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籍有关的点点滴滴（《白鹿原》） [复制链接]

《奥登诗选：1927—1947》品读会（单向街书店）

（文章很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马鸣谦

嘉宾：王家新、朵渔、蓝蓝 (北京朝阳区爱琴海购物中心 单向街爱琴海店)

      主持人：大家好，首先欢迎各位到来单向空间书店，也是慕名已久的书店，确实名不虚传，很有文艺气质。我们出版社请来了当代诗坛三位非常有名的诗人，著名诗人蓝蓝老师、著名诗人王家新老师，他也是我们这本书的审校者，对这本书的出版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位是来自天津的批评家朵渔老师。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来三位知名的诗人一起举办这场《奥登诗选：1927—1947》品读会，我是这本书的责编，我就来做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我是去年刚刚进入译文社，这是第一本比较重头的书，我本身自己对于奥登，对于诗歌很有兴趣。首先从内容上讲，奥登的诗是重要性和趣味性结合得非常好的诗，尼采说一个人变得成熟的标志其实是儿童玩耍时的严肃感。有人说他的游戏的态度理解他的钥匙，我觉得奥登写诗注重趣味性的同时，他的诗歌非常注重一种重要性，这种趣味性跟重要性结合起来，就给人崇高感。这种崇高性又让奥登变得不那么容易接近，我编辑的时候有好多诗读了好多遍，也没有头绪，但是每一遍读都会获得新的灵感，新的感触，文学的崇高或许就是读者的崇高，读者必须推迟阅读的快感，放弃简单的满足，是一种迟缓满足更大的回报，我觉得奥登的诗完全达到了这一效果。
    奥登的名声很大，在诗坛是举足轻重的作家，这本是上卷，这样一部大规模的相对非常全面的一本诗选集，不是说大话，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汉语翻译史上的空白。它翻译的责编难度很大，导致这本书出版也有市场顾虑，所以到现在才出版，这对于我们译文出版社，对于我们国内译界来说也是一种契机。我们社出书有更大的考虑，书籍很多，要出站得住脚的书籍，做奥登这样的诗集哪怕不赚钱也是很值得做的。而且这本书期待的读者群是更为高级的读者群体，而不是读完一两次就扔的泛泛读者。
    这本书另外一个特点，它注释非常详尽，有八百多处注释，马鸣谦和蔡海燕老师一起共同完成这部诗歌的翻译工作，蔡老师是浙江财经学院研究奥登的学者，马老师自己也是创作者，他写诗，也写小说，已经出版过一部小说，我们又请王家新老师来做一个审校，我相信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合作状态，让这部诗集呈现出无愧于我们出版标准的作品。下卷明年上半年出版，奥登文集有五卷，还在翻译中，大家可以期待。
    下面我将时间交给三位嘉宾。这次阵容比较特别，三位嘉宾都是国内诗坛有名的诗人，先请几位简要概括性的谈论一下各位对奥登多年来的感觉，或者说你们三位在创作过程中，奥登对你们起到怎样的积极影响。

    王家新：奥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可以说是说不尽的奥登，他也达到了莎士比亚的份上，说不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我自己切身经历过奥登对我作为一个诗人的影响，我想有三点。当我上大学第一次读到奥登，查良铮翻译的奥登。对我最有影响的其中一句诗是穆旦翻译奥登的《战时》，“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完成过”，这是奥登的一句诗。看上去它不那么富有诗意，但是对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在文革那个压抑的时期，很屈辱的时期，因为父母出身不好，一直被排斥在边缘，很压抑，很屈辱。但是李白的一句话支撑了我，天生我材必有用，给了我至关重要的生命的支撑，当然也形成我生命中比较孤傲的性格。

上了大学，读到奥登的诗就不一样，他完全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自身的存在，他讲人的一生从来没有完成过，当时一下子切合我内心中某种东西，我对生命中某种感知的东西。我们阅读不是那么被动的，我们阅读也是创作，在改写，我就把奥登这句话改写了一下，他讲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完成过，到我这成了更多的东西，就是必须去完成，而且朝向这种不可完成。他也内化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一直在激励着我向前走。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生命形而上的认识，另一方面他有些精神力量，不可完成，但是要朝向这种不可完成，必须去完成，纵然它不可完成，不能完成。这是大学期间，奥登这样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深，它甚至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在我的生命中起作用。
    另外是在大学期间，读了穆旦翻译的奥登的《悼念叶芝》，那对我影响更大，不仅影响我的生命，影响我的创作。这首译诗，带着巨大含义的伟大诗歌出现在我的面前，巨大含义出现在我的面前，悼念叶芝，开头第一段，穆旦翻译得也非常好，尤如神助，那个译文深入到生命悲痛的中心，到最后就是给我们一种巨大的含义。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译文的震撼影响，这跟过去有关系。他写寒冷造就了一位诗人，这也是读了之后高度共鸣，和我童年、少年的经历也都是深刻相关的。童年、少年、青年受压抑屈辱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们家乡的湖北西北山区，一到冬天茫茫大雪，冰天雪地，到膝盖深的雪，加上文革的那种经历，所以我一读到奥登这句话，寒冷造就了一个诗人，马上是高度的共鸣。童年经历的寒冷依然在体内熊熊燃烧，所以特别认同奥登的这句诗，还有他悼念叶芝那一首伟大的诗歌，带着巨大的寒意的一首诗。
    当然我们也知道，奥登来自于寒冷的英格兰，悼念叶芝写的寒冷特别好，他有经验，有体验。这是第二个阶段。
    后来读到更多的，比如说叶芝的《石灰岩颂》。我们手中拿到的是奥登的上半部，下半部在这，我正在看，明年译文社会出，分量很重。上卷也有这么厚，我经常坐飞机，坐火车带着校看，因为它是个英文和中文对照的。
    当时译文社请我做审校，我是推不掉，我没什么资格做审校，对奥登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后来就接受了。因为译文出版社是我非常尊重的具有多年影响，很专业的出版社，我很尊重，我也很受益于他们出版社。另外译者很认真，后来我就接受。
    后来我读了一首诗是《石灰岩颂》，这首诗是奥登在意大利期间写的诗，意大利的石灰岩地貌一下子让他联想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是这样的地貌。这首诗可以说是巨匠般的诗，奥登可以说是巨匠，我是非常佩服。纵然有些诗翻译不太理想，但是我们可以感到他巨匠般的东西，大师般的东西。在不完美的译文中，我们也可以感到这一点。《石灰岩颂》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首诗。
    后来我做审校的过程中，也是我更多的了解奥登的过程，对我自己也是有益。下面我再谈一点，奥登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诗都非常广博、深奥，他的张力太大，他的范围，他的张力都很大，他有很崇高的时候，比如《悼念叶芝》崇高、严峻，但是很多时候也很幽默、诙谐，像一个顽童写的。他的张力很大，层次很丰富，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欣赏认识，但是从任何方面都感到奥登把一切包容为一体，也很和谐，就是他，不是别人。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本人不可能像奥登那么广博，只能在一个单纯的领域内深化自己，发展自己。奥登那么有广博，那么有张力，这点让我很佩服。
    奥登面很广，今天我想谈一下奥登的政治性。为什么我谈这一点。我也是有感于中国的诗人都是躲避谈政治、谈历史、谈道德。也许因为中国的文人诗人他们太聪明了，他们太渴望永恒，太渴望纯粹，所以他要避开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从80年代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都在逃避这个东西。
    但是在我所认同的这些作家、诗人，他们没有逃避，恰恰相反我觉得现代性有一个目标，就是政治性获得。因为这个政治，就是现代生活一个核心的东西，你无法避开它。避开政治，也就避开了你生活中那些最尖锐的，困扰你的东西，让你关注的东西，政治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占在这样一个位置。我觉得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目标就是政治性的获得。

