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想了解巴赫】168巴赫资料大全！！ [复制链接]

[16楼]为“巴洛克”类的“专家”们，对于属于同一时代的亨德尔、维瓦尔第、斯卡拉蒂等一长串，其中有的甚至今天只能在档案馆中找到名字的作曲家们，这些老学究们是否也逐个对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做了深入研究呢？他们又在这些人与巴赫的作品中找到了多少共同点呢？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几乎产生于同一时间，为什么这两位作曲家却被这些老学究们分别放在写着“维也纳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的两个抽屉里呢？他们把这些艺术家们收拾得井井有条，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通过显示他们纵览古今的学识来自我陶醉罢了。
    然而巴赫是不可能被关在抽屉里的。他这一生最晚从阿恩施塔特时期算起直到去世，共留下了81位学生，而学生们后来又有了学生的学生。巴赫就是这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曲家们，其中免不了要包括像莫扎特、海顿等重量级人物。在专业圈子里是这样。关于在普通人中的巴赫，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自从门德尔松1827年在柏林重新排演了《马太受难曲》继而不遗余力地把巴赫介绍给大众以来，巴赫才逐渐在人们心中复活的。但这事情是不是应该这么看：首先，巴赫生前就不是一个随声附和大众潮流的作曲家。他的教堂音乐作品绝大多数也不是实用主义的。由于他对音乐超乎寻常的理解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这些作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标题所代表的意义。在巴赫的管风琴曲中教民们不能唱诗，跟着巴赫的舞曲人们也无法跳舞。而且对于任何人，从世界知名的演奏家到普通音乐爱好者都显而易见的是，巴赫的作品往往是难度极高的，虽然在其中随处可见一听就能把人抓住的绕梁三日的旋律。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说巴赫的六首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BWV 1001~1006)，基本上“是一到两个升降号的小提琴作品中难度最高的”。他的《哥德堡变奏曲》和《平均律键盘曲集》也比其他作曲家的钢琴作品难得多。舒曼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天坚持练习《平均律》，就一定能成为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不仅对于演奏者是这样，普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听者也很难全部跟上他的赋格曲中同时进行的各个声部。因此巴赫的作品很难普及，但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呢。他写音乐，并不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能够把乐谱写得多复杂。有意思的是，即使这样，巴赫的名气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响。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古典音乐界居然流行起用仿17世纪古乐器演奏巴赫音乐的复古风潮。而与此同时还有些摇滚乐手把巴赫的作品一个音符也不改地拿到他们手中的摇滚乐器上演奏，发现同样很好听，只是旋律必须加强而已。在现今任何一家卖古典音乐CD的商店里看看，就能很容易地感觉到巴赫的唱片目录要比他的作品目录长得多。而此时他的艺术已经“过时”200多年了。

[17楼]：
    好，让我们再回到巴赫的生活中来，毕竟现在是1747年，巴赫还没死呢。他的二儿子，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巴赫在柏林腓特烈大帝的宫廷中任羽管键琴师。十分的出人意料，腓特烈大帝，这位经常喜欢对邻国不宣而战的穷兵黩武的独裁者，竟然是一个演奏长笛的高手，而且还留下了一些他自己原创的工整的音乐作品。人真是一种复杂的东西。那么理所当然的，这位吹长笛的皇帝肯定对于见一见那个传说中的巴赫很感兴趣。正巧5月7日巴赫和大儿子弗里德曼前来柏林看望在宫廷中任职的二儿子。他们乘坐的马车在波茨坦城门口被拦住，随即被直接带到了腓特烈的宫廷。里面正在举行晚间音乐会，伊曼努埃尔当时就在场。于是腓特烈皇帝说：“先生们，老巴赫来了！”立即中断了音乐会。
    巴赫当时已经62岁了，又在马车上颠簸了10多个小时，可腓特烈连休息和更衣的时间都没给他，就让他试弹各个房间里的所有钢琴。不过这么看起来这位皇帝对巴赫至少还是比较重视的。第二天巴赫参观了波茨坦的管风琴，并得到了一整天的演出机会。但下面这件事恐怕就不那么友好了：腓特烈用长笛吹出一段旋律，让巴赫以此为主题创作一首6声部的赋格。而这段旋律并不适合用于赋格曲，这实际上是把巴赫推上了极限。但已经习惯了各种胜利的腓特烈大帝恐怕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要不然他也就不是腓特烈了。更何况，这个衣着破旧的老头据说是无所不能的。说腓特烈大帝这么做是成心刁难他而不是出于仰慕，是有理由的。否则，给腓特烈担任宫廷乐师的C.P.E.巴赫在后来的讲述中不可能对这一点保持沉默。但巴赫还是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并在晚间的音乐会上让皇帝事实上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但巴赫自己显然不是这么理解的。他知道腓特烈不是一个对位专家，因此那个不合适的主题肯定不是他故意用来为难自己的。而且皇帝又给了他两天的表演机会，这一定是出于对他的艺术的更大的兴趣。这深深地打动了巴赫，于是回到家后，把腓特烈给的那个不合适的主题用高度的艺术技巧，作为赋格和各种形式的卡农曲，变成一大套作品，并制成铜板，附以最谦恭的敬词寄给了皇帝。这就是《音乐的奉献》(Musikalisches Opfer，BWV 1079)。但就像他将近30年前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一样，接收者同样没什么反应，而且从未表示过感谢，甚至没有向宫廷中的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说过两句客套话。

