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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授蒋英女士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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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区一排老旧的红砖楼群中,有一座普通小楼,这就是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夫妇的家。走进这个家,除了满眼四壁藏书,在屋中最显赫的位置,摆放着一架德国制造的黑色大三角钢琴。这架琴,不仅说明了主人的身份与爱好,同时也记录了这对科学家与艺术家挚真的情感、至诚的追求、至上的奉献……

   这架三角钢琴,是1947年钱学森送给新娘的第一件礼物,它辗转美国、中国,伴随他们50余载。

口琴和钢琴

    在所有介绍钱学森和蒋英夫妇的故事中,都形容他们二人的结合是“青梅竹马”。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都是前清秀才,又同是留日学生,两人回国后都在北京供职,因此两家互相来往甚密。

    在蒋英的记忆中,童年时对钱学森的最深印象是大哥哥的那只小口琴:

    “钱学森是他们家的独生子,我们蒋家有5个女儿。钱学森的妈妈非要跟我妈要一个女儿。我妈说:那你就挑一个吧!她妈妈挑了老三,就是我。当时还请了几桌客,算我正式过继给钱家,从小跟我的奶妈也过去了,我的名字也改为钱学英。那时我才5岁,而钱学森已经10多岁了,跟我玩不到一块,我记得他会吹口琴,当时我也想吹,他不给我吹,我就闹,他爸爸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大哥哥欺负我。他爸就带我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个口琴给了我。

    “过了一阵,我爸爸妈妈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提出:你们老三,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也是我的干女儿。以后我就称钱学森父母干爹干妈,叫钱学森干哥。”

    钱学森手里的那个小口琴,可能就是小蒋英对音乐世界的最初认识。有意思的是,当时钱学森并没意识到他“欺负”的小妹妹,从此再也没有走出他的视线,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挚爱。就因这一只小小的口琴“欠”下了一世情,也结下了一生缘。

    良好的家庭环境,使钱学森和蒋英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蒋英儿时喜爱唱歌,颇有音乐天赋。父亲“择其性之所近而辅导之”,让蒋英学习钢琴。这样,就读上海中西女塾时,蒋英已开始为将来当一名歌唱家而努力学习音乐。1935年,蒋英随父亲到欧洲考察,进入德国著名的冯·斯东凡尔德贵族学校学习。

    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从此开始了她在欧洲学习、追求音乐的漫长旅程。

    而那个吹着口琴一路长大的钱学森,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对艺术也很热爱。书法、绘画、写作、小品尽显才艺,音乐课上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时时激荡着钱学森的血脉。1929年,钱学森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课余时间他经常去听音乐会,认真研讨《艺术史》、《艺术论》等论著。1935午钱学森赴美留学,先后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一个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一个在欧洲畅游于声乐艺术海洋之中,10多个年头,他们彼此没有来往,只有艺术的种子孕育在各自的心田。然而,当蒋百里赴美国考察时把蒋英在欧洲的留影拿给钱学森看时,照片上那动人的微笑和儿时就依稀可见的美丽,又曾在钱学森的心里掀起了怎样的微澜?

    “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关系就断了。”这是蒋英出国前记忆里的钱学森,言语间,透露出那个时候姑娘家单纯的性格和大哥哥对小妹妹心里的惦念。

    不知是心灵的召唤还是冥冥中天赐良缘,两小无猜的钱学森和蒋英各自在国外奋斗。1947年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祖国。蒋英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了第一场独唱音乐会,演出轰动了整个上海,报界评论:“她卓越的歌唱艺术”使人们看到“中国一样有优越的艺术天才,良好的资质和聪颖头脑”。而就在那场音乐会上,钱学森静静地坐在观众席中,欣赏了台上每一曲悠扬的歌声,引发起他情感的激荡和对未来的畅想。他与蒋英就这样再度重逢了。

    音乐会以后,年已36岁的钱学森开始了对蒋英的默默追求。而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蒋英的回忆中似乎少了点浪漫情调。

    “我们都是1947年回国,当时他妈问我家人:小三有朋友了吗?我家的人说,小三朋友多着呢!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对象,追我的人倒是不少,我一个都没看上。那时候,他父亲每周都送些杭州小吃来,钱学森也常来我们家玩。好多人让我们给他介绍女朋友,我和妹妹真给他介绍了一个。他坐在中间,不好意思看我们给他介绍的姑娘。可是他看我倒挺大方,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后来他老来我们家,说是来看望蒋伯母……后来他说,你跟我去美国吧!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咱们还是再相互了解一下,先通通信吧!他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

    “那时我从心里佩服他,他才36岁就是正教授了,很多人都很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就是好人。”

    1947年夏,钱学森和蒋英结婚了。而钱学森送给新娘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至今还摆在他们家中的那架黑色德式三角大钢琴。

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深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钱学森本来就非常喜欢艺术,尤其是喜爱音乐;而蒋英见多识广,对钱学森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理解,并从多方面给以支持。因此,他们的家庭是和谐的,幸福的。

钱学森建立了新家之后,许多在美国的朋友纷纷前来祝贺。于是,钱学森为朋友们举办了家庭“派对”。

这天,钱学森的新居热闹非凡,门前停满了远路赶来的朋友们的汽车。室内的客厅里笑语喧哗,有男有女,有黄皮肤、白皮肤,还有黑皮肤的。世界很大,可是也很小,今天这座小楼里,几乎装下了来自几大洲的客人。