当然它不是政治诗，为什么要获得政治性呢？我觉得是诗歌重新切入当下，切入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现实，展开对我们自身时代的一个对话。获得政治性，才获得它的现实感，获得时代感，或者说才有可能对人们讲话，才获得一种写作的有效性。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像奥登就是这样。奥登30年代迅速出名，不单是他的诗写得优美，写得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诗一下子有了对时代讲话，对人们讲话的那种力量，恢复了语言的力量。
    后来奥登的诗更多了，《1939年9月1日》，那天是波兰被德国大举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他在纽约的街头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为时代见证这样的意义。而且奥登写《1939年9月1日》，这个诗的题目就非常说明这个问题，他要为时代见证。我觉得见证也是现代诗歌必备的功能，或者一种责任感，关键你是怎么写。
    那些为我所认同的这些诗歌的见证，它既有对时代关切的责任，同时也很智慧，它不是那么简单化的。而且他们见证的时候也意识到见证的不可能性，就是诗人见证这个时代，也包含了这样一种质疑，他很丰富，很复杂。无论怎么说，“见证”我觉得是现代诗歌一个重要的功能。诗歌如果这样，它才能对人们讲话，对时代讲话。奥登的诗，从头到尾贯穿了这个东西。晚年他写的一首诗叫《感谢诗》，回顾他一生的文学道路，他感谢的多位诗人，像叶芝等等，最后也感谢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什么？他们迫使我思考上帝，就非常有力量。
    如果一个人是无所事事，和一个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这么多历史政治，迫使他重新思考上帝，那是不一样的。奥登的诗歌中的很多力量也来自这个东西，迫使他思考上帝。到他的晚年，他的诗歌中还贯穿了这种东西。
    奥登的诗歌很丰富，他也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感官主义者，甚至提出来在世界城市的广场应该为那些伟大的厨师立雕像，他也非常会享受，比如音乐等等。最后我就从政治性的角度谈一点奥登。

    蓝蓝：我读奥登的时间要比王家新老师晚一点，读的比较零零散散的，因为此前也没有出过这样一本诗集，都是在一些文选，或者网上看。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除了刚才王老师说的《悼念叶芝》，还有《美术馆》这首诗，《一个暴君的墓志铭》，后来又看到一些都非常好。
    我有时候会想他为什么会吸引我，他诗中有什么东西吸引我？既然我已经读过那么多的诗人的作品，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中国的。刚才王老师说他是一个非常广博的诗人，我们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到他对古希腊罗马神话如数家珍，他对北欧的那些神话和传说，我们知道北欧像丹麦是出安徒生的地方，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我去过挪威我知道，他们11月的早晨，将近十点钟天才亮，吃过午饭就黑了。他们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老奶奶肯定是要在壁炉前给孩子们讲故事，因为外面又冷又黑。北欧的童话、神话特别丰富。
    奥登的家庭又是非常尊重知识的家庭，他就大量的阅读，并且熟知这些神话故事。我们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到，他用这些素材的时候真是顺手拈来，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他表达自己的感受做准备，这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是奥登的历史感的获得。即便他写很小的一件事，写他自己自画像的一首诗歌，他也会把人类的历史感引入诗中，包括他写爱情诗，奥登的爱情诗写的相当好。如果我们不认真看的话，会把这一点忽略过去。他的性取向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我也发现特别有趣的一个事，有一些同性恋中他们就像雌雄同体，拥有一种特别奇怪的，特别细微的一种对爱情的那种感受，往往这些人去创作的时候，哪怕画家、音乐家他都有我们一般人表达不出来的东西，他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达。
    这两点，历史感的获得，他对那么多人类文明资源的了解，他是非常非常了解的。刚才王家新老师也说在他的诗歌中获得一种政治性，但是他又不是政治诗歌。我觉得简单的去评判奥登的诗是一种什么类型，都过于简化，因为他太复杂了。比如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斯蒂芬，情同兄弟，一直在支持他，很多人批判他你离开了英国去美国，这个人还在挺他。但是到50年代的时候，斯蒂芬居然也对他表示出了一种怀疑，他甚至说如果我被炸弹炸死了，那么我希望奥登能为我写几首萨福体的诗，这是明显讽刺他。他们认为奥登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弗洛伊德，左的右的全抛弃，你一个人跑到美国去躲起来，没有站在原来那样一个政治斗争的前线，很多对他有期待的人都在指责他。

很显然这些对奥登的指责是有失公允，萨福是写情诗非常好的希腊女诗人，我今年专门去了那，我问当地博物馆的人，他们就告诉我，萨福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积极的，而且充满勇气的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女诗人，而且因为这个事她被流放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很多人以前以为萨福只是一个写爱情诗的女诗人，但是你们不知道她曾经有过英勇无畏参与斗争的政治热情。
    奥登也是这样，如果仅仅从表面看他，比如他写历史、写当下，或者他写爱情诗，他甚至因为一个他喜欢的人改变了信仰，比如他归依基督教，这些都拿来说事，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公平的。因为奥登自己在诗中也写到，他说一个新教徒绝对不会真正地跪下来，他顶多会蹲在那。他这句话也把他的自嘲，或者幽默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通过他有一些看上去政治性不是太强，批判社会不会太强的诗里，同样看到他其实一直在关心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他依然有那样的现实感，包括他在写情诗的时候，他也忠实于个人的感受，来使它和历史、社会发生关系，而且这两者结合的非常好。这对很多诗人是一个难题，但是奥登真的是有高超的技艺，他在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特别好。
    我知道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哎哟，这个译者真是太有勇气了，出版社也非常有勇气，因为奥登，我知道他对各种各样的诗体都非常熟悉，比如他能写民谣，能写打油诗，能写双簧体，能写格律诗，甚至还有一种（维拉内拉体）。

