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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百年留声 寻访上海歌星

新民周刊
2009031期

1934年上海的那些歌声：白虹与周璇的PK

　1934，上海的那些歌声

　　1934，是上海流行音乐界非常热闹的年份。截取1934，以此剖面来观察当年生态，耳边似乎响起袅袅余音，让人领略不夜城之鳞爪。

　　撰稿·钱亦蕉(记者)

　　白虹与周璇的PK

　　1934年，上海“娱乐圈”的一场盛事吸引了大众的目光。那时电台邀请歌星演唱已成流行趋势，“播音歌星”应运而生，上海《大晚报》副刊编辑崔万秋，发起举办了“三大播音歌星竞选”活动。为了办好这次比赛，《大晚报》从5月2日起开始开辟了“今日精彩播音节目”专栏，每天都预报各播音团体的某一位歌星在哪一家电台播音的时间、播唱哪一首歌曲，以便听众有选择地收听。正式竞选从5月26日开始，6月14日结束。这个活动颇似如今的“超女”、“快女”，虽不及今日选秀之声势浩大，却也算中国流行歌坛的第一次歌星竞选。

　　比赛与现在惯见的方式不同，没有初赛、复赛和决赛，没有评委，也没有参赛歌曲，歌星们每天照常到电台播音，听众每天投票是选举他们喜欢的歌星，最后以得票多少决定名次。竞赛开始，白虹与周璇就一马当先，十八天的竞赛，两人互有先后。6月14日《大晚报》第五版发布了竞选结果，第一名“歌后”由白虹获得，9103票；第二名“金嗓子”周璇，票数是8876；第三名汪曼杰，8854票。

　　那时的白虹如日中天，是真正意义上的票选“歌后”，她是“明月社”的台柱，黎锦晖手下的得力干将。那一年，她年仅15岁。3年前，“明月社”在北京招考，主考官黎锦光和严折西选中了当时还叫白丽珠的白虹，把这个活泼靓丽的女孩带到了“十里洋场”，并最终成名。在“明月社”的日子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演唱、一起生活，也让白虹和自己的老师黎锦光陷入热恋，并在两年后他们组成大中华歌舞团去南洋巡演时正式结婚。可惜这段婚姻与严华和周璇的姻缘一样，并没有白头到老。解放后不久，白虹与黎锦光分手，回到了北京，成了话剧演员。当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从香港回来的姚莉拿着黎锦光给的地址，到北京叩开白虹家的大门，看着这个当年的歌后已成眼前白发苍苍的北方大妈，岁月更迭让人几多唏嘘。

　　1934年的周璇14岁。虽然只比白虹小1岁，但是因为进“明月社”也晚一年，成名也晚一点，所以只能是王人美、白虹等人的“后辈”。然而，这个“后辈”，后劲十足，经过这次竞选，“金嗓子”声名远扬，之后逐渐成为真正的歌影两栖巨星。这个时候的周璇还没有开始演电影，那个让人难忘的电影经典《马路天使》和风靡至今的歌曲《天涯歌女》要在几年后才出现，不过她在歌唱上的天分和甜美的容貌早已引起电影界的关注，那细眉大眼巴掌脸简直就是为银幕而造就的。1934年对周璇来说是个转折点，获得歌星竞选第二名的她很快就获得了出演电影的机会，她第一次“触电”是在影片《风云儿女》中扮演一个小配角，这部影片的插曲正是《义勇军进行曲》，日后的国歌。

　　1934年对另一位歌影两栖明星王人美来说，也很重要。由她主演并演唱主题曲、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让王人美达到了演艺事业的最顶峰。6月14日，《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盛况空前，连映84天，日日座无虚席，创卖座率最高纪录。第二年它还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委团荣誉大奖，主题曲也风靡一时，万人传唱。这一年，20岁的王人美还与当时的影帝金焰恋爱成婚，一度被媒体追捧为“金童玉女”。令人遗憾的是，如同娱乐圈常见的明星伉俪一样，两人终究未能长相厮守。而当这段婚姻结束后，王人美的演艺事业也跌入低潮。她的天后地位逐渐被周璇取代。

　　对于40年代出道成名的几位“歌后”级明星姚莉、白光、张露、吴莺音来说，1934年显然还太年轻。只有姚莉在这一年开始进入“大同音乐社”唱歌，还和哥哥姚敏一起在电台搭档表演，一天跑台五六家。当然，这离她被周璇和严华发现，介绍入百代，还有3年呢，更不要说那首让人传唱至今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了。

　　聂耳，如流星般耀眼

　　1934年在上海，由夏衍等五人组成的地下电影小组，策动改组了“电通影业公司”，使“电通”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电通”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也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

　　《桃李劫》是袁牧之在1934年时撰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同时他也是该片的主演，袁牧之也就是让周璇名噪一时的电影《马路天使》的编导。1934年7月，田汉决定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但刚写出电影故事和一段歌词，就被国民党**逮捕了。文学剧本的创作由夏衍来继续完成，聂耳则完成了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的作曲。

　　1934年，聂耳早已与明月社决裂，在加入中国**一年后，他因为左倾被联华影业公司解雇，随后由地下党安排进入了百代唱片公司担任录音、作曲等工作，后来升任公司的音乐部副主任。当时百代唱片与胜利、大中华唱片在上海呈三足鼎立之势，当然百代不管从产量还是质量上讲更胜出一筹，并且与不少有名的音乐人签约。当时百代的音乐部主任是任光，他不仅能敏感捕捉市场需求录制黎锦晖等人的流行歌曲赚取高额利润，也接受出版了很多左翼词曲作家的革命歌曲，聂耳就是在其手下工作。

　　1934年是聂耳创作热情最为高涨的一年，也是最丰产的一年，他自称这一年是他的“音乐年”。他先后为田汉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了《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等插曲，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大路歌》、《开路先锋》，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飞花歌》、《牧羊女》。为发展民族音乐，他还领导组建了百代国乐队，同年10月，聂耳和任光一起主持举办了“百代新声会”，邀集各界人士欣赏百代公司新录制的唱片。聂耳创作的《毕业歌》、《大路歌》等受到热烈欢迎。不久，因他写作的歌曲《飞花歌》、《牧羊女》被胜利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引起百代唱片公司老板的不满，聂耳于11月底辞职离开百代公司，又回到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任音乐部主任。他为该厂拍摄的影片《新女性》配音，并创作了主题歌《新女性》组歌。这一年，他还撰写了《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热情地肯定了《渔光曲》等一系列革命歌曲。可惜，第二年4月，他就因溺水去世了，把生命结束在最旺盛的创作期。