钱学森满面春风,喜形于色。他把蒋英介绍给每一位来访的朋友。当蒋英落落大方地出现在客人面前时,很多人都被她那美丽的容貌和高雅的气质惊呆了。事后有一位美国朋友说:

“英说话柔柔的,让人一看就想到她这么好的高挑身材,这么好的形象和嗓音,不做时装模特,不当舞蹈家和歌唱家,实在太可惜了。”

客人们一面喝着中国龙井茶水,一面听钱学森叙述他在上海和蒋英女士结婚的经过。朋友们都为这对新人的结合,表示衷心的祝福。不少朋友还带来了心爱的礼品。

当人们知道蒋英是个有相当知名度的女高音歌唱家时,都欢迎她为大家唱歌。蒋英并不推辞。她先唱了家乡的苏杭小调,甜美的歌声,把客人带进了小桥流水的人间天堂。接着,又用德语演唱西洋歌曲。她音域宽阔,声音圆润。那华美的高音区,极富变幻,如行云流水,欢畅跳跃,美不胜收。客人们一再鼓掌欢迎,蒋英不得不连唱了四、五首歌。

钱学森只好出来解围,答应再唱一支,就开始“派对’了。

最后一支歌是《耶利亚》。忘情的客人们拍着手,附和着女主人的歌声,一同唱起了“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

蒋英因为长期生活在德国,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来到美国后,一时英语还不过关。钱学森就抽暇教她学英语,而且特别注意在日常生活中讲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咯咯地笑。蒋英为了尽快地掌握英语,把几首德语歌曲翻译成英语,经常哼唱。因此,从这座小楼里时常传出笑语歌声。

被草坪和花木围起来的住宅,是个两人世界,也是他和她的伊甸园。

钱学森喜欢蒋英的歌声,尤其喜欢她的笑声。那笑声是蒋英独有的。清脆、欢快、坦荡,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情。他觉得她的笑声是从眼睛中漾出来的,是从她的心底淌出来的。对于他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和渴望。他愿意每天都听到蒋英的笑声,因为笑声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每当听到蒋英的笑声时,钱学森总是愉快地望着她,痴痴地望着她。这时,蒋英总是明知故问:“你在看什么呀?”

蒋英和老伴钱学森在一起美国一位专栏作家这样形容蒋英:

英的笑意始终浮在面庞上,她说话注意语感,和风细雨般亲切轻柔,每句话都长了脚似地向你走来。她时常为钱幽默而滑稽的语言而发笑,笑得很开心,很可爱。那甜甜的笑声,不时回透出女高音歌唱家所特有的那种灵气来。钱欣赏着她的笑声,像是很得意。钱捕捉到她漂亮脱俗的气质。

钱学森和蒋英的美满婚姻,当时在美国成了他的朋友们的佳话,连冯·卡门教授谈到钱学森的婚姻时,也异常兴奋地说道:

“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

的确,自从钱学森与蒋英结婚,自从蒋英跟他一起来到美国,自从他们安了家,钱学森彻底结束了他十多年的单身生活,他一下子变得那样快活而富有朝气。他更加 “俏皮”,语言更富于幽默感,每当他一天的工作或教学结束了回到家来,一种特有的温馨扑面而来,那舒适的居室,幽雅的客厅,还有蒋英亲手烧制的中国口味的饭菜,都使他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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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英:给学生吃些苦头没有错
2004年06月30日11:38:47 北京青年报 伦兵



  四位在海外卓有成就的歌唱家将于7月4日在保利剧院为他们的恩师、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蒋英教授举办音乐会,庆贺她教育生涯45周年。85岁高龄的蒋英教授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猛夸自己的几位得意门生:“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过去提起蒋英教授,往往把她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一起称为双双事业有成的模范夫妻。钱教授在我国国防科技上做出的突出贡献广为人知,而蒋英教授对我国声乐艺术发展做出的贡献,了解的人则相对较少。很多人并不知道蒋英教授的众多学生都在国际声乐比赛中得过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如今已经是国际乐坛的佼佼者。这次参加音乐会的傅海静、祝爱兰、杨光和多吉次仁则是其中的代表。提起自己的弟子,蒋英教授总是满心欢喜:“他们都在国外的音乐舞台上赢得了荣誉。多年来,傅海静和祝爱兰他们非常希望回来演唱,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他们要表达自己的赤子之心,这些成绩也是来之不易的。”

  蒋英教授直截了当地向记者介绍四位歌唱家在海外的情况,她说:“祝爱兰在国外是自由合同的歌唱家,就是不在某一个歌剧院,而是凭着自己的实力,与众多的歌剧院签下演出合同,美国很多歌唱家都是这样的,而祝爱兰也在很多歌剧院演唱过,已经在30多部歌剧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傅海静在大都会歌剧院。杨光和多吉次仁两个人在国外也已经快10年了。”

