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想了解巴赫】168巴赫资料大全！！ [复制链接]

[6楼]：
    安哈特.科腾(Anhalt Koethen)的侯爵利奥波德(Fuerst Leopold)，当听说巴赫没能当上魏玛宫廷乐队指挥时欣喜若狂，立即邀请巴赫来科腾担任他的乐队指挥。不仅工资涨50%，还提供一套住房。科腾侯爵利奥波德，这个人的名字在关于巴赫的音乐史的天空中像月亮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辉。恐怕可以说，对他和巴赫两个人而言，对方都是生命中除了妻儿以外最重要的人了。利奥波德侯爵是在前不久在魏玛举行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巴赫的，听过他的演奏，见过他的作品，而且本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家。作为行家里手，他清楚巴赫是一个人么样的人物，因此毫不犹豫地开出了这么优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巴赫顺理成章地与科腾的侯爵签订了合同，规定他应于1717年8月1日就任那里的乐队指挥一职。他5月底向魏玛公爵提出辞呈，但当8月份到来时仍没有收到答复，他被定在了此地。然而他也不能从公爵这里一走了之，因为威廉公爵有权要求引渡，并且只要愿意，就可以将他埋葬在那片土地上。

[7楼]：
    这时巴赫的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件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事。他收到了德累斯顿(Dresden)宫廷乐队的邀请，因为那里的宫廷乐师们遇到了麻烦：大名鼎鼎的法国音乐家路易.马尚（Louis Machand)来到了德累斯顿宫廷，使乐队里的所有人相形见绌，并且有迹象表明国王有意授予他一个头衔，把他留下来。因此有必要搬来救兵赶走这个法国入侵者。于是1717年秋巴赫去了德累斯顿。那个顽固的魏玛公爵应该是没有阻拦，因为德累斯顿的主人，波兰国王、大选帝侯奥古斯特大王是那片区域所有公国的宗主。而德累斯顿之行对于巴赫本人来说毫无疑问也是一次重要的经历。德累斯顿当时拥有全欧洲仅次于凡尔赛的最光辉、最富有的宫廷，是那个时代欧洲的一个文化中心，因此后来成为德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直到1945年2月作为一个非军事基地、非工业中心被英美的数千架重型轰炸机炸成一片焦土，大量独一无二的历史遗迹包括巴赫当年弹过的管风琴与12万德国难民在弥漫全城的大火中化为灰烬。
    巴赫早就研究过马尚的作品，而马尚也知道他这个对手。不需要听巴赫的演奏，只需运用他的音乐想象力，并看看巴赫作品曲谱前面的一大堆升降号，他就意识到这个人已超越他很多，而在平均律音准方面相比之下他还没入门。所谓平均律，就是今天所有钢琴调音时所使用的律制。不同于最早的乐器上用分弦法得出的每个音的音高，它把一个八度内的7个主音和5个半音的频率值作了一些调和，使得其中任意两个相邻的音调之间的距离都相等，也就是一个半音阶。同时两个相邻的半音阶构成一个全音阶。这样一来就允许作曲家把任何一个旋律随意挪到以任何一个音调为主音的调上，同时听起来不走样或刺耳。平均律并非由巴赫所发明，但在此之前也只是停留在某些音乐理论家的著作里，也有一小部分作曲家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而正是巴赫首先将它全面引入实践当中，并加以完善，最终确定了后世的音乐世界赖以存在的基准。在这方面里程碑式的标志就是他后来写成的《平均律键盘曲集》。路易.马尚作为一个内行，清楚地意识到巴赫可以在羽管键琴上自由地转调，甚至可以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旋律上下翻飞变成一首精彩的赋格，而自己则落后太多，是绝对没有希望获胜的。因此在演出的当天早上他就偷偷溜掉了，并带着完好无损的名声回到了法国。剩下巴赫一个人进行比赛，给在场的每一位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巴赫回到家以后，科腾侯爵派来接他的骑手已经来过又走了，他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此时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同威廉公爵抗争。不再为公爵提供作品，并把管风琴师的位置让他的一个学生代替，而且在10月30日举行的宗教改革二百周年庆典他也不参加。当一切出路似乎都被堵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就是他唯一合理的选择。而威廉公爵也作出了当机立断的反应，把巴赫关到了魏玛最差的监狱里去。公爵的名声本来就不佳，科腾侯爵凭借与公爵在王室中的连襟关系也对此事有一定的影响力，再加上巴赫自己也不是无名之辈，使得这件事掀起了一场风波。最终一个月后公爵屈服于各种压力将巴赫放了出来并且再也不想见到他，巴赫终于如愿以偿摆脱了束缚。但恼羞成怒的公爵将巴赫在魏玛期间的各种档案全部抹掉了——他不想见到巴赫，即使是名字也不想。

