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演奏与音乐厅
西洋音乐，除精湛的演奏外，还要容身于一个音响效果上佳的音乐厅，才算得到最终的完美展现。上佳的音响效果，是建筑对音乐的恩赐，也是建筑自身荻得“灵魂”的机会。记得在瑞典，曾在某个清晨信步走迸一座空无一人的教堂，顺手拿起一本唱诗班的曲谱，径自唱将起来。我的歌声，穿过柱廊，轻轻向穹顶飞奔去。结果，我那烟熏过度的哑嗓子，一经教堂良好共呜的美化，竟也十分柔和动听。阴沉沉的教堂，也因音乐之声而有了些许活气。音乐与建筑，相得益彰。当我的歌声消失后，沉寂的教堂又凝固了。
另一次类似的体验，是在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大音乐堂，这音乐厅的音响效果号称世界一流。那天下午，我坐在空空的大厅里，看乐队排练布菜兹的一部作品，等着接下来排练我的《甲骨文》。乐队一响，我就发觉这音乐厅的效果实在不错。在那里，我感觉可以用一根针落到琴弦上的声音来刻画心灵中最隐秘的一次颤抖而不用担心某个角落的观众听不见。当时指挥也在要求乐手们再精致一些，不要用力，在这里一切都将被听见等等。布莱兹的那作品，我曾听过磁带，一点也不喜欢，感觉写得复杂细碎得过了头，但那天下午，一切都变得了：所有声音都立体地飘了起来，浮游到大厅四周；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闻且意味深长。我感到，音乐厅与音乐为对方而在，当两者相遇时，同时将对方带入一个更完美的境地界。而建筑这所凝固的音乐，更是在乐声中“苏醒”过来。大厅在呼吸，音乐是它体内流动的生命之液。我总算喜欢了一次布莱兹，也明白了他为何要在巴黎自已设计及建筑音乐厅。
很明显，如果我们希望音乐每次从乐谱上的“复活”、“显灵”都是澄澈透明、光华灿烂的话，我们必须为她提供一个美妙的殿堂。嘈杂恶劣的环境，就象使音乐“复活”、“显灵”后，一头栽进烂泥塘。
在西方，最显赫、最著名的演出场所，无一例外地都是音响效果一流的地方。不象北京，最显赫、最著名的演出场所是人民大会堂。我也出席过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音乐会，发现只能凑凑热闹，不能听音乐。七八年前，我也在上海一处新建的大楼里听过音乐会，进了大厅会被电梯载到高高的一个所在，音乐会进程中，前后左右都有人不停地吃塑料代包装的小食品，蟋蟋簌簌地一片响，仿佛坐在老鼠堆里，边吃边看，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近些年来，“文化广场”、“音乐广场”时髦起来，时时能见到乐队在露空地上“哐哐”地演奏。入夏北京的夜晚，还要沿长安街一溜摆开场子，“给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艺术享受。”但是人头攒动，灯蛾飞舞，乐声、人声煞是热闹。比起伦敦剧院区星罗棋布的各色剧场，纽约百老汇大街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各类场所，入夜后关起门来细细地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景象。在中国，音乐常常被弄到如同旧时喜庆之时放几挂鞭炮的地步，仅是图个“响儿”而已。
我认为，音乐还是关起门来细细地演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