  蒋英教授回忆起自己教学和培养学生的一些故事:“这些学生在我这里学习也是拔尖儿的。傅海静当年在纽约,他的经纪人跟他说,帕瓦罗蒂想选一个男中音,傅海静来到帕瓦罗蒂面前演唱,一边唱一边观察他,他看着帕瓦罗蒂满面笑容很得意,傅海静心里很塌实,唱的也很好。唱完后,帕瓦罗蒂说:‘小伙子,咱们从前在哪里见过面?’傅海静点头说:‘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我作为学生唱给您听过。’帕瓦罗蒂跑过来拥抱傅海静说:‘我在中国听到过一个很有才华的男中音,原来就是你。’在这以后,海静经常有机会与帕瓦罗蒂同台演出。当年傅海静在学校时就特别聪明,给他一个曲子,他不费劲就可以学好,在二三年级的时候很不用功。我就给他出难题,三年级就给他唱很难的曲目,唱舒曼的声乐套曲唱马勒

  的作品,他那个时候就拿下来了。你给他什么东西都难不倒他。实践证明,鞭策是可以出现火花的,给他吃些苦头没有错。”

  因材施教、保证教学质量是成功的前提,对于自己的教学成果,蒋英教授十分客观地告诉记者:“说实话,我并没有教出太多的学生。有些报纸上说某老师教出上百个学生很有成绩,这么吹捧一个教师,是不对的,不真实的。因为我们的教学方式是单个教学,我们老师每天上午只有四节课,四个学生,下午两个学生,而学生每周上两次课,所以一个教师一年最多毕业两个学生。我在音乐学院教学这么多年,顶多教过二三十个学生,这算是真正跟我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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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钱学森与蒋英



儿时一曲《燕双飞》

要谈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故事,得从他们的父辈谈起。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也是著名文化学者,他著述宏富,以“兵学泰斗”驰名于世。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早年都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18岁那年,两人又以文字互契而结为好友,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留学日本数年,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教育,回国后均居北京。因此,蒋、钱两家关系甚密。

蒋英生于1902年9月,她是蒋百里四个女儿中最美最聪明的一个,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要五岁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

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是非常正式的,蒋钱两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然后蒋英便和从小带她的奶妈一起住到了钱家。在蒋钱两家的一次聚会中,钱学森和蒋英当着他们的父母,唱起了《燕双飞》,唱得那样自然、和谐,四位大人都高兴地笑了。蒋百里忽然明白了什么:“噢,你钱均夫要我的女儿,恐怕不只是缺个闺女吧?”

其实,蒋百里也十分喜欢钱学森,他多次对钱均夫说:“咱的学森,是个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成为中国的爱迪生。”

钱学森和蒋英更没想到,儿时的一曲《燕双飞》,竟然成为他们日后结为伉俪的预言,也成了他们偕行万里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更加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再说,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多热闹哇!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来往就断了。”

琴瑟好合,羡煞朋辈

曾有记者在采访蒋英时,问起她与钱学森结合的经过——

记者:“看来你俩的结合是双方家长的意思啦?”

蒋英:“我父亲倒是有些想法。他到美国考察还专门到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把我的照片给他。”

记者:“你们俩之间谁先挑明的?”

蒋英:“是他。他说:‘你跟我去美国吧!’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呆一阵,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他反复就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我妹妹知道后对我说:‘姐,你真嫁他,你不会幸福的。’我妹在美国和钱学森一个城市,她讲了钱学森在美国的故事:赵元任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让他把这位小姐接到赵家,结果他把人家小姐给丢了。赵元任说:‘给他介绍朋友真难。’”

记者:“您当时怎么想?”

蒋英:“我从心里佩服他。他那时很出名,才36岁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

1947年桂子飘香的季节,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鸾俦。此时蒋英已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钱学森则是学识超群的科学家。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算是安家了。新家陈设很简朴。二楼一间狭小的书房,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工作室。起居间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蒋英长期在德国学音乐,来到美国后,一时英语还不能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学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咯咯地笑。蒋英为了尽快地掌握英语,把几首德语歌曲翻译成英语,经常哼唱。因此,从这座小楼里时常传出笑语歌声。

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教授谈到钱学森的婚姻时,也显得异常兴奋:“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几年后,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一文中说:“钱和蒋英是愉快的一对儿。作为父亲,钱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的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于尽这些责任。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钱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来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一杯,与那个干一杯。”

蒋英来到美国的头几年,钱学森去美国各地讲学或参观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外出他总忘不了买一些妻子喜欢的礼品,特别是各种新的音乐唱片。在他们家中,各种豪华版经典的钢琴独奏曲、协奏曲,应有尽有。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

1950年8月23日,钱学森和蒋英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办好了行李托运及回国的一切手续,并和美国的亲友一一作了告别。但就在这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说他的行李中携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半个月后几名警务人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家,说钱学森是共产党,非法逮捕了他。钱学森被送往特米那岛,关押在这个岛的一个拘留所里。9月22日,美国当局命钱学森交出1.5万美元后,才让他保释出狱。但他仍要听候传讯,不能离开洛杉矶。

经过半个月的折磨,钱学森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体重整整减少了30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时不时闯入家门搜查、威胁、恫吓,他们的信件受到严密的检查,连电话也受到了窃听。这时,蒋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护卫着钱学森,想方法把惊吓留给自己。