    主持人：专门有一本书把奥登使用过的诗体全部罗列过了一遍。

    蓝蓝：作为我们当下的中国诗人应该好好学习。所有的这些东西加起来，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对，一个诗人应该是这样的，耕种一片诗田，将诅咒变成葡萄园。我觉得一个诗人最后要做的正是这样一种事情，无论他关心什么事情，他一定是要准备把诅咒变成葡萄园的这样一个人。

    朵渔：我到现在为止也只是看到了半个奥登，或者半个汉语奥登，所以怎么理解他可能都会有误解、误读。我先简单说奥登对我们的一个影响。我看完他的第一部诗选之后，我觉得奥登整个写作历程，对我们的写作启发性非常大。因为奥登整个的成长过程非常具有典型性。
    我读奥登的时候，发现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愤青诗人，稍稍偏左的诗人，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但是他后来的转向，我发现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突然离开战云密布的伦敦去了美国，他的很多同胞，包括他的朋友，甚至是他的父亲，都在质疑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个对政治那么关心的年轻诗人为什么要抛弃你的祖国。我一开始也不太理解，按照我们这样一个爱国的思路来讲，确实是有争议的。
    后来奥登的写作证明他的转向是对的，我现在也能慢慢理解他的转向，为什么抛弃批判性的写作，转向信仰基督教。从我个人的写作感受也发现，如果你面对现实，面向黑暗的政治，你的写作真的会陷入一种很虚妄的境地。奥登到了美国之后，重新捡起他年轻时候就有了那种信仰，包括他的写作也开始转向基督教的信仰，我觉得他的写作获得了一种拯救。
    由此我想到汉语诗人，他的拯救之路在哪里。当你越写越黑暗的时候，越写越绝望的时候，你向谁呼告，真的是致命的问题。像家新这一代诗人他们写到中年之后，必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写作的终极性问题，你写作要有面向高处、终极，这个东西不解决，这一生的写作都是非常虚妄的。你到老年真的会崩溃掉，你一生的追求几乎没有信靠的东西。
    那汉语向什么东西来呼告，我也没有想清楚。但是我从奥登的转向，确实得到了这些启发。然后我谈谈我对奥登这个诗人的印象。

确实了解的太少了，译文社出奥登文集这几卷真是巨大的功德，我们几个随便在这聊聊真是不够的，奥登给汉语诗歌带来什么东西，这是很大的题目，值得好好去研究。
    奥登是牛津的高材生，刚才王家新和蓝蓝都讲了他的广博，他出身名门，在他开始写歌的时候，像叶芝、哈代都还在世、艾略特如日中天的时候，拉金、休斯这些诗人还没有起来，是他后一辈诗人。奥登能够领一代诗风，并不是他跟随了艾略特的潮流和风向，恰恰相反，他没有跟随，而是重新回到传统里去，甚至回到拜伦、蒲柏等英国传统的文学大师，重新向他们致敬，去学习。他的诗体非常广博，他乐意尝试各种诗体，这也是他向传统致敬的方式。当然他本人也是一个享受主义者，他认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必须要尝尽各种诗体，他的个人生活也非常有魅力。包括他的爱情生活都可以成为话题。
    我看到一个资料，他对他的同性恋身份是有焦虑的，所以他曾经尝试异性恋，到了晚年的时候曾经向阿伦特求婚，阿伦特没有答应，因为她觉得这是一种情感上的怜悯，但是她确实对奥登非常关心，因为她发现奥登这个人的生活实在没有任何章法，非常不会照顾自己，她曾经拉着奥登去买了奥登的第二套制服。但是奥登这个人虽然生活上很懒惰，但是工作上非常有章法。他几点起床，几点读什么书，做什么事情，真的是雷打不动。
    很可惜，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竟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曾经被提名，而且差一点，好像是65年那一届，他跟萨特、肖洛霍夫，同时进入最后的争夺，但是那一届好像给了萨特，萨特拒绝了，后来就没有进入。他73年9月8号去世，那个时候我刚刚出生一个月。

    王家新：我们中国对奥登的关注，都是他的左派，弗洛伊德等等，前不久媒体采访也问过我，很关心奥登是不是左派。我说即使他是个左派，跟今天的左也非常不一样。奥登我觉得他是这样一个诗人，他写诗一开始就试图把对个世界的理解包含在其中，他有可能借助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弗洛伊德对这个社会，对人性的理解，他有可能是借助了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他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他可能借助了这些东西，他的一生还是在探索。
    我们看他在中国期间写了一批诗，非常了不起，20多首，有一句，他被他的狮子和他的将军所抛弃，这一句非常了不起，谁可能这样写，唯有奥登，被他的狮子和他的将军所抛弃。当时在武汉记者招待会，奥登读他的诗，一个现场中国翻译不敢翻，把它翻译成穷人和富人联合起来抗战，据说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奥登来中国战场，他并不是要来宣传抗战，他根本不屑于这些具体的政治目的，他也拒绝把诗歌当做政治工具。诗歌有政治性，但是又必须超越政治性，而且要从一个诗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而不是某种单一的政治眼光。
    那个时候一些中国诗人受他的影响，包括40年代的穆旦，学得比较好，学到家了。第一从奥登那里学到一种借助热情，诗歌要借助现实、时代。同时诗歌要超越，保持一种很独立的品格，诗学品格。穆旦他们当年学奥登还的还是比较到位，这对中国是一个贡献。在穆旦之前没有那么多诗歌，要么是浪漫主义的，自我抒情，撑个油纸伞，但40年代出现穆旦这样一批诗人，中国的诗歌获得一种现代性的品质，既要跟现代讲话，借助现实经验，同时保持诗歌本身独立的品格。既超然，又介入，既介入又超然，又独立，这样一种品质，跟奥登是有关系的。
    刚才这两位诗人都谈到奥登后来的转向，我觉得用转向这个词要打个引号，并不是真正转向，奥登始终是奥登。比如他到美国之后，一年之后他写了《1939年9月1日》，是在美国写的，并不是在英国写的，他依然还贯穿着早期那种对时代的关注。
    但是奥登他有一点，他避免他自己成为一个焦点，在英国他太红了，太把他作为一个象征，一个代表，他有点怕这个东西，怕被焦点，怕当代表人物，他更多追求的是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还有个人的信仰之路。我是能够理解他到美国，他到美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他后来重新归依基督教，我也可以理解，奥登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就算他会玩，但是他不是娱乐主义者，他是纯技巧主义者，他是技巧大师，但他说过技巧的乐趣是必要的，但是你该说出点什么。这是他一句有名的话。应该关注技巧、技艺，但是你必须说出什么。他有两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两个方面互为一体，不可割裂，现在我们经常对于奥登的读解把他割裂开来。
    还有他的信仰问题也很重要。奥登我觉得他比艾略特复杂，艾略特相对单纯，艾略特从美国一直到英国人生问题基本解决，信仰问题基本解决，不再有什么变化。但是可以说奥登身上更多的彷徨，更多的分裂，但他最终达到一种统一。包括他的同性恋也很复杂。我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很难体会奥登的情感感觉在社会中，但是很重要。比如性取向，他起码比艾略特更复杂，更多的矛盾、分裂，更多的取向，但他最终还是达到了统一。