[18楼]：
    时间到了1749年，巴赫的境况每况愈下，不仅是健康状况，家庭的经济情况也是如此。简直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工作还是不少的。不仅要继续教学生，这几年中他还写出了一些基础性的作品。1746年，他在图灵根的出版商许布勒那里出版了6首众赞歌(Schuebler Chorale，BWV 645~650)，内容出自以前的康塔塔，看起来主要是为了卖钱。为了尽可能取得急需的收入，他还在1749和1750年间又写了18首众赞歌，甚至不能等待已断断续续写了多年的《赋格的艺术》(The art of Fugue，BWV 1080)全部完成，就迫不及待地安排付印，其重要性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然而《赋格的艺术》还没写完，就在这卖歌为生的晚年窘境中，他的眼痛又突然加剧，视力不断下降，到最后几乎完全失明。这又使他陷入了恐慌之中。贝多芬中年的耳聋通常被看成是命运对一个音乐家最残酷的打击。这确实很不幸。但因为旋律是可以在心中听到的，他耳朵虽然听不见，却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他的旋律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并在曲谱纸上写下来。也就是说，他仍可以作曲，只是不能用耳朵听到最终效果。而对于巴赫，他虽然听得见，也可以在他那卓越的大脑中构造同以前一样美妙的旋律，却写不下来！而把同时进行的多个声部“唱”给代笔的人，显然比一个盲人作家口述他的小说要困难多了。
    巴赫失明并且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了出去。而此时那个市政委员会突然一反常态地关心起巴赫的职务来：巴赫人还没死，他们就替他物色了一个接班人，还像模像样地在酒店里进行了一场正式的考核。他们终于不再把托马斯学校乐监看作一个不存在的职位了！
    有资料称巴赫晚年还患有糖尿病。他一生都没能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即使有糖尿病，在当时也既没有手段确诊，更无法治疗。所以导致他失明的可能不仅仅是白内障，还有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损伤。当时一位著名的英国眼科医生约翰.泰勒周游德意志途中恰好经过莱比锡，那么巴赫的眼科手术的主刀人就非他莫属了。巴赫的白内障手术于1750年3月，就在他的接班人接受考核的那家酒店里进行。患者被绑在一把椅子上，由身后一位身强力壮的助手牢牢按住头部。18世纪50年代，不要提麻醉药，连消毒的概念都是没有的。手术的过程是先把一块煮得滚烫的苹果放在患者的眼睛上，以软化角膜。然后用未经消毒的手术刀切开角膜，把混浊的晶状体切开，推到虹膜下面，最后用一只深度眼镜勉强代替晶状体。这样高难度的手术，如果不信任这位全欧洲知名的医生，还能信任谁呢？但不幸的是，当泰勒医生4月返回莱比锡看望他的病人时，遗憾地发现混浊的晶体又回到了原位。这就是说，年已65的巴赫忍受了巨大痛苦熬过的第一次手术失败了，还得照原样再来一遍。即使是一个正当年的健壮的人，经历了两次这样像对待牲口一样的手术过程，身体也肯定会垮下去。

[19楼]：
    整个春天过去了，他还是看不见东西。夏天也来了，情况还是没变化，而他却越来越虚弱了。
    他终于再也无法忍受黑暗了。7月18日，他撕下了缠在眼睛上的绷带——他又可以看见了！这对一个65岁的老人来说真算得上是奇迹！但此时他已没有能力享受这个奇迹了。几个月身体上的折磨和重见天日的激动，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中风击倒。带着高烧卧床10天后，于1750年7月28日，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那卓越的大脑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奇迹般的旋律创造停止了。