整整五年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减损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的决心。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则弹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以排解寂寞与烦闷。虽说竹笛和吉他所产生的音响并不和谐,但这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为了能随时回国,当然也为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与捣乱,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一年合同,五年之中竟搬了五次家。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只是为了不致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

在蒋英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用意志战胜了自己,他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和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

科学艺术,相辅相成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六岁的儿子永刚、五岁的女儿永真,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蒋英的艺术才华又焕发出来了,她最初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和独唱演员,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歌剧系主任、教授。

蒋英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非常热心音乐教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磁带式录音机还未问世,蒋英和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钢丝录音机。蒋英便把它拿去用于教学工作,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我国每次发射导弹、核导弹和人造卫星等,钱学森都要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当时保密要求十分严格,钱学森出差在哪里,干什么,从来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一个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渺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五院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告诉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

有人曾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俩一个在科学上、一个在艺术上都达到高峰,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这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钱学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共同的艺术情趣是蒋英和钱学森相互关怀、相互爱恋的沃土。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美国政府软禁的艰难岁月,夜晚,当孩子们入睡以后,有时他们也要悄悄地欣赏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的交响曲,感受那与命运顽强抗争呼唤,乐观地面对人生,这也许就是贝多芬所要证明的:“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学更高的启示”。

在回国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他也竭力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时,正是蒋英给该书定了英译名。

蒋英教授对科技事业、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十分关心和理解,她曾以巨大的热情,不顾连续几个月的劳累,参与组织、指导一台大型音乐会——《星光灿烂》,歌唱航天人,献给航天人。

蒋英和钱学森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艺术情趣,他们努力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每逢星期天,如果天气好,他们总是带着孩子一起去郊外野游,到公园散步。香山、碧云寺、樱桃沟、颐和园、景山、北海,以及故宫、天坛、长城、十三陵,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和身影。

1999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隆重举办“艺术与科学——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由蒋英的学生参加演出的音乐会等,88岁的钱学森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他特意送来花篮,写来书面发言,让女儿代为宣读,以表达他对蒋英的深深的爱意。

摘自《钱学森的情感世界》王文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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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授蒋英

李俊兰
   掌声拍打着北京音乐厅那挂满“重金属”的天棚,鲜花在那没有帷幕的舞台上开放,掌声里花丛中,80岁的蒋英教授被她专程从美国、德国赶来参加这场演唱会的学生们簇拥着,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鞠躬致意。舞台正中,“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年”的红色会标,成为这帧
师生“舞台照”的醒目背景,紫红色衣裙映衬下的满头银发,犹如无字的“图片说明”……


  当她还是一个头扎两根辫子的小女孩时,在父亲蒋百里——旧中国一位闻名遐迩的军事将领、文化学者,曾出面邀请并促成杜威、罗素、泰戈尔来华讲学,慈爱又严厉的督导下,先习钢琴,又攻声乐,16岁上负笈西学,后入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舞台始终是她心中的向往,夜晚的梦境。不过在那时的她看来,80岁该是很老的老奶奶,她从没想过80岁时再站到舞台上,被掌声包围,鲜花环绕。


  其实就在3个月前她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幕,那天,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同她商议“执教40年活动安排”时,听说要开学术研讨会,她很高兴地同意了,她是德国艺术歌曲的权威教授,传承薪火责无旁贷。又听说开新闻发布会,还要把她那些在国际乐坛摘金夺银的学生召回来开演唱会,她摇头、摆手了:“那得花多少钱呀?”——她这个人是少有的“古板”,只要动“公款”就犯算计,就连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手术之前问的也是这句话。院领导告诉她,这三个“会”是院党委研究后做出的决定,是为了落实中央强调的培养高素质面向21世纪的知识创新人才……自两年前那场手术后,她的听力已不如从前,可“中央精神”这四个字听清楚了,她是1981年62岁时在党旗下宣的誓,从那时起她就认定了自己的这个身份,从来也没忘记这个身份,于是她同意了。


  其实她深知领导上和同事们的一片好意,只是这些年来,她和她那著名的丈夫、人称“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先生始终保持一种简约朴素、不事张扬的生活状态,面对种种社会流变,两人有个“三不”约定:不写传记、不评功摆好、不接受记者采访。他们只想远离世俗的名利,守一份读书人的宁静。


  有道是:“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说来也怪,这荣誉的光环有时偏偏追逐那些淡泊名利之人,说来还巧,8年前的1991年即钱学森先生80岁时,为表彰他为我国导弹、卫星、火箭技术做出的重大贡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江泽民总书记出席并发表讲话,杨尚昆主席颁发荣誉证书和一级英模勋章,李鹏、邓颖超等同志写来贺信,成为中国科学界轰动一时的盛事。中国科学家前所未有的殊荣使钱学森先生风光无限。


  8年后,默默致力于声乐教育40年的蒋英教授亦在镁光灯下,在首都最高档次的音乐殿堂中,在她的学生美妙动听的歌声里,绽放她80岁的美丽。


  这对佳侣,一生中有过几次约定:1947年,因父辈是同窗好友而成青梅竹马的旅欧十载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小姐与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教授喜结连理,那是他们的白首之约;1955年,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被美国政府软禁5年的钱先生,在周总理关怀下获准回国,携一双儿女航行在太平洋上,他们商定:以自己的所学所知报效新生的祖国……但他们没有约定甚至没有想过:80岁时拥抱一份荣誉一份辉煌。


