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所谓“机遇只留给勤奋的有心人”，杨西斯校长这位法国“伯乐”对林先生欣赏有加，并将他推荐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使年轻的林风眠在法国的学业更上了一个台阶。当时在巴黎高等学院的艺术环境是现代的、开放的，各种艺术流派竞相吐艳。林先生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艺术营养，接触到原汁原味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等各种不同的绘画流派。也知道了什么叫“海纳百川”，什么叫“思想自由”，什么叫“包容兼蓄”……为了生存，他勤工俭学，曾干过油漆工，但是单调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觉枯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不同的油漆在调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色彩涟漪以及色度渐变给人的视觉造成的冲击，都会给我留下最美最深的印象。认识颜色是我的爱好，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好色之徒’。”
“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因为巴黎求学时的一段特殊经历，还令林先生在牢狱之中吃了不少苦。某位女“造反派”追问他与周恩来总理的关系时，林先生由于回答不如对方之意而遭致辱打耳光，说到此事，林先生气得脸色发青，肌肉颤抖，言语哽咽……其实，对于自己同周恩来总理的关系，林先生曾多次强调，哪怕在拘留所里被审讯，也毫不动摇——他们是在法国认识的，却并没有什么深交：
“1918年，我到法国就读，当时周恩来也在法国。星期日，很多旅法的同学在巴黎的咖啡馆相叙。有时周恩来也来，但我们平时没有往来。
“有一次，周恩来曾向我征求意见，邀我加入中国**运动的组织，我回答说：我是搞艺术的，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中去，而搞政治也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二者不可分心。周恩来听后，尊重我的意见，以后从未提过。我们依旧是点头之交。”
后来，周恩来当了总理，林先生却从未找过这位当年的老相识。直到1958年，在上海的一次文艺界的聚会中，周总理见到了久违的林先生，特地与林先生握手，并亲切地讲：“几十年不见，您还是老样子，工作上、生活上有事可以找我。 ”又过了4年，1962年在上海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周总理又见到了林先生，他热情地拥抱了林先生，并真诚地说：“希望你多画些画。”君子之交淡如水，解放后林先生与周总理的接触仅有这两次，但他对此却一直缅怀在心。后来，林先生对我讲：“有人以为我与周恩来有特殊的关系。这就是我被捕的原因之一。”
在监狱中，面对拷问，林先生毫不屈服。由于专案组没有得到预期想要的结果，林先生因此遭受到了极为悲惨的非人待遇。造反派将他双手反铐起来，越挣扎手铐收得越紧，到后来甚至磨破了皮，出了很多血。回忆起这些苦难，林先生告诉我：“我在监狱中学会了反手趴在地上，用嘴啃饭吃。要不然，就得活活饿死。”我听了，可谓心如刀绞。
我告诉林先生，这几年里，他的老朋友傅雷、朱梅馥夫妇自尽了，此外，文艺界的杨嘉仁夫妇、金素雯夫妇、言慧珠、顾而已、上官云珠、石挥等都纷纷离开了人世。我还说到了自己，一天中最多遭遇了30次抄家，大小批斗更是不计其数。有一次还被拉到文化广场，为陈丕显书记陪斗，站在台上，望着底下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大叫“**”口号，我突然想到林先生这位亦师亦友的老朋友，不知道在监狱中会过着怎样艰难的日子！林先生听罢，坚强而平静地说了句：“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从北京到杭州
林先生告诉我，1926年初，他回到了祖国。在上海的轮船码头上，突然看到拉出来的横幅标语，上面写道“欢迎林风眠校长回国”。他感到惊讶与不解，所以就悄悄避开了欢迎的队伍。林先生笑着说道：“现在有很多人讲，他们当时在码头上接到了我，然后一起去了北京，这不是事实。”
因为当年他曾托蔡元培先生为其在国内找工作，在未得到蔡先生的回复前，他是绝不能贸然担任其他工作的。后来，当他见到蔡元培先生后才知道，校方曾打电报告诉他“已被聘为国立艺专校长”，可惜当时他已经上了回国的轮船，并没有接到电报，因而错过了这个消息，所以才会在码头上莫名惊讶。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言而有信的君子。
回到上海休息了两三个月后，他来到北京任北京艺专第一任校长。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撰写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任校长都不是林风眠。对此，林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路线上的事”，希望我“不要急于更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提出异议，说出真相，很可能会使某些人难堪，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他始终强调：“画家不在乎人家给你多少桂冠，最重要还是以作品来说话。”
