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集子中的文字，《蜗居杂忆》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另一大部分则是2003年7月始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的“有关品质”专栏，而张国荣、王小波、张欣、张艺谋等篇都是为应付生活周刊的版面。《蜗居杂忆》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想写的一本散文集的开头，五篇一组，当初我想大约写十组可以成书，结果只在《收获》杂志写成两组十篇，就停下了。写作家论也是当时的一个想法——想把我所熟悉的作家一个个认真研究一遍，从个性与创作背景对比的角度，集成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文学史。结果从林斤澜始，只写成七篇。 原想将这些作家论一起收入这个集子，后因篇幅过多，只能另外成书。
这些文字散乱集中在一起，只当是一束浸透我自己十几年心血的小花，我要把他献给我刚去世的父亲。
父亲是个普通人，他只念过四年小学，加上初中一年级念了两年。他16岁就到布店当学徒，母亲说因为他当学徒天天睡在柜台上，所以一辈子睡觉都一夜不翻身。然后他失业三年，29岁起做了一辈子的财税会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极模糊的角色——好像天天我们起床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上班了。印象中的感觉都是冬天，一家人都等着他回来吃饭，他脖子里总是围着一条母亲用旧毛线织的围巾，缩着脖子，一进门总是搓着手。等这形象清晰一些，我曾经对他有过相当的怨恨——“文革”开始，我没有资格成为红卫兵，下乡后不管怎么努力也不能入团、不能提干。一切都因为他解放前在旧政府当过课长——一个比科还小一级的官。
“文革”时我伤害过父亲。好像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那时已积累了相当的委屈，我单独与他坐在窗前，我说，我真恨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家里。我对他说，你到底有什么问题，能不能告诉我? 夏天家里是不开灯的，当时他沉默了很久才说，我的问题都跟单位说清楚了，我告诉你没什么问题，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于是我们俩就谁都没再说话，就默默地坐在窗口，我还记得那晚窗对面的粉墙让月光耀得很亮。这次谈话后不久，他就进了单位的清查学习班，我下乡时候都不能通知他，他也不能回家。我走到关他的地方去与他告别，他出门只在门口的阳光里站了一会儿，他说，你出远门去，一切只能自己当心，有许多事情都不像你想的那样。当时他的眼睛里干干的并没有眼泪。
父亲一辈子就是一个小职员，他在单位里兢兢业业一辈子，追悼会上，单位给他的评价是，业务能力最强，一辈子做账从没出过一点差错。这大约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可他又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个低级职员，从来不为自己去争什么，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了36年，65岁退休时候还是22级工资，没有分到过一平方米房子，也没有一个子女享受到顶替。我想他离开单位时应该有很多委屈，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却还是对单位寄托了特别深的感情。他一辈子辛劳，又一辈子默默无闻，好像就甘于那样一生只为维系一个家庭的养家口、夫妻恩爱与家庭和睦——在单位是一架认真而一丝不苟的机器，回家是精心照顾母亲、生育子女。据母亲说，在他失业、家里贫困到极点，只能喝米汤时，他总是把最稠的捞给母亲，然后是哥哥姐姐，最后自己碗里就只剩了汤。他与母亲在一起生活72年，守卫了母亲72年的安宁与幸福。母亲总说，所有事情，父亲事先都会替她想到，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她操心。从我记事后，在饭桌上我见到的每一顿饭，他都是将最好的夹给母亲，自己只吃大家都不爱吃的。剩菜常常是由他搜罗在一起，第二天早上下一碗面，吃得很香。父母晚年与小妹在一起，每天晚饭后，小妹只能偷偷将那些残羹剩菜都倒掉，等父亲看见了是要不高兴的。
父亲一生节俭，早年他以一人微薄的工资支撑一个家庭，保证大家吃饱穿暖；等哥哥姐姐工作后，他则省下每一分钱，尽量使我们后来的每个孩子都能受到足够的教育。等有了第三代、第四代，他靠他攒下的退休金，还考虑他们的婚娶、考虑他们要上大学。晚年他在小妹家里，其实生活条件已经变得很好，但小妹每年给他买的衣服他都留在橱里，临走脚上穿的还是自己缝补过的袜子。每年过年我回家，都要见到他关灯的情景——他总是埋怨家里的水电开销太大。小妹把客厅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他趁她不注意又一盏盏地关掉，他总说，不需要这样地亮，再有钱也要节约。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只要遇到矛盾，父亲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少有威严的时候，对我们孩子，也总像在单位那样谦恭。我因此曾认为，他是一个缺少刚性又缺少个性棱角的人。