　　1934年，《天涯歌女》和《四季歌》的曲作者贺绿汀创作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牧童短笛》，在亚历山大·齐尔吕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活动中获第一名。这一年，他还为电影《渔家女》创作了插曲《西湖春晓》。后来，他任明星电影公司音乐科科长，为众多电影配乐，其中有著名的《游击队之歌》。

　　歌舞厅里的黎锦晖

　　1934年，作为中国流行音乐摇篮的明月社，在解散休整了一年后，又重起炉灶。在黎锦晖的召唤下，原来的班底又重回明月社的怀抱，但是不少知名演员已经签约电影公司。这时，由于电影业的迅速发展，很多歌舞演员都已以电影表演为事业中心，电影插曲也成为歌曲流行的最重要通道。再加上黎锦晖本身不善经营理财，所以明月社再次入不敷出，黎锦晖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费版税填补窟窿，最后不仅没有能拯救明月社，还遭受家庭破裂(妻子徐来离开)的打击。

　　从1932年百乐门建成开始，歌舞厅逐渐成为时髦，有乐队歌星常驻。1934年，黎锦晖应杜月笙之邀，为即将开业的扬子饭店舞厅组建了一支完全由华人乐手组成的爵士乐队，这是中国乐坛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名为“清风舞乐队”，黎锦晖还为乐队提供乐谱和歌星伴唱的歌曲，并编写舞曲。当时，黎锦晖致力于爵士乐的研究，他曾经把《特别快车》等多首流行歌曲编写成爵士风格，美国有一个爱灵顿公爵，也写了一个类似于《特别快车》的曲子。学者安德鲁·琼斯以为是黎锦晖抄袭了美国人的爵士乐，可是查证以后却发现，黎锦晖所作比爱灵顿公爵还早了一年。黎锦晖改编的流行歌曲特别为舞客喜欢，所以不少歌舞厅都来找黎锦晖要乐队谱，黎锦晖一一答应，有些甚至不收报酬，一时间，他在上海舞厅华人乐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自此，一大批歌手也随之在舞厅中成长，歌舞厅正式成为电台、唱片、电影插曲之外，流行歌曲传播的又一途径，也是歌手成名的又一渠道，比如欧阳飞莺就是偶然在仙乐斯演唱而走上职业歌手之路的。■

【转帖】百年留声 寻访上海歌星

新民周刊
2009031期

“我不要人家看我，有什么好看的，这么老了，我要他们听我的音乐，永远。”

　　采访·王勇 整理·钱亦蕉

　　姚莉说，她一生中只有一个偶像，就是周璇，她是唱着周璇的歌成长起来的。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到了香港，在唱片PK中，她居然赢了周璇。

　　也有人把姚莉作为自己的偶像，她们中有台湾的邓丽君和香港的徐小凤，都是两地歌坛“一姐”。一代代歌星就是这样传承交替……

　　不管是周璇、姚莉，还是邓丽君、徐小凤，她们的魅力是跨越时空的，她们的歌迷老少皆有，遍布世界各地。岁月无情，可是不老的是歌声，还有用歌曲承载的情感。

　　2009年元宵节后，王勇特地到香港，拜访了姚莉女士。

　　16岁进百代

　　王：在上海，最早的时候，你是在“大同音乐社”开始表演的？

　　姚：是的，跟着我舅舅，他也很喜欢音乐，在那里拉小提琴，也是玩票性质。我还小，但喜欢跟着去玩，他们演奏音乐，我就唱歌，喜欢唱周璇的歌。

　　王：你和哥哥姚敏当年有没有专门学过音乐？

　　姚：我们都没有专门学过。哥哥还会弹琴，他从来没有正式跟人学过，但弹得非常棒，我很佩服他。

　　我小时候就喜欢听周璇，迷她迷得不得了，我一生中唯一的偶像就是周璇。她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她，我不会进唱片公司，当时她的先生严华很欣赏我，要不我怎么能进百代呢？我只是一个在电台里唱唱歌的小姐，而且不算有名。

　　我进百代的时候，最红的是周璇、白虹和龚秋霞三个人，她们是大明星，她们的歌我都听过，我觉得自己去做歌星没希望啊，不相信自己了，想不到自己也会红。

　　王：你进百代是多大啊？

　　姚：16岁(1937年)。我进百代才改的名叫姚莉，在电台时叫姚秀云。我很早就开始唱歌了，那时候要赚钱养家嘛。在电台里，唱一个月两块钱。后来出了唱片红了，收入才高了，歌舞厅也请我唱，我在仙乐斯唱了4年，后来又在扬子舞厅唱，薪水都很高。唱了8年以后，我结婚了，那时我25岁。

　　王：你是嫁给了扬子舞厅的少东？

　　姚：在扬子舞厅的时候，经理看我很老实，很低调，所以很喜欢我，我就认他做干爹。两年后，他跟我妈妈说，我很喜欢你女儿，我妈妈说不行啊，年纪相差太多了(他的太太已经去世多年，他一直没有再娶，所以妈妈一开始会搞错)，他说不是我要娶你女儿，我有三个儿子，我希望你女儿做我的儿媳。人家还以为经理儿子是我的歌迷，其实不是这样的，他的儿子根本不来夜总会的，我跟他结婚，他还没有大学毕业呢。他比我小，在交通大学读机械。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不容易啊，他已经去世4年了，他去的时候我们正好结婚60年。我嫁给他很幸福，夫妻间从来不争吵，同舟共济。

　　王：你有几个子女？

　　姚：我有两个孩子，到香港以后生的。现在女儿在加拿大多伦多，儿子在美国西雅图。我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够了，不唱了

　　王：50年代到香港后，你曾经还演唱过一段时间，后来，你为什么不出唱片了？

　　姚：国语歌后来在香港没有人唱了，后来的许多歌手都是广东女孩，唱粤语歌。现在她们也在拼命学国语歌，但她们唱不出国语歌的那种味道。以前的音乐是真的好。

　　后来香港用的录音方式，我都不习惯。他们录唱片，都不是现场的，是合成的，我不喜欢。戴着耳麦唱，旁边没有乐队，我不习惯。所以我跟百代经理说我不唱了，一个人站在那里唱不行，我说我要唱现场，我才有感情。现在他们录音，一首歌翻来覆去可以唱一个小时，唱得不好了可以再唱，然后做剪接，你说这样怎么会有感情？哪里有那么多感情？我录唱片的时候，都是一首歌只唱一遍就过的。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够了，想想，我16岁就开始录唱片了。就让大家保留美好的印象，老了，就不要再唱了，这是我自己的原则。我想在我唱得最好的时候就结束，我很满足了。