第二，奥登我感觉他是非常善的一个人，他的为人，还有他的诗。有一句诗：善选择我们做他的乐器。当年读了我也是很难忘，因为在西方思考的模式就是善与恶这样一个框架，生与死、善与恶，有形与无形，灵魂与肉体，这是西方的思考模式和方式。
    奥登《悼念叶芝》有一句话诗，在我的恶意中有比善更多的本质。这个恶似乎比善更是本质，但是上帝选择善人来辩论，来见证，奥登的一生见证了这些东西，他帮助了别人，帮助了很多人，他非常慷慨，包括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当年受德国的纳粹破坏，就想办法让他的女儿名义上嫁给奥登，拿到美国的护照，然后到美国离婚。他的那种善的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到，当然他不是那么简单。
    说到他归依基督教，和他这种善，和对爱的信仰，是深刻相关的。他最终还是一种爱的力量在他那里，在奥登的诗歌中。
    我翻译过他一首诗《爱的更多的一个》，如果爱不能相等，让我成为爱的更多的一个，他是最终做了这种选择。他选择有个前提，同性恋的同伴在外面有点沾花惹草，不那么专一，奥登是很专一的，他怀着很痛苦的，燃烧起来写了这样一首诗，爱不能相等，让我成为爱的更多的一个，我们怎么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带着为我们所不能回报的激情，还是很感人，还是很真实的迸发。
    基督教的选择，中国人很多理解不了，包括我们的前辈，都对奥登归依基督教是一种非议，认为伤害了奥登的艺术，我不是特别认同。他的晚期依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包括宗教和他后来艺术的关系。
    我理解奥登是一个不断修改的作家，他修改了一生，正因为他矛盾复杂分裂的人生，他一生不断的修改，最后也是被他抛弃掉了，实在修改不理想，被他抛弃掉了。比如有一句话，1939年9月1日中，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后来他不满意，他那种很本能的直觉的天性的东西，嗅觉告诉他，这句诗是有问题的，后来他修改成我们必须相爱并且死。或者改成了并且，or变成了and。
    这个非常感人，当年我读了这个，一种不可意说的召唤，超越了言词之外。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那还是年轻血气方刚，因为他还可以选择，在相爱和死之间做选择。最后他明白了，别无选择，我们相爱并且死，那是更高的召唤，可以说是来自上帝的召唤。所以他的基督教信仰和他的艺术关系是这样，我们要试图理解，而不是否定。如果我们不理解宗教情感，也无法谈论奥登，无法解读奥登。
    包括奥登后来他到了美国还是有欧洲情结，最后在维也纳的远郊买下一个房子，我是去年5月份去德国奥地利巡回朗诵，在维也纳我一定要去看奥登的房子，这是一个很难忘的历程。一到火车站买票，维也纳周边同样两个村子名字都是一样，你要朝哪一个方向去？一下子把我问蒙了。后来我故做镇定，离开了窗口一分钟，拿了地图完全凭感觉，我说这个方向。买了这个方向的车票，一上火车心里忐忑不安，在火车时刻表上写了一句诗，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是通向内心安宁最遥远路程，怀着爱的柔弱，爱的坚贞。
    穆旦的翻译非常优秀，但还是有些问题，或者有点硬伤，前两句都差不多，怀着爱的弱点，爱的忠诚。后来我一看不能翻译成弱点，爱的柔弱，一字之差，就差了很多，这就是精确性。爱的柔弱，和奥登基督教信仰深刻相关，他对人的本性的洞察，人性是柔弱的，所以他需要一个上帝。深刻性需要爱，爱的柔弱也不可能有爱的坚贞。那个小册子我带上，后来终于没有走错，一个小时以后火车一到，一看“奥登墓”，我一下子欢呼起来，奥登在那等着我。
    他也是一个勇气，逃避纽约的喧嚣，在奥地利的山坡下，一个农民的房子，呆了三四个月，那是个大师的晚年。很多诗在那写的，最终也是在那埋的。他是一个新教徒，当地的奥地利村民是天主教，这两个是有矛盾的，但是奥迪很虔诚，坚持每周去那做礼拜，和村民的关系都很好，最后当地的牧师接受了他，安葬在那里。最终找到他的安宁，他一生寻求安宁，这是他一生的路程。
    第二年在英国诗人角，最终接受了奥登，立了一个碑，在碑上刻下了奥登悼念叶芝最后一句诗：在那岁月的监狱里，教给自由的人如何赞誉。可以说是奥登一生的写照，他悼念叶芝的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主持人：王老师去拜见奥登葬地的故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我有时候也会跟别人讲。
    奥登是非常有文学创作自觉的作者，他有时候自省，去看自己的诗歌摆在文学史或者文学殿堂上处在什么地位，奥登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就说一个伟大作家无法去穿透那些事物跟事物，概念跟概念之间的壁垒，但是他完全不会主动去创造这样的墙。奥登的创作什么都可以入诗，他写到矿物，写到金属。奥登这个人跟各种事物，各种文字，世界上各种新奇的东西都植入他创作的过程中，他不喜欢壁垒，他自己不要创造墙。他创作诗歌无所不包，非常广博。刚才王老师谈到奥登的创作，一开始就说奥登是个广博的作者。
    朵渔先生，你对奥登打破一切壁垒的创作方法，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朵渔：我非常期待奥登的批评随笔集能够尽快出来，我想那里头肯定有非常多的真知灼见。我记得他有一个说法，怎么来衡量一个大师，什么叫大师，他提了几个标准。
    比如一定要写得足够多，你的题材要足够的广博，写的时间要足够长，你要尝试不同的写法，最后一条，你要有一个清晰的写作的历程。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中年是什么样子，老年是什么样子，这个变化的轨迹会很清楚，他说这样才是一个大师。当然这也有一些问题，有些天才的诗人一开始就定下调子，他一生就那么写。十年、二十年就结束了。
    从他对大师的标准制定也能看出来，他的写作胃口非常大，所谓打破壁垒，我想就是他的写作贪欲，一定要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多诗人都会走的路子，不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天才，作为一个匠人去写作。我觉得奥登指出的路径是对的，慢慢去劳动，慢慢去修炼，不要有什么顾忌，早早定下自己的标准，变化是正常的。
    我再补充一点，刚才王老师讲的拜访奥登的故居，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美好。我真的是非常崇敬，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去看看。你刚才描述的太有限了，你自己看了，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样。那个地方是奥登晚年夏季经常呆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接待了（布罗茨基），欧洲的第一站就是他夏季的寓所，带着（布罗茨基）去伦敦。他最后也是在那里去世。阿伦特专门到那参加他的葬礼，头一年刚刚跟阿伦特求婚，然后就去世了。过了两年，阿伦特也是因为心脏病，过了一个井盖拌了一下，两天之后招待朋友，突然咳嗽两声就倒了，也是因为心脏病。（布罗茨基）也是因为心脏病。