  无约之约,是为大约。

  说不期而至,其实是实至名归。

歌唱家:说得比唱得好

  “冠名”为“艺术与科学”的蒋英教授执教40年学术研讨会7月中旬举行,到会的有文化部、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指挥家黄飞立,音乐理论家廖辅叔,声乐艺术家叶佩英及科学界人士。发言者多为歌唱家出身,所以予人一种听觉上的享受,譬如男中音黎信昌先生的嗓音浑厚、饱满;男低音吴天球先生挺着他的“啤酒肚”站到话筒前时,就像搬来一只大音箱,传导出的声音“嗡嗡”的,给人以“磁性”和“共振”的感觉。


  论激情洋溢当属吴雁泽,只见这位已谢顶的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双手抱拳,数次向“恩师”行弟子礼。男高音的音色明亮、纯净,男高音的话语一如他的歌声流畅、动情:“1959年我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时,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孩子,山东人,普通话都不会讲,在班里年龄最小基础最差。看到别的同学把钢琴弹得‘哗哗’的,我上去却是‘崩崩’的,有自卑感。可蒋英老师没有抛弃我,把我这么一个‘土老帽’当成‘宝贝蛋’,额外给我开小灶。她培养我的音乐感觉,说实话,农村孩子有什么音乐感觉,山上放牛鞭子一赶喊声‘哟嗬——’,就这感觉。蒋先生为了鼓励我这样的后进生,每次讲评都不以成绩好坏论,而以态度好坏论,我逐渐克服了由自卑产生的学不进去,开始用功往正道上走。如果说今天我吴雁泽还懂一点音乐的话,那么我的知识首先来源于她,是蒋先生把我领进音乐艺术的大门。”男高音歌唱家说,使他对老师“满腹学问”之外“人品敬仰”的是1959年冬天到四季青公社拔大白菜。“蒋先生戴个棉帽子,像小伙子一样干,晚上住在农村非常简陋、八面透风的大屋里,不了解她的身世会以为她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她没有因自己是钱学森夫人坐汽车回了家。”这使他悟出了“做学问要严谨、做人要平常”的道理……这番“没有讲稿,只为表达一个老学生对老教授感激之情”的话语,因脱口而出犹如行云流水,因带着生命体验而真挚感人。一位女士说:“听吴雁泽的歌没掉过眼泪,今天听他说却不行了……”


  如果说吴先生的发言把听者的情绪感染到“泪盈双眸”,那么随后的张汝钧先生则使其“夺眶而出”了。这位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母校纪念恩师教学活动”的“掌门弟子”,酷热中仍是西装革履,先向老师深施九十度大礼,走到话筒前,一句“1959年到1963年,蒋英先生教了我4年,实际上她教了我40年,人生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是一生最大的幸运——”,这位62岁、在香港开过6次演唱会的音乐家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以手抹泪,场上立时一片抽搭之声。张先生连道“对不起”后稳定了情绪,一副好嗓音再次发出的已是铿然之声:“先生给我的太多了,最重要的,她不仅教我怎样唱歌,还教我怎样做人。她常说‘学唱歌,不要光用嗓子练,更要多用脑子练’。‘唱歌,用心灵唱才好听,光用嗓子唱不好听’。这是有人唱了一辈子都没有悟出的道理。培养我们的艺术修养,她说‘用心灵才能听得懂音乐,用耳朵只能听音响’,这是非大师讲不出的体会,所以声乐大师不仅雕塑学生的喉咙,她还是雕塑人的灵魂的工程师……”


  张先生的发言,始于情感,终于理性,特别是对蒋先生音乐理念的追述发人深思。今人评价前辈学者的思想,拥有的是时间差的优势,尽管如此,这些阐发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观点,仍然能与今天已极大发展了的音乐理论、音乐美学思想相衔接相契合。大师的深刻与高超,就在于其观点能经受时间的考验,经受住下一代人审视的目光。


  “学术研讨会让人落泪的事,很少听说。”散场时一位记者如是感慨。

小字辈:存储着好人的记忆

  与吴雁泽、张汝钧这些老学生毕恭毕敬师道尊严地称“蒋先生”的情景相比,音乐学院的职工子弟特别是三四十岁这茬人,对蒋的态度要轻松得多,也亲切得多,他们统统称之为“蒋阿姨”。就连有智商缺陷每天在东门打扫卫生的高达成,也带着一份满足感说:“蒋阿姨跟我关系不错。”“怎么个不错法儿?”“她、她老跟我聊天,挺关心我的。”


  高达成的语言表达不能连贯,问一句“崩”出一句。收发室的柳玲娣、黎达两位女同志忙不迭地解释:“达成从小就没妈,爸爸脑子也有毛病,是院里烧开水的工人。就这样,‘文革’中的1970年也‘一锅端’,去干校搞‘斗批改’。达成整天破衣烂衫,蒋老师从家拿来衣服给他穿。”