　　王：你后来还在香港百代工作了一段时间吗？

　　姚：七年(1969年-1976年)，做监制。一年做两张LP，也做小的EP，做得好辛苦。比唱歌辛苦，唱歌只要自己投入感情就好，但是做监制还要为歌手着想。

　　王：去百代是在您哥哥去世以后，也算一种慰藉，姚敏突然去世是怎么一个情况？

　　姚：那时我们和亲戚很多人在一起吃饭，他突然说感觉不舒服，我们就让他在沙发上休息，我们还在一起打麻将。过了一会，去看他，发现不对，就叫来救护车，说已经没有了，心肌梗死。刚刚还在一起吃饭呢，就这么没有了，真太意外了。我妈妈也很伤心，就这么一个儿子，才49岁(1967年)。

　　王：姚敏的孩子现在怎么样？

　　姚：在美国。他的大儿子已经六十多岁了，他都已经有好几个孙女了，可惜他看不到了。

　　王：你还有一个姐姐？

　　姚：大姐，她一直在昆明，解放前就到了那儿，她丈夫在昆明教书。现在她也已经去世了。

　　老朋友一个一个都走了

　　王：本来这次来香港，除了见你之外，还想见见张露的，但前不久，张露去世了。

　　姚：我和张露最要好了，我们有60年的友情。在香港，(当年上海那些歌手)就是我和她。香港也有我和张露的老歌歌迷会。我们一班老歌手，还有潘迪华等等，每年都要聚两次，我总是和张露坐在一起，我们私底下都说上海话。她是年初一下午3点走的，昏迷了，没有醒来，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我到年初三才知道，因为年初一是新年，香港一般不报这些，直到年初四，香港报纸才登出消息。张露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

　　王：你多久没有回上海了？

　　姚：十几年了。我不想回去了，没有(熟)人了。我最开心的是1985年回去，统统都见到了，见到黎锦光，见到严华，还有严折西，最重要的三个人都见到了，了了我一个心愿。

　　1985年，我还去北京看了白姐(白虹)，我以前跟她最好。黎锦光给了我一个地址，我自己坐火车，上门找去。到那儿，她开了门，看了我很久，因为那时已经过了30多年了，我也认不出她了，她像一个北方大妈了。我说，白姐，你不认得我啦？她说，我想不起来了。我说了一个“姚”字，她就“哇”想起来了，叫我“小莉”，开心得不得了。我们还一起同唱了一首歌。

　　严折西为我作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比如《重逢》；到了香港以后，就只有姚敏为我作曲了，没有第二人了。

　　王：姚敏后期曲风很多样。

　　姚：是的，他到了欧洲去玩了以后回来，作的歌带着西洋味道；去了一趟新加坡，回来也作了《马来风光》。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吸取那边的音乐元素。他跟我不一样，他不喜欢讲话，喜欢心里面想，我喜欢讲。

　　王：你以前在上海住在哪里？

　　姚：我住在愚园路(和丈夫一起)，渔光村一带，我妈妈家是在圣母院路(现瑞金一路)，我上次回去看时，基本还是老样子。严华原来也住在愚园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李香兰好像还在，我还跟她碰过面。她50年代在香港拍过几部电影，《一夜风流》里她唱了里面所有的9首歌曲。她的歌当时都很红，特别是《夜来香》。她很有人情味，和我哥哥关系也很好的。香兰说很喜欢我的歌，她自己唱的是高音，却偏喜欢我的低音。她后来从政，很厉害。香兰现在什么也不做了，就休息在家里，她没有儿女，就一个人。

　　王：你现在身体状况怎样？

　　姚：我的关节不大好，医生说老了都会有这样的毛病，要我吃药、打针止痛，我说不用啦，这一点痛没有关系。

　　不要看，只要听就可以了

　　王：这次在中唱片库整理老歌的时候，发现有你的歌曲100多首，我们选了20首。

　　姚：还留下了100首这么多！别人问我总共唱过多少歌曲，我说大概两三百首，他们说，不是啊，有四五百首！他们比我记得清楚。很多歌我连歌名都忘记了，太多了。到香港以后的歌还记得，《玫瑰玫瑰我爱你》记得，其他这么多，怎么记得清？香港现在有个资料馆，里面收藏了我的歌和资料，台湾也有一个。

　　王：新加坡的李宁国先生，做了一系列的《中国上海三四十年代绝代名曲》，收集了很多绝版歌曲和资料。

　　姚：他自己也做了一些收集工作，可是他的一个朋友非常厉害。我去新加坡，到那个朋友家里，许多三四十年代的资料，保存得非常好！所以李宁国就跟他说：“不要那么小气嘛，拿出来让我做CD。这些人年纪都很大了，免得将来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好歌了。”后来他朋友就答应把这些收藏提供出来。

　　平时，有很多人来看我，一个来了，告诉了另一个，另一个也来找我，我都见了，不认识的也见。台湾的也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很喜欢讲，因为我知道你们对这些历史也都不晓得，那我为什么不讲一点给你们听呢？

　　王：你现在还接受电视采访吗？

　　姚：我很少上电视了，所以现在一般人马路上看到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但是如果一上电视，每个人都认得你。我不喜欢这样。你们听我的作品就可以了，我不喜欢去出风头。我不要人家看我，有什么好看的，这么老了，我要他们听我的音乐，永远。

　　王：一些歌手，比如吴莺音至今还登台演唱，你为什么后来不再登台了呢？

　　姚：我也想赚钱，有机会赚钱为什么不赚？可是我放弃了很多赚钱的机会，她们很多人70岁还登台，我50岁就不唱了。我不愿登台，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唱片”歌手，又不会讲话，从来不上舞台表演的，小的时候为了养家才在夜总会唱过歌。

