莫属。正是在歌剧领域中,莫扎特显示了远比贝多芬更为宽广和全面的包容性。莫扎特享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音乐戏剧家的美誉,其原因在于,他不但能以“入乎其中”的同情心态体察人物的喜怒哀乐和人世的悲欢离合,而且还能以“出乎其外”的超越眼光洞穿人情世故的内在品质。因此,莫扎特歌剧人物的音乐塑造,除了“栩栩如生”的生动感之外,还具有令人回味的温情感、反讽性乃至一丝淡淡的嘲弄意味。与莫扎特相比,贝多芬在音乐中体现人物日常生活、表达人类世俗情感的能力就有些捉襟见肘。贝多芬只擅长表达升华性的情感,只对人类最严肃、最重大、最深沉的心理领域发生兴趣。他一生只写过一部令他禅思竭虑的歌剧《费岱里奥》。当他在其中必须面对许多世俗的场景和喜剧的因素时,他的手脚就不免显得粗大笨拙。然而,对于莫扎特,描写人世百态,刻画市井人物,那是他最胜任愉快的事情。似乎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他一个人身上,或者说他有能力化为一切不同的人物。无论是年少怀春的凯鲁比诺,还是聪明到有点自负的男仆费加罗,无论是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唐乔凡尼,还是卑微而不起眼的捕鸟人帕帕盖诺,莫扎特都能用包容而同情的眼光看待他们。如果说贝多芬的音乐往往给人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俯瞰人生,则莫扎特的歌剧是更多以平视乃至全方位的视角洞察和透视人物。
不仅如此。莫扎特的歌剧除了描绘具有广阔社会幅度的人物群像之外,还提供了某种秘而不宣的人生哲学与豁达超越的生命态度。在风俗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莫扎特嘲弄了社会等级的荒谬和人性的顽劣,但他通过伯爵夫人的高洁音调,引导着众人摆脱庸俗的日常喧闹,在这个谈不上完美的人世中,让我们“听”到人心向善的可能性。《唐乔凡尼》塑造了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个人英雄,虽然他最后遭到报应,但是他的个人魅力和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却给后人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女人心》深刻质疑人类感情的可靠性,但在讽刺时又带着无奈的理解和微妙的同情。而在集莫扎特音乐风格之大成的《魔笛》中,所有人物,无论地位尊卑和智力高下,都有可能获得智慧和美德,并企及人性的觉醒——这种博爱和平等的启蒙精神不仅反映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中,而且也用音乐的风格和语言予以直接展现。在这些莫扎特的优秀歌剧中,我们看到了如此丰富而多彩的人生图画,但使所有这一切染上特别色彩的,是莫扎特音乐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包容一切、理解一切而又超越一切的客观同情心态。
七、尾声:莫扎特的多维时间性
或许,莫扎特音乐中的性格复杂性和情感包容性,使莫扎特与每个时代都会发生关联,因为每个时代都能在莫扎特身上找到所需要的元素。但是,莫扎特音乐中那种对人性弱点的透视和理解,以及对人生命题略带悲观的疑虑眼光,似乎特别能够唤起我们现代人的共鸣。分析到最后,甚至可以认为,莫扎特音乐的内在性质其实比贝多芬更加“现代”。他的音乐从来不像贝多芬那样“势不可挡”,其骨子里很多时候充满了无奈和阴影。总体而论,莫扎特对待人性的态度比贝多芬更加微妙、更加多变,也更加复杂。20世纪以来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惨剧,经历了核弹威胁的恐怖和冷战对峙的不测,我们在看待世界和生活时,早已不再像19世纪那样乐观和天真。于是,我们现代人和莫扎特之间,达成了某种特别的默契。但另一方面,莫扎特即便是对生活产生严重的怀疑,他也从来不会放弃憧憬,不会陷入绝望,不会走向暴怒。说到底,莫扎特毕竟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儿子。他的某些精神特质与“现代人”有缘,但“现代人”却不再具备莫扎特般的宽容、睿智、超脱和达观。故此,我们看到,莫扎特的音乐具有奇异的多维时间性。他的音乐语言和音乐风格是18世纪的精粹结晶,但他通过音乐作品表达出来的心灵感受和人生态度,却不仅具有特别的现代感,而且还超越古今,直接指向了永恒。
[演讲者简介]杨燕迪,1963年生。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博导)。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音乐文化史”特色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政协委员。先后于1983年、1986年和1994年获得学士、硕士(导师谭冰若教授)和博士学位(导师钱仁康教授)。曾留学英国,并在美国和德国进行学术研究。发表有关音乐学基础理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批评等方面的著译近200万字。曾获得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的多种荣誉称号与学术奖励。
http://www.sin80.com.cn/Class/Musicology/200908/082544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