[20楼]：
    然而巴赫却没有墓碑。因为他这一生没能留下多少积蓄，仅相当于他在莱比锡一年半的收入。相比之下，经常被人们拿来与巴赫相提并论的“巴洛克时代”另一位著名作曲家亨德尔，在移居英国后成为了全欧洲最富有的歌剧经纪人。巴赫的妻子安娜.马格达勒娜倾其手头上全部的积蓄为丈夫买了一口橡木棺材，然后就连购置墓地十字架的钱也实在拿不出了。按照规定，她应再得到丈夫在任时半年的工资，但高贵而明智的市政委员会发现，巴赫27年前上任时晚到了几天，因此应按规定在他们精确的计算后扣除一部分，这样她拿到手的就少得可怜了。如此注重节约，才是一个称职的市政委员会。而节约的地方，就在那些无助的人身上。她的两个继子，威廉.弗里德曼和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尽管一直跟她关系不错，却没有接济她一分钱。因为他们对父亲从他们身上分给这个女人的爱，给他们带来的创伤至今无法释然。她生命的晚期，完全靠别人的施舍过活，去世的时候是“接受救济者”。
    巴赫的葬礼几乎整个托马斯学校的人都参加了。13年前把他从学校赶出去的校长对他的去世还真是没说过一句话，然而巴赫为之忠心耿耿服务了27年之久的教会此时也只是发布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声明。巴赫的橡木棺材被安放在约翰教堂的外墙边，直到1894年这个教堂再次扩建时又被重新找到，1950年才终于移葬于托马斯教堂。
    巴赫的《赋格的艺术》终究还是没能写完。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他的《安魂曲》，他的学生苏斯迈尔续成了这部作品。由于他对老师的手法非常熟悉，以至于后人很难看出莫扎特究竟是在哪里停止的。依此类推，巴赫的《赋格的艺术》就理所当然应该由他的成就最大的二儿子C.P.E.巴赫续写完成。但伊曼努埃尔对待这个光荣的任务的做法却是：什么都没写。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因为他清楚无误地告诉人们，有资格续写巴赫《赋格的艺术》的作曲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21楼]：
    出生在音乐世家，从懂事起便孜孜不倦地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学习各种能听到的的音乐，然后无时无刻不在创作彰显着自己独一无二风格的作品。除了作曲，就是作曲，这样的一生，倒也简单。然而他穷其一生用音符构造出来的高度复杂、精美绝伦的音乐大厦，却是其他任何一位天才的同行所望尘莫及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使后来的职业作曲家们活得多少有些尴尬。而且我敢说，不仅他的后继者们无一例外没能达到他的高度，就是整个人类今后也不会再产生一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了。因为虽然科技在飞速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人们发挥自身潜力的能力却在不可避免地逐渐退化。
    虽然每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但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里，很少有人不同意把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排在首位。他的作品所代表的复调音乐作曲技法，不仅在他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被推向了顶峰，而且已然成为他个人最显著的标志。不仅在他同时代的其他同行那里，人们找不到同样程度的复杂、精妙的复调，C.P.E.巴赫的创作也走的是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主调风格。他身后的一些天才人物比如莫扎特、贝多芬等，也只在他们某些特定的乐章中运用了复调的技巧，这更多的还是为了表达对他们伟大的前辈巴赫的敬意。所以尽管前面提到过，我认为人们在评价巴赫的时候把他局限在一个所谓“巴洛克时代”内是不公平的，但在这里我还是特别想引用下面这句耳熟能详的经典结语：“一个时代结束了”。

[22楼]：
    巴赫的一生写下了难以计数的作品，仅流传至今被赋以“巴赫作品目录”(Bach Werke Verzeichnis)的就有700多部，其他的都非常遗憾地遗失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遗失的曲谱决不会是被巴赫拿去当面包的包装纸而无法流传至今的，否则他就不是巴赫了。流传下来的作品中，编号最后的一首就是《赋格的艺术》，BWV 1080，可见其中有许多编号被空出来了。这应该是编订巴赫作品目录的19世纪的沃尔夫冈.施米德(Wolfgang Schmieder)爵士因当时力量所限，特意留出的。但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看样子不会再有巴赫的新作被发现了。另一方面，匈牙利钢琴演奏家安德拉斯.希夫(Andras Schiff)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当年巴赫的家里有录音机那该多好啊！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确定，演奏他的作品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速度和力度了。