　　我最后一次上台是在2005年徐小凤的演唱会上。她也唱过我的歌，她以前在夜总会唱歌的时候，我也去捧过场。徐小凤一直很尊敬我，她打电话给我，说：“姚莉姐，我要开演唱会了，你肯不肯来一来，支持我？”我觉得她也很不容易，60年代就开始唱了，唱了这么长时间，我说OK啦，谢谢你。她就给了我两张票，是第一排的。我说你寄来就可以了，她说不可以，一定要亲自交到我手里。没想到那天演唱会，她唱到一半，忽然就把我说出来了。她先没有说我的名字，只说：我今天很幸运，十几年不唱了，今天来了一位我最崇拜的偶像，我不用讲她的名字，我只要唱她的歌……她唱《玫瑰玫瑰我爱你》、唱《大江东去》，唱《春风吻上我的脸》。她一唱我的歌，就不用讲啦，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了。这时，她从台上下来，到我面前，伸出两手……我完全没有准备，我以为只是去捧场的。“红馆”啊，几万人哪，我真的不太会讲话，跟你们聊天我会，但这么多人，要我讲话很紧张啊。她叫两个人扶我上台，我说：“谢谢你给我第一排的票，假如不是你给我票，你的演唱会这么热，我根本买不到票。我很高兴，你十几年没唱，今天还是有这么多歌迷”。我又对着台下说：“你们都是她的歌迷，我也是她歌迷啊！”徐小凤吓了一大跳，说你讲笑话，你怎么成我的歌迷了，我说，真的，你的广东歌唱得那么好，很有味道。那天晚上去现场的观众开心得不得了，不仅看了徐小凤，还看到了这么多年没上台的姚莉姐。■

【转帖】百年留声 寻访上海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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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留声 寻访上海歌星

新民周刊
2009031期

我学了三年大提琴之后，战争结束，日本人投降。这时上海有个工部局乐队(当时的租界**乐队)，我们的老师好多都是这个乐队的，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场演出。当时我们一边跟他们学，一边就看他们排练，看他们演出。每天过得很充实。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就接管了工部局乐队。这个乐队原来全是外国人，他们需要一批中国人补充进去，那么我们音乐学院就有12个同学补充进去。我是其中之一，那是1946年。

　　乐队后来改名上海市**交响乐团，经常开音乐会，我在上海也有一点小名气了。我白天在乐团，晚上还是在夜总会工作。这时候我父亲回来了，他退休了没工作，全家都依靠我一个人。

　　百乐门的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

　　晚上我们自组的这个乐队是自由职业，并不固定地方。高士满老板换了，我们也走了，后来就到了仙都饭店(现在南京路食品公司六楼)，那是家音乐餐厅。

　　这时候，杰米·金(Jimmy King)就找到我们了，他说现在百乐门要他去做乐队，问我参加吗？我说当然参加，就这样我们到了百乐门。以前，夜总会啊舞厅啊都是菲律宾人乐队，他们水平比我们高。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他们从小就受美国教育，所以他们的爵士非常棒，我们是向他们学习的。不过，菲律宾人有他们的性格弱点，技巧是有的，就是有点自由散漫，百乐门老板不喜欢，所以就找了杰米·金。

　　杰米·金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大学生，家境很好，是个公子哥儿。毕业后，因为英文好，他就在工部局乐队当巡官。他学的是理工科，但喜欢音乐，很活跃，游泳骑马样样都会。他进了第一流的高级舞厅仙乐(南京西路原上海杂技场)，那里有个非常有名的菲律宾乐队，领班叫罗平，杰米·金就跟他学夏威夷吉他及演唱。罗平跟他讲：“你当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到我这里来搞音乐吧，学音乐很开心！”他就同意了，到仙乐的乐队里当罗平的助手，唱歌，弹琴。时间长了就和百乐门老板认得了。后来百乐门的老板找到他，说你来百乐门吧，由你组织乐队你当领班，于是他就这样把我们一起拉过去，组成了“杰米·金乐队”。

　　以前百乐门不用中国人乐队，都是老外，这是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进入百乐门。我们很年轻，衣服穿着也都很整齐，而且带了五个女歌手，一面搞爵士乐，一面搞流行歌曲，所以很受欢迎。我在百乐门工作了五年，一直到1952年。百乐门的收入不错，每天晚上三个小时，月收入相当于现在三五千吧，再加上白天我在交响乐团的工资一千多，生活没有问题。

　　我们乐队的水平比较高，相当于菲律宾乐队。我在里面当贝司手，有时还作曲、编曲。原先都是美国乐曲，没有中国曲子，因为我在音乐学院学过，懂乐理，所以由我来编曲。

　　1948年**曾经禁舞，百乐门也关门歇业，后来又开了。当时内战时期，上海很混乱，国民党内部也很复杂。有些官员就觉得上海这么多舞厅，花天酒地的，现在在打仗，要把它禁掉。但是禁舞后很多人失业了，好几万人呐。很多舞女没事情做了，她们就去请愿。舞女们到淮海中路嵩山路口社会局请愿，不接见就冲进去，这也成了当时的一个大事件，被称作舞潮案。当时也有人叫我去的，我没有参加。

　　再见李香兰

　　百乐门有很多舞女伴舞，还有客人带自己的朋友或者夫人来跳舞。前面一种一般是资本家老板，他们跟舞女跳舞，费用比较高；后一种一般是工程师医生教授，他们带人来跳舞，门票不贵，相当于现在五十元到一百元钱。

　　百乐门一般唱歌的是驻唱歌手。有时歌星们也会来，周璇她们都来过的，客人们有时会让她们唱歌，她们就客串唱几首。我们给她们伴奏，周璇啊、吴莺音啊，还有李香兰，我们都很熟，都是朋友。她们是歌星，那些驻唱的叫歌女。

　　40年代，白虹、周璇、姚莉等等红歌星都开过个人演唱会，开得最成功的是李香兰。当时上海是日本人统治，她又是日本人，所以演唱会开得很盛大。长春有个电影厂，以前叫满洲电影厂(满映)，她在那里面是主角。这其实是个日本特务机关，她就是文化特务。李香兰当时演了很多歌颂日本皇军的电影，《满洲姑娘》呀等等。晚年她承认自己有错，向中国人民道歉。

　　1945年，李香兰来上海演电影《万世师表》，讲的是反抗英国鸦片战争的，她在里面出演一个角色，唱《戒烟歌》、《卖糖歌》，就这样在上海出名了。于是她在上海开了两场独唱音乐会。当时她开演唱会由工部局乐队伴奏，乐队指挥是陈歌辛，他是我的老师，我也跟着去帮忙，就和她认识了，比较相熟。她唱得很好，演唱会场是大光明，全部满座，非常受欢迎。

　　我还保存着李香兰演唱会的节目单。2003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个记者，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向我了解当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就讲到李香兰，我说我还保存着她的节目单呢，他就拍摄下来，在日本刊登出来。李香兰看到了很感动，就让给她写传记的一个日本作家到上海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见她。我说可以，她就来了。我们当时在金茂大厦有个乐队，她就到金茂来找我，我们一起聊天。她还带了个摄影师来，拍她在中国的回忆。我就把这唯一的节目单送给了她，她很高兴，还送给我一个照相机。我们一起拍照留念，见面时我81岁，她83岁。