  就是在那时候,蒋阿姨与离开父母入“托管班”的四十多个孩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本来她也得去干校,行李卷都打好了,也与家人一一道了别,临出发,总理办公室传来口信,考虑年近60岁的钱学森同志所承担的特殊工作,蒋英同志留在北京。


  她可以很舒服地呆在家里,但她挂念这些孩子,每天都到3号楼一层——“托管班”四十多个孩子的住宿地,她在这儿有一桌一床,有时也住在这里。


  四十多个孩子集中到一起,女孩免不了叽叽喳喳,男孩呢弄不好就挥拳相向。那天楼道里大呼小叫,原来是那个“傻达成”给同屋男孩的蛐蛐罐里泡了尿。刚把蛐蛐罐的事解决完,又发现写作业的办公桌、大小抽屉都被他同时“作了案”……仅是保障这些孩子的安全、督促作业、开家长会就让柳玲娣、刘玉花、马淑娥三位老姐妹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增长知识、培养兴趣这些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就由蒋阿姨一手包办了。


  她买来军棋、跳棋、象棋、小人书、科普书和花手绢,分发给孩子们——花自己的钱,办该办的事,她一点都不在乎。女孩的衣服破了,她用花手绢补上,男孩的毛衣露了胳膊肘,她一针一线给织上,有时她把一大包脏衣服带回家去洗,有时她又把一摞儿子永刚、女儿永贞穿小的衣服拿到班上来,家境困难者优先……


  孩子们每天写完作业,就缠在她身边,借书、听故事、学英语、学钢琴,她从心里喜欢好学的孩子,对好学的孩子往往也多用一份心思。譬如女孩王玉,在此期间跟她学了两年多钢琴,王玉父母从干校返回后,又学了6年小提琴,王玉的父亲说:“我们鼓励她搞艺术,这样就可以不去上山下乡了,怕她受那份罪。”可蒋阿姨却以音乐家的直觉认为王玉不适合搞艺术,她脑瓜灵,小时候玩扑克就长于“算牌”,逻辑思维好,建议她学理工,还把她带到家里“请伯伯出主意”。后来钱学森先生建议她学计算机,报考长沙工学院计算机系,后又师从著名的计算机专家陈火旺。目前王玉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后。念及此,王玉的父亲十分感慨:“我们做父母的都看不到这一步。”那次听说蒋老师因心脏病住进医院,王玉的母亲方友淑淌着眼泪托人捎话:千万千万安心养病。


  淌着眼泪说起这段经历的还有从图书馆退休的刘珍碧老师,她说下干校时女儿才10岁,她心里真是割舍不下,“非常非常痛苦”,至今还觉得对不起孩子,“有时她闹脾气我都容忍”。一去三年,重新回到女儿身边后,她发现有两件衣服女儿特别喜欢穿,因为是“蒋阿姨给我补的”。还有一次到同事家串门,女儿居然坐到人家的钢琴前,一曲《国际歌》让做母亲的感到惊讶,虽然弹得有些幼稚,也不很流畅,但很有气势,像那么回事。问谁教的,女儿说“是蒋阿姨”,“那时我心里的那份感动啊……”


  刘老师认为女儿后来能走上艺术道路,归功于蒋阿姨的“艺术启蒙”。学小提琴、报考电影学院又到意大利学习导演专业,“从意大利留学回来女儿问我‘蒋阿姨在哪儿?真想见见她”——这个对蒋阿姨有着深厚感情的女孩,就是目前活跃在中国影坛,以《找乐》一片获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金奖,以《民警故事》获意大利都灵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的著名女导演宁瀛。


  “她这么一个大权威的夫人给咱们孩子补衣服”;

  “她这么一个大教授给咱们看孩子”——

  这些话,在音乐学院、在那四十多个孩子的父母、亲属间口耳相传,最后概括成一句话:“蒋老师可是个好人啊!”

  中国人在表达对一个人的认同、赞赏时,用的常常是这句简单的话语:是个好人!

  那正是,一个音乐家生命的底色,亦是音乐的最高境界——人格的完成。

小客厅:讲述一位“的哥”感恩的故事

  钱家的客厅,二十来平方米,一架钢琴占去四分之一的面积。据说房间不久前装修过,蒋英老师对装修的“指示”是:“不搞豪华,要像教授的家”——于是处处节约,地板还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白色的木茬,斑斑驳驳,仿佛在企盼着“新生”。


  就在这间客厅,江泽民主席看望过钱学森老人,向他祝寿。一张江主席满面笑容地和左耳挂助听器的钱老促膝交谈的照片就摆放在书柜里。

  就在这间客厅,正值英年的钱学森先生曾多次召集研制导弹、卫星的技术负责人讨论方案,研究课题,中国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的设计图,有些是在这里描绘的。


  这间客厅还是声乐家的琴房。1984年蒋英老师退休后,到这间房里求教、上课的学生源源不断,从这间客厅走出了一位又一位国际声乐比赛的获奖者。


  到这间客厅来的有大学老师、音乐学院教授、部队首长……那天,一位三十多岁、身材健壮、皮肤黝黑的小伙子说,在迈进这个门的所有人当中,我是档次最低的一个,但是——他大喘气,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紧张、不安什么的。


  他总是把那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停在大门外,和警卫打过招呼就进来了,从不事先电话预约,这样,感觉像一家人。