[8楼]：
    1717年12月巴赫来到科腾，开始了后来事实证明是他曾拥有过的最理想的5年生活。他在那里有了一个真正的知音，就是他的雇主利奥波德侯爵。那里的宫廷乐队也非常出色。因此在这里他写下了大多数的室内乐和器乐作品，其中就包括了那最著名的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 Concertos)，现今经常被人们在各种场合演奏的几首小提琴协奏曲(BWV 1041、1042、1043)，《英国组曲》(English Suites，BWV 806~811)、《法国组曲》(French Suites，BWV 812~817)，以及大量的羽管键琴协奏曲。还有《平均律键盘曲集》(The Well-tempered Clavier)的第一卷(BWV 846~869)，其24首前奏曲与赋格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巴赫的《平均律键盘曲集》被誉为“音乐中的《旧约全书》”，它的伟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像它的作者本人一样。以后虽然也有作曲家比如肖斯塔科维奇仿照着它以一个八度内的全部12个音调为主音写出了24首大小调作品，但那已经不算是开创性的工作了。莫扎特、贝多芬等后世作曲家为了得到一份巴赫的《平均律键盘曲集》，甘愿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手抄，因为根本没有印刷版本。这份后来被誉为“音乐中的《旧约圣经》”的作品集并不是巴赫为流芳百世而作，相反更多的动机在于给他的孩子及学生们汇编一本钢琴练习的教材。就算他想把它编辑出版，其费用也是他支付不起的。因为他有一大堆孩子要养，他那在同行中数一数二的薪水也仅仅能维持一家的正常开销，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二卷(BWV 870~893)定稿于第一卷面世之后20年左右，这两卷共48首键盘作品就成为音乐史中独一无二的里程碑，标志着从此以后人们可以把任何一个旋律放到八度之内的任意一个高度，自由地翱翔。从而为莫扎特、贝多芬们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平均律键盘曲集》的调性排列方式，从C大调开始每个半音都不落地挨个出现一次，好像巴赫元帅将他手中的全部音阶做一次检阅，也不妨说是音乐之神派出他的12个天使轮番考验巴赫，而巴赫交出了一份展现了所有可能性的、从各种角度看都堪称完美的答卷。这也许就是《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伟大之所在吧。

[9楼]：
    然而巴赫在科腾的生活也并不总是卓有成就而且幸福快乐的。在那个年代死亡离人们很近，短短几年时间里，先后有3个幼小的孩子不幸夭折。而当他1720年随侯爵从外地返回科腾时，妻子也因病撒手人寰，他甚至没能看她最后一眼。从此以后巴赫在留下的科腾后期以及后来的莱比锡时期的画像上，总显得忧郁、严肃而深沉。也许是为了离开科腾这片伤心之地，他宁愿告别一生难得的知音利奥波德侯爵，去了汉堡(Hamburg)应聘，但最终还是因为交不起申请费而作罢，回到了科腾。而接下来侯爵那边也起了变化，他娶了邻近城市的一位讨厌音乐的公主。虽然并非出自巴赫的本意，但事实是在利奥波德结婚后巴赫连一份作品也没为他写出来，而宫廷乐队也逐渐陷于濒临解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巴赫找出在科腾前几年写下的6首室内乐作品，用工整的字迹抄写了一份，寄给了大选帝侯最小的儿子，勃兰登堡(Brandenburg)侯爵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曲谱开头给侯爵的赠言还是花钱请人用法语代写的：“陛下几年前聆听过我的演奏，令我受宠若惊……陛下让我送上几首作品，更让我感到荣幸之至……”。这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用德语写出来，那位勃兰登堡侯爵不可能看不懂，就是为了迎合宫廷里说法语的时髦，还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出路吗。但他的苦心白费了，这6首作品被扔在侯爵的柜子里束之高阁，足足一百多年后才又被人们发现，并以发现地点命名为《勃兰登堡协奏曲》（BWV 1046~1051)。