　　她还问我恨不恨日本人，我说你们侵略时当然恨，我恨你们的军阀政治家，不过百姓还是友好的。

　　为明星伴奏

　　除了在舞厅演奏，后来，我也去唱片公司为歌星录制唱片伴奏。我也曾给周璇伴奏。以前是我的老师们伴奏，后来战争结束，他们这些意大利人、犹太人都回国去了，中国人就取而代之。

　　舞厅里面是以管乐为主，而唱片公司当时还比较落后，用蜡盘(黑胶唱片之前的蜡盘唱片)录音，很贵的，录的时候不能听，所以要排练很久，只有排练到天衣无缝了才去录音，一个曲子要录一整天。这个时候的伴奏与现在不一样，不能用管乐，只能用吉他、钢琴、小提琴、黑管等很轻的乐器，我在里面拉大提琴。

　　周璇唱歌很细很轻，现场听不见的，我们在后面伴奏，她在前面唱。有一个架子托着，她对着话筒轻轻地唱，根本不知道她在唱什么，但录好后放出来很好听。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录音棚歌手”。她是没有正规学过唱歌的，只是在明月社简单学了一下，完全靠天才，很快上手，后来跟音乐学院劳景贤老师学了一点，有所提高。当时大家都很喜欢她这样细细的声音，觉得很好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比较粗犷，当时细腻文雅的，所谓靡靡之音。

　　还有姚莉，也没正规学过，跟她的哥哥姚敏一起。她是电台出身，演唱很柔情。后来40年代“仙乐”老板跟她签约让她在“仙乐”驻唱，很多歌迷都跟随到“仙乐”去听她唱。姚莉我没怎么打过交道，我跟周璇、龚秋霞、白光、吴莺音她们比较熟。吴莺音比她们晚出道一点，她是百乐门老板请来专门演唱好几天，而周璇她们都是过来客串的。我为她们都伴奏过。

　　吴莺音现在定居美国，前年她回国的时候，我们还见了面。当时上海文艺频道为她录了一台演出，就是我为她伴奏的。吴莺音的孙女、周璇的孙女都参加演出了，她的孙女也是唱歌的，周璇的孙女弹钢琴。

　　还有一个歌手，叫张露，她是杜德伟的妈妈。2007年我去香港，碰到她，请她来听我们的演出，她也82岁了，可惜年前她去世了。当年我跟她很熟，最早我在高士满的时候，带的歌手中就有她。她那时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原来在电台里唱的，后来把她带到高士满来驻唱。张露也很有天赋，后来也跟劳景贤老师学习过，他是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当时教了一批歌女。别人不肯教，就他愿意教，对歌女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1949年上海刚解放的时候，舞厅基本上照旧，没什么变化，**的政策是先要基本维持原状，然后逐步改变……后来，人们都去搞政治运动了，三反、五反，没钱了，不去玩了，那么舞厅的生意自然而然就差了，最后就停业了。一直到1954年，舞厅全部都停掉了。后来，那些舞女都被要求“改造”，让她们不要再卖艺卖身了，去学点什么家政；有文化的，就安排她们去小学教书。

　　我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1955年，音乐学院的外籍老师们好多回国了，我就去音乐学院当兼课教授。交响乐团直到1956年才全部是中国人，1956年以前，还有很多外国人。当时陈毅在上海当市长，他很开明，说这个乐团要保留，给那些外国人工资高一点，用赎买政策，所以我当时工资也蛮高的，有150多元，不比一般干部低。当时给外国人三个政策，一个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的，那我们给予遣散费；如果要回捷克、匈牙利或者苏联的，我们欢送；如果要留在上海，也给你们养老。结果他们还是全部走光了。

　　应该说我运气比较好，反右和“文革”，文艺界首当其冲，我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我在交响乐团一直表现比较好，群众关系也不错。我跟陈歌辛关系很好，他被打成“右派”，我却没有受到牵连。“文化大革命”，我也幸运逃过一劫，后来我们很快成立了样板团，去搞样板戏了。

　　晚年

　　我70岁退休，退休之后我还在音乐学院兼课教大提琴。我以前演奏过爵士乐、轻音乐，当时上海开了很多宾馆，就邀请我去演奏。最早在和平饭店，组成老年爵士乐队。后来我还到上海宾馆，到新锦江，到香格里拉，到金茂大厦，晚上在各个宾馆演出。2006年和2007年香港还请我们爵士乐团去演出，我带乐队(都是当年一起玩的老朋友)去了两次。香港演出很成功，回来以后，东方艺术中心也邀请我们去演，很多人来听。

　　现在，我们定期在百乐门演出，东艺也每年邀请我们演出几场，叫“经典爵士乐”，不是现代爵士乐，基本上都是怀旧金曲，比较抒情的。当年一班搞乐队的老朋友们，我是拉琴的，所以80多岁还可以上台，吹奏的就不行了，还有的已经去世，人不多了。现在这个乐队主要是我们这批人的子弟，包括我的女儿，整个乐队水平不错，好多子女都是音乐学院毕业。

　　杰米·金后来我也还有来往。解放初期他还在百乐门，后来舞厅停业，他就没事情做了。他英文很好，可是那时刚解放，他以前当过警官，属于六类分子，历史反革命。他没法糊口，就教吉他，但是那时吉他也算黄色音乐，所以也教不下去了。他跟我关系很好，当时我在交响乐团，社会地位比较高，安徽省歌舞团团长向我要人，我就介绍他去。杰米·金就到安徽去拉大提琴，他是大学生，那个团长很喜欢他，重用他。后来那个团长被打成右派，他就受了牵连，下放到农场去，在农场子弟学校教英文，后来还参加了当地文工团。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就回不来了，一直留在农场里面。“文革”结束80年代，南京开了个金陵饭店，饭店的老板娘解放前经常来百乐门玩的，很崇拜杰米·金，就把他从安徽请去南京，当饭店乐队的领班。老板也请我去指导他们的乐队，我就跟杰米·金又碰面了。老板很优待他，在宾馆里面给他一个房间。

　　杰米·金年轻的时候花天酒地，有钱了就乱花，没钱了也无所谓，生活也比较浪漫，老来却孤零零的一个人。杰米·金老了以后有一点老年痴呆，脑子糊涂了，有时两个鞋子都穿得不一样的，有一次开错了日本客人的房间，老板怕他出事，就请他退休了。他到了张家港的一个朋友家里，那个朋友开了一个养蜂场，我去那儿看他的时候，他看到老朋友来了，就哭。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去的时候73岁。■

百年留声 寻访上海歌星

新民周刊
2009031期

“不是怀旧，更不是守旧，而是应该借鉴那个时代音乐人对待音乐的一种态度，说几句正本清源的话，才能为如今的上海乐坛注入一支强心针。”