  他真的觉得母亲在世时,蒋阿姨对母亲、对家庭的关心、帮助,“一家人也不过如此。”

  这是被他称为“有天地之别”的两个家庭间,一段真挚友谊的故事。

  马勇的父亲也是司机,在音乐学院司机班工作,母亲马淑娥在托管班时和蒋阿姨共过事,若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马勇的父亲和钱老的司机曾是部队战友,这在一般人看来:“九杆子也打不着。”


  可从听说马淑娥患癌症那天起,这蒋阿姨就坐不住了:刚刚42岁,老大马勇才十几岁,下面还有马萍、马秀两个女孩。于是她隔三差五到马家去,那时马家住在院里那几排低矮的小平房里,陪她聊天,给她开心,“有时天晚了,我爸说开车送她回家,蒋阿姨说车是公家的,我坐公共汽车回去。”马勇说那时他还小,也粗心,他知道蒋阿姨每次来都买水果、营养品,有一次还带来几盆花,给过钱,“数目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蒋阿姨把电视搬来这件事他清楚:

  “那是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电子管的,七十年代初期,“小9寸”还没出来呢,我们全院也没有一两家有电视的。人家送电视就是让我妈开心、高兴。我妈也特别感动,中秋节了,打发我到蒋阿姨家去,几个苹果两块月饼,三五块钱的事,就表示我们没忘人家的好。”


  马勇说,一台17英寸电视,今天看来,“一般般啦,”可在当时是多重的一份礼啊!母亲去世后,父亲前几年也病故了,两个妹妹大学毕业后都去了国外,“马萍马秀打电话常嘱咐我:‘有空去看看蒋阿姨’”——马勇的母亲去世前留下的遗嘱里有这句话。


  马勇说那次他又去了,是傍晚,蒋阿姨正要陪钱老散步,“一看我来了,就让别人去陪钱老,把我请进客厅聊天叙旧。我觉得有些不合适,蒋阿姨说你是客人应该陪你。他们丝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三六九等。”马勇结婚时蒋阿姨送来重礼,“不知道她从哪儿听到的信儿。”


  让马勇感到困惑的是:一方面他总想“找机会报恩”,同时又觉得“没有我能帮上的忙”,他一样样地想过:汽车人家有;力气活有人干……最后他认为自己只有一条路好走:常去看看,以情回报。


  老太太因心脏病住院,医院管理很严,“我愣进去了,当时我买了一束花,又觉得有些寒酸,可蒋阿姨看到我以后那个高兴劲儿,我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就觉得这花买得正好。”


  对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和一个大科学家家庭之间的这种关系,马勇说:“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根本不相信,会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与这位“档次最低”的出租司机的交往和友谊,没有降低蒋英教授的身份,反而赢得了更真诚的尊重,马勇说从中可以看出:“蒋阿姨他们是高境界的人。”

爱学生:有人赞誉有人忧

  看着曲目单上那些洋歌的名称,姜咏倒吸口凉气:共31首,自己会唱的只有4首,距报名截止还有2天,距正式比赛还有1个月,“不行不行,蒋老师,这个比赛我参加不了”,姜咏一脸的斩钉截铁,蒋老师摊开笔记本:“咱们算算,有些歌我教你,‘自选项’还可以调配一下”,“不行不行,蒋老师,这歌曲有英文的、意大利文的,还有法文的,这么多歌词我背不下来”,“我老太太跟你一块背!我背得下来你还背不下来吗?”“不行不行,蒋老师,词背下来了也唱下来了,拿不回奖我也抬不起头。”“姜咏,我最不喜欢你这样,参加比赛不是为了你自己,你代表的是国家,所以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就当我拿枪逼着你去……”


  这是11年前,姜咏参加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皇声乐比赛前的一幕,那次蒋老师一改平日的慈祥,变得严厉且“没商量”,这时她不是用花手绢为孩子补衣服的蒋阿姨,不是向马勇母亲嘘寒问暖的菩萨心,而是含威的将军、怒目的金刚,她的性格张力,性格中的刚性、气度非比寻常地表现出来……


  在蒋老师的坚持下,姜咏填表参赛,一番“恶补”,几过关隘,终于杀进决赛,决赛取12名获奖者,她排第11位,回国那天年近70岁的蒋老师到机场迎接她。


  这“逼”出来的成绩使她获得日内瓦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得以入学深造。1989年在日内瓦国际声乐比赛中荣获一等奖,1990年在法国再次获奖……梅纽因大师称赞她有“天使的声音”。


  蒋英老师把一个原本缺乏自信只想当个“合唱队员”的姜咏锻造成国际乐坛知名的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使她超越了自我。蒋老师用自己的肩膀托举她上了一个平台,平台上有她从未领略过的风光——这也构成了蒋老师晚年幸福的重要内容。


  对事关国家民族荣誉的大名大利,她的手伸得长长的,这种把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信念,不是做出来的,是老一代艺术家的一种生命的自觉,没人逼她,她却要逼姜咏,并为此横眉立目,老当益壮——艺术没有国界,艺术家却有祖国,大艺术家无不与祖国悲喜与共。我们与之的差距常在于这样的眼界与襟怀。