父亲从16岁一直工作到80岁。退休后，街道一个小作坊请他去做会计，他又在那里愉快地工作了15年，作坊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他。最后还是因为大姐担心他的身体，给街道写了一封信，街道才放他回家。他回家坚持做小妹的管家——每天将第二天要买的东西写在纸条上，将钱与纸条装在口袋里交给保姆，保姆买完了东西把找回的零钱装在口袋里交还他，他则像在单位一样每天一丝不苟地记账，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他的账一直记到他进医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笔是给保姆留下的中秋节奖金。每天早上他都起得最早，先一只只喂他养的那些鸟，然后就到厨房帮忙。在厨房小妹不让他动手，他就不知所措地弯腰站在那里。
等父亲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他的一生好像就为辛勤而存在。等他年纪越来越大，大家都觉得他不应该再操劳的时候，他就只会感到悲哀。小妹不让他再管账了，他就不高兴。等家里为照顾两个老人又增加了一个保姆，鸟由保姆料理了，母亲也更多让保姆照料了的时候，他一定是觉得自己成了多余，才决定要走的。
父亲的身体原来一直很好，大家都没想到他会突然就像一座大山倒塌下来。其实去年过 年的时候，他已经告诉姐姐，让她把帮他在银行存的钱不到期都取出来。他告诉母亲，谁给我的钱我都要还给他们。
现在回想，去年过完年离家的时候，父亲就意外地恋恋不舍，这在过去从来没有。过去每年父亲在几个月前就等着过年我们回家，早早让小妹备好年货。除夕的年饭，每年都是由他制定菜谱。等吃年饭前，他就会颤巍巍地扶着楼梯上楼，到我们每个人的房间，在枕头下偷偷压上他自己用红纸包的压岁钱。外地不回家的则早早地就寄了去。等过完年，父亲总是笑着送我们到门口说，明年再会再会，从不显露他的老态。去年过年，父亲好像一直反常地不高兴，送行时显得苍老了好多。等我今年4月出差顺便回家，他弯腰把我送出门时竟意外地流了泪。后来，小妹就告诉我父亲开始日益消瘦。等到9月，小妹突然给我电话说，父亲自己提出要去医院。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识他已经身患重病，因为他平静地上小妹的车，平静地告诉母亲：“我走了，你自己当心”，医院是他自己走进去的。之前其实他一直咳嗽得厉害，但他一直说是气管炎，是几十年的老病。
这样直到今年中秋，我还是未意识到父亲留下的日子已经无多。中秋节，小妹与姐姐到医院，父亲专门通过手机与我通话，我问他怎样，他说蛮好，他说你小妹拿来了月饼，拿来了啤酒，现在我和你干杯。那时我们都以为他患的只是老年肺炎，后来听小妹说，其实那啤酒，那天他只喝了一口——大约就是为我喝的。
过完中秋，父亲诊断出是肺癌晚期。等到我赶回家里，他在医院已经瘦得无法相认。在病榻前，他跟我说，你工作要紧，还是回去吧；我没什么问题，你过年再回家吧。我问他有什么要向我交代，他摇头说没有什么。等我要走的时候，他一次次看表，一次次催我，他说，你要走了，你走吧。这之后，他的病就只是一天天加重。等我再回家是家里给我电话，说中午父亲有点反常，提出要洗澡，大家说他好像一直在用一种意志力坚持，现在好像是放弃了。接电话时我正在北京郊区，等我当天晚上赶到医院，父亲已经难以说话，我问他怎么样，他看着我，还是用微弱的声音说，“蛮好”。
我最难受的是，父亲直到最后始终清醒。我在医院陪夜，他一声不吭地吐了血，然后说不出话，嘴唇只是微动着，几个小时从半夜直到天亮，始终用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永远忘不了那样的眼神——好像那么多年的慈爱都要在这几小时里传递给我，就在那几个小时，我才感觉到：原来父爱会有那样的质地与那样的分量。
父亲这一辈子都想着不麻烦我们子女。我陪夜后第二天他安稳地让我睡了一夜，等早晨在医院陪住的外甥才打电话说血压下来了。从早晨一直坚持到下午，到最后我问他有什么交代，他摇头；我问他要不要再见母亲一面，他还是摇头。他走的时候，窗外是阳光灿烂没有一星阴霾。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没有委琐的垂死挣扎，只是大声地一口口呐喊呼吸，直至最后一口气舒展长久地吐完。我爱人对他的最后评价是：走得真正悲壮。她说她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近三十年，没见过这样阳刚而这样充满最后生命活力的与世告别。
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他抽屉小盒子里装着六张存单，存单上分别写着他与母亲的名字，每人五万八千元。在留下这两个处理后事用的五万八之后，相信他将该处理的都已经处理了，但账面上丝毫没有记录。在母亲的柜子里，他则把我们这些年每年给的压岁钱一笔笔都记清晰，每年母亲花掉的都有结算，一万多现金一个口袋装十张，十几个口袋整齐地用皮筋摞成一摞。一切该做的他事先都已经做好，他当然不需要再交代什么了。
父亲这一生的品质，应该说我都是从回溯中才日益清晰的——一个人要认真，要真诚，要有爱心，要时时处处想到别人，要不计委屈不计自己得失，要承担一生所要承担关于职员、丈夫、父亲的所有责任，要忍辱负重甚至不怕最亲近人的误解，这些要几十年如一日都甘心默默无闻身体力行地做到简直是不可能。但父亲用他的一生都做到了，他一生是那样平凡，又是那样不平凡。面对这样的一生，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积累自己的品质。只有品质才是永远无法泯灭的。品质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2004年11月18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