　　撰稿·王悦阳(记者)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乐声声，歌舞升平……”一曲《夜上海》说不尽老上海的繁华与迷人。

　　黎锦晖、陈歌辛、黎锦光、陈蝶衣、周璇、白光、白虹、姚莉……他们伴随着歌声永远温存在上海人的心头。赵济莹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当年的富家子弟，英俊小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翩翩老者。赵济莹老人从来不曾离开音乐，他成了许多孩子的通俗音乐启蒙老师，经其十几年亲手栽培的内地新人歌手张雯婷近日成功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美女救英雄》，赢得了当今亚洲顶级音乐人安栋、鲍比达、常石磊的一致好评。

　　“那个年代的流行音乐，都是香港向上海看齐，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却成了我们要去模仿学习香港，”赵济莹说，“我一直在思考，如今我们回忆‘上海时代’的辉煌应该保持怎么样一个态度？我想，不是怀旧，更不是守旧，而是应该借鉴那个时代音乐人对待音乐的一种态度，说几句正本清源的话，才能为如今的上海乐坛注入一支强心针。”

　　小乐队成就大明星

　　“要说老上海的流行音乐，就不得不从他说起，因为他就是那个叩开‘天堂之门’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黎锦晖。”

　　黎氏的一曲《毛毛雨》红遍上海，当时还半大不小的赵济莹的内心也是一阵阵骚动，他的父亲是银行的高级管事，当他得知儿子的志愿是做音乐，立刻呵斥：“这是白相人的东西，你不要昏头！”随后，父亲还用念书的开销花费要挟：你要学音乐也可以的，学费自己付。万般无奈，赵济莹只能遂了父亲的心愿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经济，只是在课余时间用省下的零花钱拜师学艺，“上世纪30年代流行唱法刚起步，上海那时候还没有正统的声乐教育，我学音乐的时候正巧有一个叫苏石灵的苏联人来到上海，他把西方的美声、作曲，包括流行音乐的教育带到了上海。之后，那些正规学习声乐的歌星，比如张露就是学的他那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盒式录音带和光盘尚未问世，就连收音机还不算特别普及，歌舞厅的崛起成了孕育通俗音乐发展的摇篮，“当时的歌舞厅像‘仙乐’、‘百乐门’都有专门的驻唱乐队，可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有名的歌舞厅里竟然找不到一支中国人乐队。”或许是受到这一情况的刺激，大学毕业后的赵济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父亲安排的银行工作，和一群朋友组建了一支乐队，他担任指挥一职，而乐队的主唱一职是张露。“有一次我听到张露在电台唱歌，当时她还没有什么名气，都是翻唱王人美他们那些人的歌。但是，她的声音真的很棒。”

　　赵济莹组织的这支乐队不久便获得了“米高梅”的一纸合同，可以说是历史性地成为第一支在高档歌舞厅驻唱的华人乐队，之后，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仙乐”、“百乐门”、“大都会”、“大沪”等上海滩八大歌舞厅的舞台……

　　那时的歌舞厅是造星的梦剧场。很快唱功一流的张露成了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红星，不久便受到百代唱片公司的注目，张露离开了赵济莹的乐队正式走上了唱片歌手的道路，也真正成为了一代歌后……十年后，张露与赵济莹在香港再次相会，她依然没忘记当年乐队时代的点点滴滴，诚邀当年捧红自己的赵济莹留在香港，为她的新唱片作曲、配器。然而，赵济莹以“1949年后已然阔别流行音乐多年”为由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选择回沪，“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赵老不禁感叹道。

　　一个银元一首歌

　　张露的离去使得那支唱翻上海滩八大歌舞厅的传奇乐队最终走向了解散。不久以后，赵济莹开始了自己作曲、配器的生涯。

　　“要说作曲，当年上海滩最红的莫过于黎锦晖和陈歌辛了。”作为与陈歌辛同一时代的曲作者，赵老还特别指出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绝对称得上中国流行音乐的巅峰之作，“说句玩笑话，我们都是生活在他们的阴影底下的。”

　　人们还记得当年贝当路811号花园工厂的小红楼，有光滑的打蜡地板、大沙发、大的办公桌，位于如今衡山路上的老百代，即使超脱音乐，也已经作为老上海的一个象征了。赵济莹犹记得：当时百代拥有着远东最大的录音棚，周璇、李香兰、李丽华等等都曾在这里录音。20世纪40年代，中国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可是小红楼的工作始终有条不紊，用赵济莹老人的话， “唱片生意还是要继续的”。

　　当年的小红楼是上海流行音乐的圣地，即使是“金嗓子”周璇、“银嗓子”姚莉这样的歌手都没有签约，“如果百代要录歌，即使是周璇这样的红星也是随叫随到。当然，当年的明星不像现在，都没有什么架子，很单纯。”赵济莹说。没有合约保障，却也让当年的明星有了更多的自由度。周璇短暂一生中录过的歌曲、演过的电影，现今流行乐坛的后生晚辈在数量上恐怕是望尘莫及的，这些都是拜百代的“自由风”所赐。“当年百代正式签约的只有三个人：黎锦光、陈歌辛和李玉祥，他们就象征着那个时代流行的权威。”当时上海滩另一家与百代旗鼓相当的唱片公司“胜利”甚至将黎锦晖的肖像照放在了梅兰芳之前，其在音乐界的地位可想而知。

　　当年赵济莹并非百代唱片的正式员工，却以赵竞这一笔名帮当时的红歌星周璇、李丽华等写过多首经典歌曲。老百代的歌稿用“堆积如山”来形容是一点不夸张，在试唱了几十首歌曲后，李丽华选中了赵竞的《两朵花》，这首歌由于旋律朗朗上口，听来十分惬意，甚至还引来了陈歌辛的瞩目。陈歌辛还向赵竞提出，他原来的歌词不够风花雪月，不能迎合大众的口味，为此还特意请赵竞为他改动了歌词，现在回想起来，赵老忍不住笑道，“之后改稿的歌词倒的确是很有陈式的味道。”

　　赵济莹为周璇制作歌曲的时候，“金嗓子”的名号早已因为电影《马路天使》响彻大江南北。1942年前后，“金嗓子”周璇在徐家汇小红楼里，花了不到半天时间，灌录了赵竞的《莲花开》。赵济莹犹记得当年自己大约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录音棚，向周璇介绍歌曲的背景主题，每个乐句的感**彩，前后大约说了不到半个小时，周璇就直接看起谱子开始了录音。老人说：当年黑胶唱片的录音方式，或许让现在许多的音乐人难以想象，整个录音过程一遍就过。