  对一己私利,蒋英老师却超然物外,她不收学生讲课费的奉献行为,在音乐界成为口碑。她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赵登营说:“我从1992年跟随蒋老师学习,每周半天,她没收过我一分钱讲课费。除此,她还要自掏腰包,进行资料准备、磁带转录,发给我们。‘只要你真心学,我就义务教’,跟她唱歌不仅受艺术熏陶,更是心灵的净化。艺术家最需要品质,因为人品不是游离于作品之外的。”——纵使收取讲课费,那钱肯定是有数的,如今她却能收获学生发自内心的真情、仰慕,这是无价之宝,从这个角度说,她是一个大索取者。


  男高音歌唱家赵登峰,原是部队演员,仅有津贴,两次投考汉堡歌剧中心,“每次都要住一个多月,是蒋老师在经济上给我帮助。她知道游子思乡的滋味,常把我在国内的儿子的情况告诉我,她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的,这点我的母亲都很难做到,她爱学生是有名的……”


  在一片赞誉声中,亦有不同声音泛起,譬如她的好朋友郭代昭教授,郭老师认为她是个工作狂,“上课不要命,七八十岁的人一上就半天,学生在时全力支撑,学生一去颓然倒下,常常头痛得要命。”


  于是,在那次研讨会上,吴天球先生用他“气死音箱”的声音说道:“希望蒋英老师能落后些,人也太瘦,不宜拼命。”

伉俪曲:人间难得几回闻

  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中年女教师,站在大厅的展板前端详着蒋英老师与钱先生的一张合照,轻声赞叹:“这是多让人羡慕的一对儿呀!”

  钱先生喜音乐,在上海交大读书时是小号手,对音乐和音乐家妻子的“妙用”,他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儿,避免机械唯物论。”


  人们说这一对好伴侣,是艺术与科学结合的典范。

  他们具有相同的精神品质。

  譬如个性,钱先生最富个性色彩的一句话是在美国跟大鼻子说的:“我中国跟你美国不能比,但是我钱学森这个中国人论单个、人比人,就要跟你们比赛。”“单练”的结果是他的导师、世界闻名的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冯·卡门“服了”,他对行将回国的钱先生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据说直到今天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还把钱先生这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奉为经典。


  蒋英老师的个性突出地表现在她不喜欢别人称呼、更不以此自居的“钱学森夫人”:“我自己就是艺术家、声乐教授”。

  尽管有好几次迁居到“部长楼”、“将军楼”的机会,他们却主动放弃了,至今还住在已经住了40年的老楼里,是那种外部用水泥横几匝竖几匝“捆绑”着的红砖楼。人们的印象中,钱先生总是穿“解放军的绿裤子”,蓝色或灰色上装,蒋英老师的居家服,有时还要“针线串联”,他们和许多家庭的老人一样,有时要把儿女淘汰的衣服“拣着穿”。房间里无处不在的是书柜,据说楼上楼下林林总总40来个。这个家不以珠宝为宝,看重知识、学问和实力,88岁时的钱先生仍然手不释卷。


  以俭朴为美外,他们还以助人为乐为美。那次听说一位为钱先生治过病的医生家中失火,蒋英老师立即凑足了5000元:“房子烧了,家具烧了,可人总得吃饭,拿这钱买点锅碗瓢盆吧”,——完全一副“自家”心态。


  音乐学院来人办事,无意中提起司机边师傅36岁的儿子突发心肌梗塞,住院手术需10万元押金,蒋阿姨想起那不就是托管班的铁蛋吗?!二话没说把5000元装进纸袋托来人转交边师傅:“给他就是了,别说我名字”……


  东捐西献,帮人济困,夫妇俩十分默契。

  譬如蒋英老师告诉丈夫,谁谁有困难了我给送了多少多少钱,钱先生这边点头同意,绝对没意见。

  再譬如蒋英老师说完讲课费的事,钱先生发言:“你做得对,不应该收钱,学生求学阶段哪有什么钱啊。”

  这伉俪情深旁人亦明,那次蒋英老师心脏手术前的会诊,国防科工委来了两位少将,部队如此重视的理由是:“老太太如果不行了,老头儿也就完了……”


  那是生命共同体。

  一对佳侣一世情缘,尤为令人赞叹的是,他们是各自事业的两位巨人:一位致力于外层空间的开发,与浩瀚太空对话,在茫茫宇宙中神极八骛思接千载;另一位则以丹田之气、人籁之音,让那美妙歌声在广袤大地上传唱,悠悠渺渺,生生不已……


  这是怎样的天上人间!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1999年7月31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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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有点亲戚关系。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是
金庸的表姐,而蒋英又是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曾在比利时、法国学习音乐
,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据金庸说,蒋英的“歌唱音量很大,
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
确是极为少有的。”
最后编辑MBL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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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MBL1521 在 2005-11-6 20:20:16 发表的内容
汉语里的优美词汇,都可以献给钱老夫妇俩:青梅竹马,俩小无猜,耳鬓厮磨,郎才女貌,金姻玉缘,喜结鸾俦,琴瑟和鸣,相濡以沫,白首皆老,百年好合![upload=jpg]Upload/2005117114855043.jpg[/upload]
最后编辑MBL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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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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