在北京担任校长期间，林先生还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1927年，27岁的他开设了写生课程，并大胆在课堂上请来了**模特儿。当时的北京正是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时期，有“枪毙部长”之称的教育总长刘哲十分顽固保守。他认为人体艺术有伤风化，坚决反对。林先生面对封建势力毫不畏惧，于是在报纸上坚持己见，闹得满城风雨。气急败坏的刘哲扬言林先生是“**”，甚至要“抓住林风眠，枪毙了”。好在当时“少帅”张学良将军认为林先生提倡人体写生仅仅是“为了教学”，并没有其他含义，这才将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之后，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林先生来到了杭州，创办了全新的“国立艺术院”。
对于他一手创建的“国立艺术院”，林先生是非常怀念的。林先生在杭州市玉泉还有一幢他自己设计的西式小洋楼。当年他离开杭州时，当地的园林管理部门曾给林先生大约9000元人民币，将房子收购了，但是房屋的产权之事并没有做个了断。1975年，我曾建议把这幢小楼改建成林风眠艺术馆，但林先生却不同意，他说：“那里的环境很好，还是作为我的养老地为好。”
“这是他们尊重我。”
1974年，社会上正在批判林先生一张题为《山村》的水墨画。一天，林先生忽然接到市**通知，要他去参加接待外宾。当时，他的家里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好穿着平时的那件半长夹克衫去赴宴。等待进入接待室时，林先生这才发现：原来，要接待的外宾竟是自己当年的学生赵无极！正在犹豫之际，赵无极却一下子站起身，疾步跪迎林老师，还多次动情地拥抱着他，一再感谢林老师当年对他的教导，一再呼喊林老师是他的恩师……这一切使得接待赵无极的那位造反派市领导又狼狈又尴尬，只得极不情愿地一同搀扶起林先生。就在这次聚会上，赵无极还多次讲到林先生在法国学校中尚留有十多幅作品，学校表示要归还给林先生。林先生听罢，却始终沉默不语。第二天，意犹未尽的林先生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接待的情景。他动情地说：“赵无极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他是在帮我呢！”
1976年10月，我的老朋友黄永玉从北京来信，转述“号外”：“叶大侠夜擒四螃蟹”，并附《阳秋三绝》画一幅。画中四蟹，三公一母。我当时还参不透禅机，因为“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还被封锁着。于是就来到了程十发先生家中。正巧程家有一位北京客人，这才证实了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我立即将信和画带给林先生看，并告诉了他来自北京的好消息。林先生听闻之后，长舒一口气，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接着又关照我“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小心”。临别之时，林先生指了指那画上的四只螃蟹，低声说了句：“毁了几代人！”
拨乱反正之后，黄永玉来到上海，住在我家。我们偶然谈起林先生时，他告诉我：当年，林先生在北京开展览会，李苦禅、李可染天天去美术馆报到，从布展到宣传忙个不停，甚至还义务担任起了画展的“讲解员”。别人都诧异这两位大画家怎么会对林风眠那么热情，他们既高兴又不无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林风眠老师的学生！”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先生，他笑了笑，淡淡说道：“这是他们尊重我。”
聚首香江
1977年，林先生即将出国前，在我家信箱内留下了一封告别信，约我尽快去他家见面。我接到信后随即赴约，到他家后才知道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三幅画，作为告别纪念。谨慎的他还叮嘱道：“我临走的那天你就不要去送我了。有许多你认识的领导会来，还是别引起不必要的连累了吧。”于是，我就在那熟悉的南昌路二楼房间内，向林先生作了告别。我明白，这是林先生对我的爱护，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他就是这样一位细致周到，处处为人着想的慈悲长者。
林先生到了香港后，很快就给我来信，用的是“林琼”的署名。由于他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在信中希望我能介绍些朋友买他的画。我立即托香港友人买了他一幅画，计港币一万元。后来又介绍另外一位友人买了两幅。待他的经济情况略有好转，林先生就立刻来信，嘱咐我“不必再介绍了”。他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自始至终是一位自尊、自重的可敬老人。
1989年，我退休后也来到了香港，为了在香港立足，我做起了生意，在铜锣湾的马路边开了一家小小的素菜馆，林先生得知后即来看我。当他看到我的餐馆简陋的现状，第二天就亲自送来两张画，什么话也没说。然而，正是这两幅画，对我当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但林先生似乎从来就不求什么回报，他每次到我店里来，总是只要一碗素面就可以了，从不大吃大喝。历史的教训令他在香港只能继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晚年的林先生更像一位孤独的老者，除了艺术，他已没有别的追求。
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先生在香港仙逝远去了。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我看到他是那么安详地躺在白色的花丛中，穿着他那件常年穿着的灰色外套，平凡得无论如何都感觉不到一点点绘画大师的风采。然而，看似平凡的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划**的中国艺术大师啊！作为导师，他留给我“真诚”；作为朋友，他留给我“善良”；作为画家，他留给我“美丽”。能与这位“真善美”的化身交往几十年，此生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