王家新：多多说《奥登诗选》我没买，不是翻译的问题，是奥登的问题。多多有个趋向，喜欢更纯粹一点的东西，奥登是百科全书似的，非常庞杂。在策兰、奥登之间我不做评论，不做比较，都是我非常尊重的诗人。我觉得我们胃口要更大一点，更开一点，不要太窄。
    还是说回第一个问题，政治性问题，多多他们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兴趣。我为中国有点着急。策兰的诗全部包含政治性，怎么可能没有政治性呢。策兰写的诗一般这么难得或者说这么纯粹，我们不要人为的避开这些东西，躲避这些东西，那太狭隘了，不真实。
    另外谈到写奥登一生的探索，奥登的确在变，但是我觉得奥登一直有他的尺度。讲一个小故事，美国的嚎叫派他们很崇拜奥登，他们专门到牛津去拜见奥登，后来我看到一个英国文人写的奥登传，奥登带他们看这是什么楼，这是什么楼，然后再见了。这两个人马上跪下来吻奥登的手。说明奥登一直有他的尺度，诗歌的尺度，生命的尺度，他一直有，虽然他在变化。我们不要因为变化，而无法看清他的尺度。这是我要补充的一点。

    主持人：蓝蓝老师你在读诗的时候，有没有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有没有总结出来比较常用的标准。奥登虽然觉得乐趣也会经常出错，但是比较认同乐趣是在不靠谱里面最最靠得住的标准。你是怎么看？

    蓝蓝：我一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写诗是有原罪的。比方说一个人他特别痛苦的时候，他居然能写诗。这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写诗的时候，诗人经常会这么做，你的痛苦，你的绝望，你内心的黑暗等等这一切东西，你可以创作这样一种能给你带来愉悦的方法表达出来，这是我说写诗有原罪。
    举个例子，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身边这两位都写得非常好，朵渔的那一首歌，还有王家新老师的一段一段的小诗，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也讲过。当时也有人在网上要求我写一首诗，我的单位也要求我写一首抗震救灾的诗。我对这两种要求我写诗的回答都是不。当然我过了一年或者两年我写出我自己的诗。
    写诗是这样一种状态，它一定是忠实于诗人自己最私人化的感受。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奥登有一些转变也好，有一些怎么样也好，我是这么感觉的，有的时候他一定是意识到了，有一些意识形态要绑架，比如政治要绑架一切，政治把它变成宗教化的一种东西，政治宗教化的这个东西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就是执行这个政治的权力机构就变成了一种道德形象。这样一来，所有不向他宣誓效忠于他的人，可能就冒着这样一种危险，道德上受到指责的危险，甚至自我质疑的危险，这就是神学的讹诈。这个东西在有些国家大家一看就知道，如果你不宣誓效忠于什么，他就把政治、道德巧妙的互相换了一下。在奥登那个时代，那么多人给他这样一种期望，他也许出于一种警惕，觉得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现实的看法，对现实的批判。
    比如他那个朋友指责他，你只会写萨福体诗了，不要这么简单的看这个问题，你要看他整个创作的历程，包括他的宗教倾向。刚才朵渔那个问题说的我一阵心酸，你说写诗写到中年会面临这样一个终极问题。据我所知，我认识的几个诗人，最近这两年都不约而同的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暗时期，我们甚至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不知道跟对方说什么，因为我们都处在几乎要失语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往下写，就是说我怎么写。如果你遇到很多黑暗的东西，我怎么去表达。就是那种带着锁链去跳舞，这种比喻也不对。以前某位老师说过，美学和社会学内心的争论，我老写这种黑暗的东西，我怎么办呢？我难道要给人类永远呈现这样一种东西吗？
    但是奥登有一种自嘲、喜剧性的方式化解一些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东西，我觉得他是个特别智慧的人。当然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诗人，他们都做的很好。我们中国有诗史的传统，比如杜甫。到了我们这代诗人，这个传统没有断，一直在持续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像王老师翻译的那个策兰一样，上来换一口气，我们继续下一口呼吸。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来问王老师，朵渔老师写奥登传评论里引用到了詹姆斯特一句话，说奥登写作时有两个人坐在他身边，一个是威廉•布莱克，一个是亨利•詹姆斯，布莱克坐在他左边是在督促他用比较平实的语言，亨利•詹姆斯坐在他右边，给他提示句法和句子拉长的方法，奥登就处在左右互博之中，来不断的调试自己，取得一个平衡。
    王老师自己是国内诗人译诗的代表，不管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确实是首屈一指。奥登自己也是一个译者，他翻译过歌德，你觉得奥登左右互博取得平衡的方式，带给译者、读者，翻译和阅读之间的难度在那里，你觉得翻译奥登跟翻译的一般的诗歌，一般的文体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王家新：我想这只是一个说法，左边一个诗人，右边一个诗人，互相要求，两种力量的相博。我想可能是一个说法。你也可以把它替换，左边一个哈代，右边一个叶芝。奥登的诗不是一般的，可以用（布罗茨基）说曼德斯哈姆的一个话，叫文明之子。他体现了西方全部的诗歌史，他写作中考虑各种因素，各种力量对他的要求，对他的左右，肯定是这样。但是他这个前提有个立足点，有内在的内核，你谈到奥登的翻译，我觉得音乐对奥登的影响非常大，他是一个诗歌乐器的大师，他是个演奏家，每一首诗都是一次演奏，所以这给翻译带来困难。
    中国翻译奥登有大半个世纪的历程，卞之琳翻译六首奥登的诗，后来不断的修改，从卞之琳的翻译来看，有成功的，有完美的，但是也有些问题的，甚至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他对《在一个远离文化中心的场合》，这一首诗，这里是有很多问题。因为他的十四行是格律诗，西方格律诗认定了既要神似，也要形似，也要接近于原作，有一套方法，他还大力鼓吹他这个翻译观念，既要神似又要形似。我们看到在实践效果中，但有时候陷入了翻译的误区。
    王做良和穆旦对卞之琳的翻译方法持一定保留态度，语调不合，笔调不合，读了很别扭，像中国老夫子的口气，不像奥登的诗了，有很大的偏离。
    卞之琳我很尊重，对中国诗歌有重大贡献，但是翻译方法我持保留态度。诗歌翻译有很广阔的领域，多种可能性，不只是卞先生这一条路。
    马鸣谦这位译者，他还是多少说卞先生的影响，他追求韵脚，后来我提了一些意见，英译汉语尽量不要这样，刻意求押韵，就是这种英意汉译。卞先生有一套，按照这个方法译诗，这也是一种美德，忠实于原作，接近原作的形式，也是一种美德，但是我更希望我们能够咬破那层茧，从而迎着一个更伟大的自由飞翔，化蛹为蝶的境界。
    因为有这样伟大的翻译，比如策兰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我专门写过一篇长篇论文策兰对莎士比亚十四行的翻译，那是天才的翻译家。他完全打破了莎士比亚十四行的形式，他搞成变体十四行，自由十四行，排列都和原诗不一样，另外策兰完全由他的晚期风格改写莎士比亚的古典风格。莎士比亚的十四行都是一种很自信的声音，甚至雄辩的，有些升华的哲理，但是策兰给他变了，变成晚期的发音，喉头爆破音，结结巴巴的，变成很忧郁的，迟疑不决，但是更深刻，更多意、更黑暗的声音。策兰完全给语言一幅新的身体，不是像卞之琳追求近似，而是重新打破原诗，给语言新的身体。另外甚至改变它的发音，把莎士比亚变成一个当代的诗人，古典诗人变成当代的诗人，我觉得这是堪称伟大的翻译，了不起的翻译，策兰可以说是天才的翻译家。