[23楼]：
    在这些作品当中，据统计有将近一半属于宗教音乐。于是引出了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巴赫与基督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总的来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巴赫创作音乐，只是一种对上帝的坚定信仰的追求。有人因为巴赫创作了伟大的《马太受难曲》，甚至称他为“第五位福音传教士”（马太、马可、约翰、路加福音书）。这样的观点主要出自19世纪的一些信仰基督教的传记作者之口。有信仰是件好事，但看起来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无意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不管别人愿不愿意，也不太在乎事实究竟如何。巴赫的信仰属于基督新教的马丁.路德教派，这个派别的信徒普遍倾向于认为世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完全不值得信任，并习惯于在内心中把自己看得过分渺小，偏执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必能升入天堂，以此来换取内心的安全感。的确，在巴赫的宗教康塔塔中，经常可见这样的标题：“我感到厌烦”(BWV 82)、“最亲爱的上帝，我将在何时死去？”(BWV 8)、“虚伪的世界，我不信任你”(BWV 52)、“我有许多忧虑”(BWV 21)。巴赫十岁时就父母双亡，以后的生活中又经历了那么多世事的变故。另外，巴赫家用的圣经得以保存了下来，在上面也经常可以发现他本人批注的笔迹。

[24楼]：
    然而请不要忘记，不同于普通的善男信女，他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拥有非凡的能力并用音符为自己构造出了一个和谐完美的、绝对理想的音乐世界。因此他不必五体投地战战兢兢地将自己拥有的人类才智悉数交给上帝以换取他的眷顾和保护。毕竟，由他亲手缔造的完美和谐的音乐世界又怎么能背叛、伤害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幸运得多，因为他真正展现了自我。我们上面提到过，巴赫的作品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标题的含义。早在阿恩施塔特时期，他就因为在礼拜时演奏的赞美诗中掺入了过多复杂的和声与转调而多次受到教会上司的警告。因此，他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为了换取面包或完全为了荣耀上帝而作。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为崇敬上帝而创作的均衡的”教堂音乐之外，还存在着同样大量的为陶冶情操和以娱乐为目的的作品。他写出6首辉煌灿烂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除了带来极度的世俗欢乐之外没什么别的用意。还有些作品甚至就是应别人请求而写的实用之作。比如著名的《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BWV 988)，就是应他的一个仰慕者，俄罗斯公使凯塞林伯爵的需求产生的。凯塞林伯爵患有严重的失眠，他的贴身侍从，年轻的羽管键琴演奏家哥德堡就每晚在隔壁的屋里为他演奏以帮他排解无眠之夜。他需要一首更好的催眠曲，于是就向巴赫提出请求。巴赫在自己从前的作品中抽出一首由民间小调改编的咏叹调，以它为基准魔术般地变出了30首变奏曲，每一首都别具特色，激动人心。这看起来好像与一开始写作的动机背道而驰。他把这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部变奏曲作为催眠小夜曲送给了凯塞林伯爵。激动的伯爵回赠给巴赫一只装满了100枚路易金币的银杯作为酬谢。这是巴赫一辈子获得的最高额的稿酬了。我能想象得到，那些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的传记家们提到这件事时脸上那不屑的表情。

[25楼]：
    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巴赫是把劳苦大众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启蒙者的观点，出现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落入前苏联及其官僚手中以后。对每个已经作古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政审，根据其立场是否与自己相符，从而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像自己一样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这是这帮红色共和国的官僚及“哲学家”、“历史学家”们的基本功。但有意思的是，对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们却不敢这么干。然而他们也决不能容忍一个信仰上帝的巴赫。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塑造一个全新的巴赫形象。由于莱比锡战后被划归前民主德国管辖，很自然地，1949年在那里成立了“莱比锡新巴赫协会”。这个协会虽然自称是非政治性的，但除了绞尽脑汁竭力弥合巴赫先生与18世纪的莱比锡市政委员会之间的裂痕，并让那个教会监理会安安静静地消失以外，这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将“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先驱”这个光荣称号强加给巴赫。于是巴赫被说成是来到莱比锡后受这里“强大的启蒙运动力量”深深影响，致力于“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中把音乐解放出来”。他的作品“象征了新生，激发了进步，预示了未来”，是“在宗教外衣下对宗教的背离”。莱比锡在德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文化启蒙运动的中心，但那是在巴赫去世几十年之后。他们还指出：“至1945年以前，德国官方始终只把巴赫的作品看成是形式主义的卖弄”，而普通人“完全没有看到巴赫的伟大的民族意义”，“后来出现的所谓的巴赫研究，越来越走上了臆造和歪曲巴赫的误区”。这些还不够，巴赫更被戴上了“人道主义英雄”的桂冠：“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听到受苦人的呐喊，渴望和平和幸福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