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空山只月明
——高奇峰的诗与画
◎王 嘉
◎《中国美术研究》2013年第01期
从“诗画”的立场研究中国文人绘画,不能离开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二是中国绘画发展史。卢辅圣的《中国文人画通鉴》更是把“文人画”和“文人之画”分别对待,认为“从宗炳到王维,显示了文人之画对自身品格的追求,逐渐由对态度、功能的侧重,转向对胸次、趣味的侧重。”如果把追求诗、书、画、印的综合审美效果,尤其是追求“诗情画意”作为文人绘画的重要内容,那么,在唐代王维的诗画实践和宋代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理论总结之后,对诗意的关注和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中国传统绘画品质的重要标尺。20世纪中国绘画史研究领域,“诗画”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也许有时候它被分割为“诗中之画”、“画中之诗”,或“诗人之画”、“画家之诗”之类的独立研究单元,但是相对于文人绘画这个总课题来说,所有相关的独立研究单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有着深厚传统教养文人画家,即便不是一个纯粹意义的诗人,至少在表达诗情、追求诗意、寻章摘句、往来吟哦等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和修养。岭南画家高奇峰(1889—1933年)就是一个例证,他是不以诗名而显的诗人,是追求诗意的画家。是在诗和画的双重领域吸取营养,并通过绘画和少量的题画诗表达出对“诗情画意”的精神追求。
一、诗意:中国古代艺术的最高机件
高奇峰在岭南画家中的地位之高,可谓众所瞩目。遗憾的是,他在艺术人生的黄金之年,不幸与世长辞,1933年12月18日(农历11月2日)病逝于上海大华医院,享年44岁。其后,国民**颁发命令,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发治丧费二千元并派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前往致祭。1934年2月10日,他的遗体由高氏家族葬于广州河南新凤凰岗基督教坟场。后在孙科、蔡元培、于右任、孔祥熙、吴铁城等的建议下,于1936年12月27日移葬于南京栖霞山。在1934年出版的《高奇峰先生荣哀录》中,至今犹可见到亲朋至友、**要员以及各界名流对高奇峰的尊敬和怀念。1934年秋,国民**主席林森为高奇峰题写了“画圣高奇峰先生之墓”。“画圣”之说,尽管有学者认为不妥,至少它也足以说明高奇峰在当时画坛的影响力。高奇峰曾经执教于岭南大学,早在1932年6月18日,他就被国民**聘为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而他在1933年的最后一次上海之行,也是应邀前往商议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事宜,并拟从上海前往欧洲。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高奇峰在绘画艺术上将必然会有更大的成就。
属于高奇峰本人的著述,迄今常见的只有《美感与教化》和《画学不是一件死物》等两篇文章,均见载1934年出版的《高奇峰先生荣哀录》。尽管这两篇文章的篇幅都不长,并且都不是专门谈到诗与画的关系。但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至少可以看到高奇峰在“诗画”方面的一些认识。大致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绘画的“美感”体验,来自于艺术的想象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于“诗趣”的产生。在《美感与教化》中,高奇峰谈到:“美感者何?将见闻之事实或过去之印象加以一己之构思与及学力之经验,融会贯通,不可方物,其籍工具以表露于外,极错综变化之能,由规矩准绳而达到神而明之的境界,则所谓美术也。譬如,见了一只荔枝,其鲜艳嫣红之色素……亦清亦香的气味,联想到那荔枝丹砂万颗星缀树中,与绿叶婆娑相映成趣,及它生产地之粤岭风光,便发生无限诗趣……”绘画之美,与诗文之趣,在精神的意义上有着相通之处。
2、绘画的“教化”之功,有着“诗教”的社会效果。并且,在传播的意义上,填补了诗所达不到的空白。在《美感与教化》中,高奇峰谈到:“传记足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形。赋颂可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惟图画之制可以兼之”。高奇峰通过转述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这个观点,认识到绘画的比德之喻,并不亚于诗的比德之功。“木兰蓿莽比志向之坚贞,翠竹苍松表凌寒之节操”、“所以画虽一艺,其中存有大道,具有万理。”这就在社会功能的意义上,为诗和绘画之间搭建了相互沟通的桥梁。
3、绘画像诗一样,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审美价值。高奇峰把绘画分为“抒情寓意”和“寄托比兴”两大类,他在《美感与教化》中认为,“无论抒情寓意,寄托比兴,各体的画都注意兴复人的美感”。在《画学不是一件死物》中,高奇峰还谈到:“以真、善、美之学,图比、兴、赋之画”,这显然又是把绘画之真、善、美,与诗中的比、兴、赋放在同样的话语平台。可见,诗画之间的关系,在创作方法和表达技巧上也有着可比之处。
4、高奇峰认为,诗意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最高机件之一,是学习中国古画过程中必须虚心接受并保留下来的重要因素。高奇峰在谈到学习中国古画和兼而研究西洋画,共取所长的时候,对中西绘画的各自优势,进行了详细的罗列。他在《画学不是一件死物》中谈到:“我从前是单纯学习中国古画的,并且很专心去模仿那唐宋各家的作品,后来觉得其优美之点固多,然倾向哲理,也易犯玄虚之病……所以我再研究西洋画之写生法及几何、光阴、远近、比较各法,以一己之经验,乃将中国古代画的笔法、气韵、水墨、赋色、比兴、抒情、哲理、诗意,那几种艺术上最高的机件通通保留着,至于世界画学诸理法亦虚心去接受,撷中西画学的所长互作微妙的结合,并参以天然之美、万物之性,暨一己之精神而变为我现在之作品。”在高奇峰看来,中国古代绘画的精髓内容,不但包括笔法、气韵、水墨、赋色、抒情、哲理,还应该包括“比兴”和“诗意”。
5、高奇峰曾经引述过的诗文,纵跨了《诗经》以下的若干朝代。仅在简短的《美感与教化》中,就出现了三处。比如《诗经·卫风·伯兮》之“焉得萱草,言树之背”、北宋诗人苏轼(1037—1101年)的《食荔枝两首》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南宋词人韩元吉(1118—1187年)的《醉落魄(荔枝)》词之“故人莫恨东南别,不寄梅花,千里寄红雪”等,从中可以看出高奇峰对古代诗文的熟悉。
二、高奇峰的题画诗
跟那些能诗擅画的文人画家相比,高奇峰的题画诗不算多。一方面,高奇峰似乎更强调“诗情画意”的内在结合,而不太愿意像某些画家那样“逢画必诗”。在高奇峰看来,有题画诗,固然很好。没有题画诗,也一样可以通过画面的其他视觉元素表达出应有的诗意。另一方面,高奇峰显然确实也没有在诗文创作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他的诗文创作之数量,莫说不如岭南画派之陈树人,即便是他的兄长高剑父,在诗文创作方面也比他更有热情。在赵少昂的《高奇峰先生小传》、何勇仁的《画师高奇峰》等评述文章中,完全不谈高奇峰的诗文创作。而在孙科、蔡元培、经亨颐、叶恭绰、林森、于右任、徐悲鸿、何香凝、黄宾虹等36人联合撰写的《高奇峰先生行述》中,也是仅有“先生博学多通,绘事之余,兼擅吟咏”的简短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