[10楼]：
    他看不到前途，于是在科腾住了5年后离开了他最重要的知音兼主人，去莱比锡(Leipzig)就任托马斯学校的乐监。但走之前他不是没有收获的，他是在科腾遇到了他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安娜.马格达勒娜（Anna Magdalena，1701~1760)，一位女高音。他娶了她，除了最重要的爱情的原因，还有就是她能帮他分担繁重的家务，并帮着照看一大帮孩子。值得一提的是，巴赫并没有因此与科腾侯爵失去联系，直到去世，他仍是名义上的科腾乐队首席。
    有意思的是，巴赫的这最后一次工作变动来得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顺利。莱比锡托马斯学校的乐监职位已经空缺很长时间，巴赫也早已听说此事，却没有去应聘。接下来几个同行对这个职位提出了申请，同样没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显然，他不想谋求这个职位，直到后来莱比锡市政委员会派出使者前来请他参加竞聘。而雇主那一方对巴赫也并不热心。在几个竞争者中巴赫一直是排在最后考虑的地位的。直到其他竞聘者都因为个人原因放弃这个职位，甚至其中一人在放弃后还正式向市政委员会推荐巴赫，而市政委员会又再三权衡了足足4个月后，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终于在1723年4月22日正式决定聘用巴赫担任这个职务。其实这倒也不奇怪，因为那些市政委员们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他们完全不懂的事物作抉择，也难为了他们。然而费尽了周折，等待巴赫的却只是一份条件苛刻的合同、还不到在科腾时期四分之一的收入和一所破烂不堪的贫民学校的大事小事都得管的乐监职位。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离开科腾和他的知音利奥波德侯爵，举家搬到了莱比锡。因为在这里，至少他又可以搞他的音乐了。

[11楼]：
    正式就职仪式于1723年5月5日在托马斯学校大厅中举行。在座的有莱比锡市长以及一同前来的几位市政委员和教会监理会派来的代表，另一侧坐着学校的校长和其他人士，唯独没有巴赫。根据当时的记录，看起来巴赫只能站着了。仪式该怎么举行就怎么举行，托马斯唱诗班唱了歌，该讲话的市长讲了得体的话，该发言的巴赫也作了谨慎的发言。接下来教会监理会派来的代表以监理会的名义对新任乐监发表了祝词，其实只有一句话，欢迎巴赫前来担任托马斯学校的乐监。然而这是违反常规的，因为从级别上教会监理会置于市政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市长大人立即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并声明这是一种无耻行径和标新立异。监理会的代表试图道歉，但为时已晚。城市首席书记宣布要把这种非法的标新立异行为书面报告给高贵的市政委员会，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笔墨官司。而此时的巴赫在干什么呢？根据记录，他站到了椅子后面——他恐怕也只能站到椅子后面。由此可见，我们的音乐天才巴赫从此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托马斯学校的乐监可不好当。巴赫不仅要以一个音乐家的身份管理并参与学生们的各种音乐活动，还要负责莱比锡全市的四所教堂的教会音乐事务。根据合同规定，他还得教拉丁文课程，这毫无疑问要占去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除此以外，他还得肩负起类似于现在的教导主任的一部分任务，比如每周四晚上要巡视全校并与学生们挤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过夜，据说是为了对学生们的道德品行负责。这些加在一起还不够，他的工资不足以养活他那一大家子，所以还要带领他的唱诗班参加城市中的各种庆典、洗礼、婚丧事等等。比如在葬礼中，我们这位音乐家就必须带领唱诗班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地挣钱，总收入虽然超过了科腾时期，但别忘了，这些事情都要耗费时间和精力，而这对于一个勤奋的人来说是相当宝贵的。