那么这个是不是对我们构成某种启示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当然翻译奥登很难办，你翻译几首诗像策兰那样可以，但是翻译这么几大本，不可能，所以我也完全理解马先生的译法，尽量做到满意的程度。整体方法上很难一时改过来，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可信的，甚至也没有比他更好的译本。
    但是我期望到了我们这一代诗人手里，第一我们是要接过这个传统，就像布洛茨基所说的，使前辈的火把不至于在我们手中熄灭，要接过这一传统，因为中国现代诗歌语言非常重要，没有这个“诗人译诗”，中国新诗很难获得一种现代性，也不可能达到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场域和高度。另外我觉得要去变革和刷新传统。
    我本人也是比较自觉的这些年做一点工作，翻译和翻译研究，有明确的诗学意识。有人可能也看到这一点，我最近出了两本译诗集，不但提供大量的好诗，更重要的是为一种新的翻译诗学提供了可能。我很关注我们的翻译，包括同时代诗人的，他们既集成了诗人译诗的传统，但是一定程度上刷新了传统，到了我们这一代的翻译和卞先生式的翻译不是一回事情，和穆旦、王佐良有些接近，和卞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和“信达雅”更不是一回事。
    我也期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诗歌翻译，或者参与到诗歌翻译。有些年轻人，我见了他们说你们要去翻译一点诗歌，很多人听了我的话转做翻译。我提出这样的忠告，对他们个人和对诗歌的未来都很重要。

    主持人：奥登虽然非常难，他是一个非常具有音乐性的诗人，他的诗非常适宜去朗诵，相信很多读者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奥登诗选，有没有读者愿意朗诵自己喜欢的一首或者两首。

    蓝蓝：我就朗诵一首《美术馆》。写的是奥登在美术馆看到几幅画，这几幅画都在描述灾难发生时人们的状态。比如我记得汶川地震那天下午，我和另外一个女士在北大医院看病，等着就诊，突然就看到一个短信，接到我妹妹的电话，又接到我父亲的电话，家里矿泉水都在晃，人都跑出来。灾难发生的时候，日常生活的人们是一个什么的状态，《美术馆》写道一些苦难或者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漠不关心的状态，他们如何把他的目光和脸从灾难当中扭过去的。虽然写的是发生在过去的事，这里面写道古希腊的伊卡洛斯，他展着翅膀在天上飞掉进海里，你看奥登是怎么样从别人的画里面谈出他对这些事情的感受。

    主持人：这首《美术馆》是奥登的名作，我们尊重了译者的意见，在《美术馆》这首诗里面出现的四幅画都放在了这本奥登诗集前面的彩色插页中，大家读这首诗的时候直观一点。

    读者：我这个问题提给王家新老师，上周参加关于策兰的讲座，当时诗人多多谈到诗歌在哲学评论的地方开始，我想问你，你觉得诗歌、哲学、宗教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策兰以死亡回答他自己一个诗人终极的问题，那奥登可以说是以归依宗教来解决诗人的终极问题，你对这两种方式怎么看？

    王家新：诗歌不要和哲学竞争，不要比赛竞争，诗歌要相信他自己，他可以完全超越哲学，穿透这一切，或者从哲学终结的地方开始。奥登的穿透力可以更强一点，可以再摆脱一点东西。因为奥登很多长篇诗，包括审校的过程中我有点累，他是一个对人类历史文明、艺术、哲学都是一个审视者的眼光，审视者的口吻。为什么可以穿透一些？当然我也达不到那种能力，就读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前提就像策兰所说的，诚然诗歌希望永恒，但是诗歌是有时间性，是穿过而不是跳过。那么和哲学我觉得也是这样，穿过而不是跳过，还是要去了解很多很多，古往今来这些哲学学的思考，还是要穿过，而不是跳过，最终还要超越。
    诗歌在西方有个传统，诗歌的诗和思想的思是同源的，尤其是在海德格尔那里，德国有一种存在之诗这样一种传统。这个传统对中国的诗人也有启示。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那是一个抒情的东西，但是到了奥登人的一生从来没有完成过，在这样一句诗里面，它的形而上的维度被打开了，哲学的尺度被打开了。这是很重要的，中国过去缺这个东西。
    海子有一句诗，叫汉族的铁匠打出的铁中装满不能呼唤的语言，他也感到中国自身传统的一种贫乏，装满了不能呼唤的语言。他提出为什么不能呼唤，或者想用什么样的呼唤，肯定它是一个神性的呼唤。因为他读了荷尔德林之后，这个维度还是应该坚持，但是怎么样处理诗和哲学的关系。
    最起码有一点，我欣赏一句话：学会放弃雄辩。你要有思想，但写诗要放弃雄辩。这个也需要时间磨炼达到这个境界。放弃雄辩，但是诗中又贯穿那个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讲到死亡的问题问题，策兰和奥登不大一样，策兰经历过奥斯维辛，他的父母、舅舅都是死于奥斯维辛，他的受到精神重创，一生的重负，策兰是立足于创伤经验。他有一句诗：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对策兰而言，在奥斯维辛之后，一切都被死亡的大师收割了。策兰的路上没有风景，只有死亡，与死亡为伴，很多时候直接或者间接指向死亡为伴，后来策兰是像幽魂般的感受，幽魂般的写诗，这是我作为译者的感受。
    最终策兰还有一点了不起，像有一句话叫“死亡是灵魂的仆人”，死亡这个东西最终变化灵魂的仆人，通过死亡最终实现了一个诗人的命运和语言本身的命运。
    奥登的经历和策兰完全不一样，当年我读他的《1939年9月1日》，王佐良翻译的特别好，其中一句谈到死亡，死亡不堪形容的冒犯九月的夜晚。这个死亡和策兰的死亡不一样，策兰的死亡完全是本体的东西，和他为伴的东西，奥登的死亡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威胁，在那个历史时刻不一样。什么是奥登生命本身的死亡呢？我没读他的诗，现在很难三言两语能够概括。作家和死亡的问题，歌德了不起的地方，甚至他战胜了死亡，获得了重生，战胜了死亡。死亡也不得不叫歌德大师了。
    你提的问题很好，值得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但是我现在也得不出什么结论。