　　当时百代公司唱片发行量并不多，即使是周璇这样的歌手也不过一千多张，每每唱片刚上柜就遭到疯抢，“黑木胶唱片一张最多录一首歌，当时一张唱片的价格差不多在一个银元上下，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就是两百多元！”

　　《莲花开》在周璇众多的作品中并不算红，但在6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细细听来还是能感受到它的独具一格。赵先生说起“金嗓子”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她就是有天赋！她的声音有种天生的‘民俗’风味，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唱来却声情并茂，周璇其人其歌也如同小红楼一样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

　　这次合作也让赵济莹同周璇结下了深厚友谊，当他眼看周璇因生活的挫折而饱受精神折磨时禁不住感慨：“真是天妒英才，周璇的人生注定是始于悲剧而终于悲剧。”■

【转帖】百年留声 寻访上海歌星

新民周刊
2009031期

　岁月流金

　　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为都市的文艺创造了良好的自由实现的生态环境和流行市场。鲁迅曾指出：海派文化姓“商”，上海老歌是商业化都市上海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它表现的是上海的市民精神和海派风采。

　　撰稿·钱乃荣

　　从音乐家黎锦晖1927年发表《毛毛雨》起到1949年，前后20余年，有8000余首称之“时代曲”的流行歌曲在上海诞生，算起来可谓平均每天一首了。与这些上海老歌可媲美的，大概是老上海三百多种上万期的电影画报了。上海人凭自己“奇异的智慧”(张爱玲语)，创造了如此奇迹，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重要发源地。这些优美动人的歌声曾缭绕在车水马龙、万家灯火的申城上空，从小烟纸店那抹闪着蜜黄灯光的窗口到夜夜欢宵的舞厅歌坛，曾经喧闹地装饰过一个繁华时代，铸造了海派音乐文化的空前繁荣。歌声余韵袅袅，其中不少优秀之作，传唱至今，成了华人世界中永恒的“怀旧金曲”。

　　上海老歌的遭遇

　　但是，这些家喻户晓的流行“时代曲”，在50年代到70年代整整三十年中，曾被扣上一顶“靡靡之音”的帽子而受到严厉的清算和消音。中国流行歌曲鼻祖黎锦晖在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上被迫做检查：“我做了很多黄色歌曲，是首恶必办，应该枪决。”后来他又写了《斩断毒根彻底消灭黄色歌曲》，严词自我批判。

　　1957年反右中，和贺绿汀曾为同窗，一起从师萧友梅和黄自学作曲法和声学、曾创作过不少抗日爱国歌曲的作曲家刘雪庵，被划为中央音乐学院最大的右派，他的遭遇十分悲惨，由于他是曾风行一时的歌舞曲《何日君再来》的作曲者，历经20多年的反复批判和生活折磨，在“文革”中，他遭红卫兵毒打，他的夫人用身体保护了他而被打死，他被关入“牛棚”，押去农场劳改，不久双目失明。他一生就为这个歌背着沉重的黑锅，晚年孤独一人，无人照料他的生活。他过去的合作者潘孑农为他奔波辩护洗刷罪名，直到1985年刘雪庵去世。刘的名誉已在1979年得到恢复，然而《何日君再来》的罪名当时还未解脱。这个歌被谥以更为极端的罪名：“为汉奸作黄色反动歌曲”、“汉奸歌曲”、“亡国之音”等等。实际上这个舞曲是刘雪庵为1936年的音专第四期毕业欢送茶话会所作的探戈舞曲，并没有唱词，后来成为影片《三星伴月》插曲，由黄嘉谟加作了词。

　　创作过近百首时代曲、被公认为“歌仙”的作曲家陈歌辛，一言未鸣也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捕，1961年死于安徽白茅岭农场。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除了语录歌和颂歌，所有歌曲，连同童谣儿歌等，全军覆没。流行歌曲就是这样在上海消失的。直到80年代还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把唱40年代黎锦光作的《夜来香》歌作为“精神污染”来批判，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发行的歌唱家朱逢博的磁带专辑《雁南飞》因为收录了她演唱的《夜来香》，只得重版抽掉它换别的歌曲补上去。

　　重新认识上海老歌

　　然而，风流终未被风吹雨打去，好的歌曲是会一直流传的。上海人总是念念不忘上海流行歌曲的光辉历史，至今还有许多老年人时时会哼出当年普及率超高的《渔光曲》、《秋水伊人》、《苏州河边》、《夜上海》等老歌。赵士荟老先生在90年代拜访老歌星路明，路明还背唱了刘雪庵作曲、潘孑农作词，曾经田汉修改过的《弹性女儿》，这是她一生中最喜欢的歌：“都会里燃着狂欢的火焰，热情飞跃在脚尖。生活变成固定的旋律，弹性女儿，永远旋转在迷梦之间。浪掷虚伪的情感，展露乔装的欢颜，在重重的压迫下，依旧要巧语花言。……”

　　上海老歌决不是“靡靡之音”、“黄色歌曲”。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为都市的文艺创造了良好的自由实现的生态环境和流行市场。鲁迅曾指出：海派文化姓“商”，上海老歌是商业化都市上海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它表现的是上海的市民精神和海派风采。

　　上海老歌题材宽广。具有上海地域风味的、表现都市下层民众生活面貌的流行歌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贴近上海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王人美唱过的《卖饼儿》、《卖梨膏糖》，周璇唱过的《卖烧饼》、《卖杂货》，还有《小面包司务》等。有大量的歌曲，表现劳苦大众辛劳生活，吐露了他们的心声。如王人美唱的《渔光曲》，盛家伦唱的《打铁歌》，袁美云唱的《塞外村女》，龚秋霞唱的《卖报歌》，陈娟娟唱的《月光光歌》等。周璇曾在1948年的《电影杂志》上对大家说她所唱歌曲中最喜欢唱的一首《难民歌》。上海各种市民身份的生活景况都反映在时代曲中。