[12楼]：
    这样繁重的工作，加上他的拥有7个孩子的大家庭的繁琐家务，足以使一个普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然而巴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每周一首地为教堂谱写了大量的宗教康塔塔供教堂唱诗班周日演出，仅流传至今的就有200余首，而任何另外一个音乐家周而复始地写下这个数量的作品，就很容易陷入平庸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合同并没有要求他不断写出新的康塔塔，同时他的几位前任也留下了大量可用的作品。那么，他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只能是他对现存的作品不满意。而依照合同规定演出他的作品，也不是理所当然的顺利。比如这一年的耶稣受难日的演出按照教会监理会的规定应在尼古拉教堂举行，但那里的管风琴和羽管键琴都急需维修，唱诗班站立的廊台也已经腐朽，随时有垮塌伤人的危险。巴赫给他的教会上司打了报告要求修理，但监理会说这种事情不归他们管，他应该给市政委员会打报告。市政委员会回复巴赫说我们没钱，巴赫说那样的话今年受难日的演出就得换一个教堂了。而市政委员会告诉他，这是教会监理会管理的事务。就是这样，这个满脑子只有他的音乐的讨厌的巴赫就知道给他的上司们找事情做！上司们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安于现状、不提什么稀奇古怪要求的乐监。巴赫的音乐对于他们来说也只不过相当于有人用中国话布道。而巴赫却多半天真地认为，只要他把中国话讲得再大声一点，上司们就一定能听得懂。

[13楼]：
    而接下来巴赫看起来也对这个工作感到厌烦了。本来嘛，又没人要求他这么做，市政当局也非但不为此付给他一分钱报酬，连一点称赞的表示也没有，为此他还于1725年三次给德累斯顿的波兰国王写信要求向市政委员会施加压力，以讨回至今拖欠他的报酬。波兰国王看起来还是向着巴赫的，因为此前他曾经两次在德累斯顿举办过管风琴音乐会。这次冲突中巴赫胜利了，不仅得到了被拖欠的工资，还讨回了合同规定的主持礼拜的权利。但这毫无疑问进一步把他推到了上司们的对立面上，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外乡人，初来此地还不到3年。
    不过巴赫好像不太在乎这种事情，他有更重要得多的事要做。于是他于1728年从他在梅宁根(Meiningen)的表兄那里买下了足够演出一年的康塔塔。但实际上，这不是他想偷懒的表现，而是在为创作一件更重要的作品腾出时间和精力，这就是被西方音乐界公认为最宏大、最崇高、最震撼人心的《马太受难曲》(Matthew’s Passion，BWV 224)。西方音乐评论家们，基于他们的基督教背景，在提到这部《马太受难曲》时，很难不产生崇高敬畏的感情。这部从头到尾长达3个小时的作品，是在巴赫缺少乐器、合格的合唱队员以及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创作的。在一次匆忙的排练中，巴赫忍无可忍地把在他的乐队中服务的莱比锡大学的音乐主管格尔纳先生的假发狠狠地扔在了地上。就是这个细节，使得后来许多巴赫研究者们理所当然地认定巴赫是一个脾气暴躁、不会为人处事的天才。但仅凭一件事就给一个人下结论是不明智的。作为一个一丝不苟的音乐家，在那种紧迫的情况下做出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而说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敌对关系也纯属夸大其词，即使考虑到不久之前格尔纳还因为莱比锡大学的学生在一次音乐活动中邀请巴赫而不是他格尔纳作曲，与巴赫做过一次竞争。事实是，巴赫死后，就是这个格尔纳先生是巴赫遗嘱的执行人，以及他的家庭的监护者。如果一生都是对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1729年3月他还必须偕夫人和大儿子去一趟科腾，因为他最重要的知音、科腾侯爵利奥波德去世了，活了还不到34岁。巴赫把马太受难曲中已完成的一部分带去作为致哀的音乐。对于这件事有些基督教的音乐评论家们可能感到恼火，巴赫居然把本该献给上帝的乐曲给了一个“微型侯爵”！可对于巴赫本人来说完全不是这样！科腾侯爵利奥波德是巴赫所遇到的最好的主人、最重要的知音和唯一的赞助者，他这一辈子再也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利奥波德了。
    然而出乎后人意料的是，《马太受难曲》的首演并不成功，甚至说完全失败也并不过分。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巴赫在莱比锡所拥有的音乐资源并不足以支持他成功演出这么宏大的作品，这还没算上正反瞧他不顺眼的市政当局和教会监理会在事实上给他造成的干扰和拆台。这不仅使巴赫极度失望，更使得他在上司们心目中的形象雪上加霜。

