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国内法来看，禁止公民个人收看境外卫星电视广播的做法是与中国宪法的精神相抵触的。中国现行宪法对于公民是否有自由接收信息的权利没有作出过明确的条款规定，然而从相关条款的中国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来看，笔者认为这一条款暗含了公民享有自由地接受信息的自由。所谓“通讯自由”在传统的观念上往往理解为公民享有信函、电话方面的交流和勾通而不受干扰的自由。随着科技的发展“通信的自由”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无线电广播的收信、国际互联网的信息交流以及卫星电视广播的接收之自由，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通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均包括了信息勾通和信息交流自由的意念，宪法对“通信自由”并没有在手段和方法上作出过任何限制性的解释。
在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中，国家通过行政法规或命令来规范某一领域的公民的自由是因为如果不加以规范个别公民的这种自由权利就有可能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甚至侵犯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政府行政机关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对某些领域建立许可制度是可行的。例如，公民有驾驶行车的权利，但必须通过国家机关设定的驾驶员考试制度，在遵守交通法规的前提下才可以“自由”地驾驶。
不过，笔者认为国务院和地方行政机关在特种领域中规定申请许可制度应该十分慎重和考虑全面的，如果以许可制度为手段，本质上禁止公民个人的通信自由则显然是违反中国宪法的。而国务院129号令以及其他一些行政机关所作的公告或解释是与中国宪法第40条规定的精神相违背的。
国务院129号令人规定只有下列单位和场所才可以申请接收境外卫星电视广播节目：（一）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教育、科研、新闻、金融、经贸等确因业务需要的单位；（二）三星级或国家标准二级以上的涉外宾馆；（三）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室或居住的公寓等。笔者认为这些条款问题很多，虽然是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但是该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抵触，尤其是第三款的规定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歧视本国国民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至少香港、澳门（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后）的华人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他们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任何理由在法律上有优越于大陆公民的权利的。同样“台湾人”在中国大陆也必须服从中国法律的管辖。没有什么“台湾人”可以在法律地位上优越于大陆公民的道理。外国人在中国大陆除部分享有外交特权者以外，所有的外国人应服从属地管辖。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这部分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必须与中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是按照国际惯例，在他国的普通外国人其最高的权利享受是国民待遇。而保护普通外国人享有在中国境内其法律地位超越中国公民的特权，反映了国家的政府机关管理层次的民主法制意识的匮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很显然国务院第129号令及广电部第11号令、北京市政府部门的联合公告、上海市音像管理处的“告示”等，其内容形式上是许可制度，本质上是禁止中国公民享有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因此，上述行政法规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精神相违背的，是应该废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