    观众：刚才说完了诗与哲学，继续问一下几位老师，关于诗与政治的问题，王家新老师提到政治性的获得是现代社会一个目标，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的诗人基本上没有这种政治性，1978年以前我们出了很多很红，有很红色的诗人，但是我认为是一种伪政治性的。现在像多多他们故意逃避政治，追求纯粹。反观奥登本身是在西方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少数感受到政治上的压力，所以他很自然的发出声音。我想问，如何在中国这个社会条件下，获得王家新老师所说的政治性。就我个人的理解，我们越是去追求与政治的关系，越是背离诗歌的本质。诗歌的政治性恰恰是通过它去政治化来获得的，但是我在中国的条件下，看不到这种方法。就是说如何在我们这个环境下，使我们的诗和诗人获得您所说的那种政治性。

    王家新：我觉得像蓝蓝、朵渔近些年的作品获得一种政治性，读了非常有一种共鸣，一种反响，特别看重，以他自身的方式获得政治性。跟时代讲话的能力，有效性。当然有个前提，诗人本身是个主体的东西，他没有丧失，保持，在这个前提下，怎样获得这种政治性，写出有效性，对人们讲话，对这个时代讲话的有效性。我觉得从他们二位的作品中可以感到，希望你们多关注他们近些年的创作。

    朵渔：我实在不理解什么叫去政治，获得政治，尤其是在方法上怎么来做到，我很困惑。

    读者：我举两个例子，像六几年的时候，有很多给政治去歌颂。

    朵渔：那些东西太初级了，稍微有点常识的都不会去犯那样的错误。

    读者：后来有很多追求纯粹诗意的诗人，表面看是没有政治的压力，其实他是有的。就像王老师说的，刻意的去逃避政治的裹挟和压力，明显感觉到政治对于诗的束缚。

    朵渔：诗歌是最自由的写作，自然而然带出来，你不用强调它，也不用逃避它，我从来没考虑过政治性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会出来，只不过有时候方法上要去考虑。

    提问：我觉得你这个和奥登很像，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

    读者：因为你想逃避是很难的，怎么能够逃避，在这个时代能够写一种纯而又纯的诗，我觉得那个比写带有政治性的更难。视而不见简直太有困难了，尤其是还要不停的强调，不停的强调纯诗人和纯诗。

    王家新：我解释一下，我并没有说多多逃避，他近些年更超然一些，但多多早年的诗是有政治性，让人们从干扰中站起，他是获得一种政治性。

    蓝蓝：我觉得给某些东西下定义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因为他把复杂的东西给简单化了，比如政治或者政治性。把这些都扔一边去，我要表达我感受到的东西，我要忠实于我自己的表达，我能不能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能不能点一份菜不是“敏感词”炒鸡蛋，而就是茉莉花炒鸡蛋呢，这就是我对所谓政治性或者现实的一个反应。我是用文字来说话的，我希望它能捍卫一些语言的纯洁，就是这些。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给译文出版社的《奥登诗选：1927-1947》捧场。

    （完）

奥登诗歌：阿喀琉斯之盾

她从他肩上看过去
寻找葡萄和橄榄、
大理石、秩序井然的城市、
深红色大海上的船帆；
但是，在闪闪发光的金属上
他的双手放下的却是
像铅块一样的天空
和人造的荒凉的空地。

毫无特色的平原，发黑、光秃，
没一片草叶，没有邻居的足迹，
没东西进餐，没地方就坐；
然而在那空寂的荒地
难以理解的众人却在聚集，
百万只眼睛，百万双靴子，
没有表情，列队等待着一个标记。
没人露面的声音从空中飘出，
统计资料表明，有些原因。
说出来像这块地方一样干燥、平板；
不愉悦任何人物，不讨论任何事情，
一队接着一队，迎着云雾般的灰尘，
他们齐步走开，忍受着一个信仰：
他们结果必然会在某处遭难。

她从他肩上看过去
寻找宗教仪式上的虔诚、
戴上了花环的白衣姑娘、
奠酒以及别的祭品；
但是，在闪闪发光的金属上
本来应该是祭坛，
可是在他那摇曳的炉火下，
她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有刺的铁丝困住了专横的地方，
烦躁的官员们躺在那儿（说着趣闻），
天气炎热，哨兵们汗流浃背；
一群正派的普通百姓，
从外面观看，既不移步也不出声。
就像三个暗淡的图像，
笔直地绑在钉于地上的木桩。
这个世上的群众和帝王，
都有着分量，而且分量始终一样，
但都躺在别人的手上；他们渺小，
不能期待帮助，也没有人肯来帮忙；
他们敌人想做的一切已经做完；
他们的羞耻无与伦比；失去自尊，
在肉体死亡之前，灵魂就不再生存。

她从他肩上看过去
寻找比赛中的运动队员，
寻找扭动腰肢的男男女女，
甜甜蜜蜜地起舞翩翩，
快速、快速地合着音乐的节奏；
但是，在闪闪发光的盾牌上，
他的双手布置的不是舞厅，
而是布满枯草的田地的荒凉。

一个衣着褴褛的顽童，
在那空地漫无目的地独自闲逛；
一只乌儿从真实的石头上溜之大吉；
两个姑娘遭到强奸，两个少年残杀第三，
这就是他看到的公理，他从未听见，
任和世界会信守诺言，
或任何人因别人痛哭而呜咽。

锻造武器的赫准斯托斯，
长着薄嘴唇，离去时蹒蹒跚跚；
胸膛闪闪发光的忒提斯——
灰心丧气地大声哭喊，
责怪上帝迁就她的儿子——
力大无比的阿喀琉斯，
他铁石心肠，残忍地杀人，
但他已经无法永生。