[14楼]：
    但不是有句话吗，“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对于一生不断“为崇敬上帝而创造均衡的教堂音乐”的巴赫，上帝当然更是不会亏待他的。就好像当年阿恩施塔特不允许他发展时，米尔豪森的聘书闻风而至；当他因为教派争斗在米尔豪森也呆不下去时，魏玛的管风琴师的职位正好空了出来；而当魏玛公爵再也不想见到他时，友善的科腾侯爵利奥波德又给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巢穴；冷酷无情变幻莫测的命运突然夺走了他的爱妻玛丽亚.芭芭拉，但接着又给他送来了安娜.玛格达勒娜。这次在莱比锡也是一样。一直把他视为不存在的老校长在头一年秋天死了，新上任的校长恰巧是这样一位知名学者，巴赫在魏玛的时候他是魏玛中学的副校长，后来跑到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固执的威廉公爵那里，当上了他的私人图书馆的管家。威廉公爵死后，他的侄子立即将他扫地出门，算是对他效忠多年的报答。他就是巴赫的老相识，当然也是他的艺术的崇拜者，约翰.马蒂亚斯.盖斯纳(Johann Matthias Gesner)。盖斯纳上任后以出色的管理能力使托马斯学校焕然一新，并把乐监巴赫的职位直接置于校长，也就是他本人的管辖之下。这样一来不仅是巴赫，还有市政委员会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解脱。巴赫终于又恢复了生气，他作为伟大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确认，在学校中的权力也得以恢复，《马太受难曲》也终于得以成功演出。巴赫在他的老相识手下度过了莱比锡时期相对而言最顺心的一段时光。

[15楼]：
    可惜好景不长，盖斯纳作为一位渊博的学者，自然不会满足于托马斯校长的职务，何况这所学校现在没有他也可以良好运转了。他去了莱比锡大学做了教授。接替他的托马斯学校新校长就不那么友好了，先是对巴赫在学校的活动暗中掣肘，后来更抓了个机会开除了巴赫在教堂音乐上的助理，并故意换上了一个不合格的人选。由于巴赫不会分身术，没有了能干的助理，在教堂音乐方面他就基本上有心无力了。巴赫还为此与校长展开了一场“助理大战”，但终究不是老谋深算、后台阵容强大的校长的对手。这位新任校长有预谋地摧毁了巴赫多年苦心经营的教堂音乐。至于他这么做的原因，除了本人不喜欢音乐，认为那只是影响学生们学习的没用的东西以外，更多的就只能是他嫉妒他的下属、乐监巴赫在学生们中受欢迎的程度。
    巴赫实际上被赶出了学校，同时他也把兼任大学音乐社的职务交给了另一个人。但有意思的是，把他赶走的那个校长虽然摆脱了巴赫，但却未能摆脱学校里的音乐爱好者，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再聘请一位音乐教员，而市政委员会也一反常态痛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此时的巴赫虽然没了公职，但也绝没有陷入退休状态。据他的音乐家二儿子，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的回忆，他的家就像一座鸽子房，直到他父亲去世为止，前来请教学习和探讨音乐的人们总是络绎不绝。他仍然参加城市中的各种活动，带领他的唱诗班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由巴赫推向辉煌顶峰的巴洛克复调式音乐和对位法在巴赫的晚年渐渐成为了过时的风格，而巴赫晚年的作品完全陷入了孤芳自赏中，并逐渐被人们遗忘。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想当然的臆测，事实说明一切。1739年夏天，他的儿子弗里德曼和另外两个乐师从德累斯顿回来，巴赫一家举办了长达一个月的家庭音乐会。这一年晚些时候巴赫又到其它几座城市举行了个人音乐会。10月份开始，又应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的要求，重新接管了大学音乐社的工作。同时他又有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并完成了《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二卷供教学使用。而18世纪的年轻人和21世纪的年轻人一样，总是喜欢新潮的事物，因此我们决不能说，这是一部诞生之时就已过时并成为古董的复调音乐绝笔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