　　中西音乐家的广泛交流，中西音乐元素的融合，培育出上海音乐的都市海派风格。一些流行歌曲改编自中国的山歌民谣，如“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你的心”的爱情小调《毛毛雨》，还有《采槟榔》、《五月的风》、《四季歌》等都带上浓醇的民谣风；《千里送京娘》、《拷红》等又是很成功的“戏歌”。美国在20世纪初产生了爵士乐，而黎锦晖1927年创作“新型的爱情歌曲”《特别快车》、《桃花江》等，就已经很圆熟地吸收了轻快热烈的爵士乐的节奏。黎锦光1940年创作的《夜来香》更是一首以轻快的伦巴曲为基调的作品，成为日籍歌星李香兰的成名曲，她唱的另一首名曲《苏州夜曲》则以中国旋律为基础融入了美国甜美的情歌曲调，白光1948年的《墙》将民歌风和圆舞曲融合得天衣无缝。什么是中西融合海纳百川，我们听了这些曲调和歌词可有真切的体会。陈歌辛1940年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更是一首旋律奔放、节奏明快的爵士风歌舞曲，传到美国，被美国歌坛宿将Frank Laine唱红，于1951年荣登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榜首，历经60多年沧桑，收入《125首老歌金曲》中。以后，英国的“King’s Singer”六重唱团又将它改编成一首抒情的男声重唱，在全球流行。到1947、1948年时，大量的歌舞曲，其创作和演唱已迈上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流行曲中很多优秀作品的唱词十分优美，亦典雅，亦白话，其伴奏的乐器也可中可西。有的流行歌渗透古典词曲风味，如高天栖词曲、陈玉梅唱的《燕双飞》，贺绿汀词曲、龚秋霞成名曲《秋水伊人》。陈歌辛词曲，姚莉、姚敏兄妹对唱著名的《苏州河边》，则是悠美的白话诗歌：“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不见人影一个，我挽着你，你挽着我，暗的街上来往走着。我们走着迷失了方向，尽在暗的后边彷徨，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此歌曲调清幽，梦一般的朦胧，十分含蓄地描写了一对热恋青年在夜上海苏州河畔的心迹情绪，被人们誉为“春申小夜曲”、“东方托赛里的歌”。

　　经典和流行融和，是上海歌坛的演唱风格。专业歌手和流行群星打成一片，草根和庙堂并举，比如影星胡蝶唱《夜来香》也唱《十九路军》，学院派歌手郎毓秀既唱《天伦歌》又唱《早行乐》，接受正统声乐训练的花腔小姐云云，唱红的却是《三轮车上的小姐》。上海的流行歌坛集中体现出海派文化的全民性和雅俗共赏的品位。

　　积极人生和民族救亡，是上海老歌中最浓重的一笔。如对于那些迷途的社会最底层的孩子，郎毓秀唱起了黄自曲、钟石根词的《天伦歌》：“……奋起啊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服务牺牲，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薄厚。浩浩江水，蔼蔼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这种融和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神和西方人文主义光芒的歌词，是积极人生的哲理思考，指出了人类应有高昂远大的抱负和追求。“时代曲”还与时代脉搏切合，为贫民呐喊，为民族自救呼唤。如《告别南洋》、《毕业歌》，《热血》等。在大众文艺的自由竞争中，精品也自然会从中涌出，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就唱出了时代最强音。

　　曲折之路

　　上海老歌传到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后来在香港、台湾等地由港台几代歌星奚秀兰、邓丽君、凤飞飞、费玉清、蔡琴、徐小凤等反复传唱，录制在很多名歌星的热销唱片中，一直受听众欢迎至今。当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些流行曲又重新传回到上海。

　　1992年，李香兰重来上海——这个她的成名之埠拍摄电视纪录片，重寻旧梦，在花园饭店与黎锦光重逢。李香兰搀扶着垂垂老矣85岁的《夜来香》的词曲作者黎锦光，热泪盈眶，恍若隔世。黎锦光回忆起当年创作《夜来香》的过程。那灵感袭来的1944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他走出房间乘凉，骤然看到前面院里盛开的夜来香，南风送来阵阵香气，又听到远处夜莺的啼声。他提笔创作了这首历经沧桑的名歌。

　　就说晚年的黎锦光，他虽然不能再创作流行歌了，但是仍然在为中国的艺术而作贡献，不愧为一个忠于职守的知识精英，他在上海中国唱片公司默默无闻地工作，编辑过2000多首戏曲、歌曲的唱片和音带，如编辑过走遍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

　　然而，时代给人带来的痕迹恐怕谁也难以抵挡，笔者也收集到黎锦光1958年作曲吴震作词的《歌唱总路线》(中国唱片1958，甲面还有瞿希贤作曲的《赶上英国》)，他在中国唱片厂还编过一曲《送我一朵玫瑰花》也是吴震作的词。听听他十几年前作词作曲、李香兰唱的《夜来香》(百代公司，1944)，再放放他谱曲的《歌唱总路线》唱片，不禁感慨万千。

　　在李黎重逢之时，上海又是一派流行歌曲的汪洋了。这儿的青年几乎人人都爱听爱唱流行歌曲，但是，这儿大唱特唱的是港台日韩流行歌，在这块曾是流行歌曲十分辉煌的上海土地上，独缺MADE IN SHANGHAI的流行新歌！我们的作曲家和歌手都到哪里去了呢？

　　继承遗产重建歌城

　　上海老歌是上海人民历史上留下的宝贵财富，从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当年上海各个社会阶层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生活面貌，社会的精神、民族的灵魂，都渗透在那些朴实无华的唱词里，回响在婉转动听的音符中。上海人理应挖掘、整理和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好在理性的上海人在日寇入侵和“文革”肆虐之时，保全了34300多面老唱片的模版，其中有数千面就是这些流行歌曲。

　　21世纪的上海，大众依然对多元文化生活充满渴望，最有活力的青年仍是流行歌曲的忠实粉丝。问题是我们要开发上海特色的原创歌曲，激活文化市场是首要因素。我们应为建设“平民歌舞戏曲谷”创造自然的生态条件，大众化和全民性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灵魂，让我们的文艺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当下。在上海要有面对各个社会阶层的文艺舞台，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有高票价的舞台也要有低票价的场所，让各种爱好的群众各得其所流连忘返，要“阳春白雪”，更需要“下里巴人”，浓郁的有地方特色的草根文化氛围形成更为重要，应该给以充分的空间创造条件来扶植。让艺术创作自由发展自然调整，和而不同，不要随意指责或拔高，把草根拔起离开土壤，要让时间来作有效检验。

　　雅从俗来是文艺发展的规律，有了发达的大众文化氛围和群众的选择，优秀的文化才会自然涌现。让青少年从小形成兴趣和欣赏习惯，形成文化繁荣的基础，这是从30年代到50年代上海海派文化发达的宝贵经验。愿当今的上海，以举办世博会为契机，在更宽松和谐的环境下，从大众喜爱、青年热衷的原创流行歌曲出发，再度建成一座有海派特色的繁华的歌城。■

类似的，著名人郭沫若也有一些这样的作品。那一代知识分子啊……

一曲《何日君再来》我听了将近三十年仍不觉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