《阿喀琉斯之盾》解读

作者：张晨虹

摘 要：W・H・奥登这首《阿喀琉斯之盾》描述了一个如荒原般的现代世界。本文对诗中的关键诗句和诗人的意图进行了解读。

　　《阿喀琉斯之盾》这首诗，从题目看就能让读者自然而然的想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当阿喀琉斯举起盾牌时，它不仅是集权世界里喝令三军的标志，还象征着英雄的勇气、力量和无上的光荣。这正是这首诗想表达的：这种崇高的追求在现代社会还存在吗？
　　作为希腊史诗中最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深陷特洛伊战争。这场战争进入第十年的时候，他对希腊诸帮主帅阿伽门农抢了他的女奴布里塞伊丝一事勃然大怒。于是阿喀琉斯拒绝作战，直到曾经向他借箭好朋友帕特洛克罗斯战死。阿喀琉斯对朋友的死悲愤交加。他的母亲，海洋女神忒提斯为了帮助儿子复仇，向火铁之神赫淮斯托斯求取不死的铠甲。阿喀琉斯终于在特洛伊城陷落的最后一天杀死了特洛伊主帅，报了仇。但最终他也死于太阳神阿波罗之箭。这是伊利亚特长诗里关于阿喀琉斯的故事。
　　在结构上这首诗分为三部分，由重复三次的诗句“she looked over his shoulder”作为强调的标志。每一部分包括了三个诗节，每个诗节都传递了不同时代的信息。从表面上看是一男一女站在一起，最后一个诗节变成了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和火铁之神赫淮斯托斯。忒提斯“从他的肩膀”看过去，发现现代的人类腐化堕落、意志消沉，于是非常失望。
　　在第一诗节，忒提斯眼前是一幕战争之前的景象：城市“治理的很好”，城中满是葡萄藤、橄榄树和大理石。但是美丽的城市头顶却萦绕着黑暗和恐惧。“The shining metal”（亮闪闪的金属）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人为的野蛮行径。战争的残忍和琐碎在后面的两个诗节描述的相当生动：平原上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荒无人烟，甚至连一片草叶都看不到。生活异常严酷，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地方落脚。人类到哪儿去了？原来成千上万的士兵集结去了前线，“一百万双眼睛，一百万双靴子”。糊里糊涂的广大士兵希望看到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与阿喀琉斯的盾牌相对的。因为士兵们对这场他们献出了鲜血和生命的战争产生了怀疑：它的动机是正义吗？那个没有面孔的声音命令他们前进，向着“某个地方，悲伤”前进。
　　在第二部分，第五诗节，诗句从战争的景象变成了一幅宗教意味的画面。地点很可能是执行死刑的某个地方因为出现了诸如“官方”“哨兵”和“体面的人注视着三个钉在柱子上的苍白的人”的词汇。带刺的铁丝网应该出现在监狱或类似具有权利和武装的地方。忒提斯看到了什么？三个人和三个柱子。“三”是个寓意很多的数字。首先是基督教的核心含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程度上，这首诗暗示着一个宗教统治下的社会。但这个“三”也可能另有所指，即阿喀琉斯的性格特点――英勇无畏、心地善良、追求荣誉。这些崇高的品质闪烁出最明亮的光芒使现代人的弱点显得更突出了。
　　随着文明的向前发展，价值和道德系统应该得到更大的完善。然而，现实却是严峻的。虚度光阴、有人声音沙哑的讲着笑话、三个惨白的人摇来荡去，这一切都使得这个场合失去了应有的庄严和威望。第六诗节对这个问题揭示的更加深刻：“The mass and majesty of this world，all/ That carries weight and always weighs the same/ Lay in the hands of others；they were small/ And could not hope for help and no help came”。最后指出人们不仅失去了尊严和自豪感，甚至已经沦为了行尸走肉。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刑是对全人类的救赎。而宗教不应该成为统治阶级的武器镇压不为臣服的人们死在十字架上。但不论那些人民是谁，这些“芸芸众生”都是渺小弱势的，缺乏勇气谋求救赎。他们不期待救助也没有救助他们。所以这种死亡既没有基督教徒的平静，也没有像《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那样，明知厄运，但为了荣誉、爱情和家族声誉只身赴死。例如阿喀琉斯，他的妈妈忒提斯泪流满面的警告他：“Would in deed that you had lived your span free from all sorrow at your ships，for it is all too brief；alas，that you should be at once short of life and long of sorrow above your peers”.（《伊利亚特》）
　　第三部分表达了一种彻底的绝望。古老文化中的英雄荣耀已经被日常的娱乐所淹没了―游戏、舞蹈和音乐。现在生活显得很苍白。诗行51-52叙述了现代世界像“一个杂草丛生之地”，人们的行为没有目标，追求享乐。孩子们是淘气鬼，“无目的无朋友”。用猎枪打鸟代表自然和人类之间不和谐的关系。暴力很可怕很危险，比如强奸和杀戮。没有英雄只有平庸；没有英雄事迹只有琐碎的生活。整个世界崩溃了，充斥着空虚和堕落。
　　在最后一节，一直关注着世界的赫淮斯托斯忍不住蹒跚着离开了。忒提斯灰心的大喊，她替儿子惋惜：那个坚强如铁、英勇善战的阿喀琉斯回不来了，因为他用生命换回的不过是空虚和无知。这首诗表现了在现代社会寻找英雄精神的一种绝望。世界在W・H奥登的笔下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贫瘠、令人沮丧。还有没有希望呢？诗人没有给出回答。

世界读书日：

就是明天啦。
世界读书日全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称“世界图书日”。
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1995年11月15日正式确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其设立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
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

1995年，国际出版商协会在第二十五届全球大会上提出“世界图书日”的设想，并由西班牙政府将方案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后来，俄罗斯认为，“世界图书日”还应当增加版权的概念。设立世界读书日的建议是由西班牙提出的，其灵感源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圣乔治节”。另据图书馆杂志，世界读书日来源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传说：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困于深山，勇士乔治只身战胜恶龙，解救了公主；公主回赠给乔治的礼物是一本书。从此书成为胆识和力量的象征。4月23日成为“圣乔治节”。节日期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居民有赠送玫瑰和图书给亲友的习俗。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1616年4月23日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

曾被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今天比较忙，继续来发挥一下这个帖子。

拉斐尔画过两幅《圣乔治与龙》，除了上面那一幅，还有下面这一幅，两幅都非常有名。

拉斐尔的素描非常优雅，带有高贵、古典的气质，像他的的油画一样。
拉斐尔的素描，对后来的鲁本斯、安格尔等人都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