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索尼三百万美金签下郎童鞋
在音乐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古典乐界最富有的猎头令全球最炙手可热的钢琴家改弦更张。
自从19岁那年（2001年）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格里格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后，郎朗便在西方一炮而红，在家乡更是被视为猫王级别的偶像。同年他与费城管弦乐团回到北京演出被热情观众围堵，使得中国的古典音乐教育呈爆炸式增长，据说有四千多万琴童在上钢琴课，天津的高楼里处处有拉威尔的音乐叮咚作响。
之后郎朗高调与美国环球音乐集团旗下的德意志唱片公司（DG）签订唱片合同，并于2003年发行了处女碟《柴科夫斯基和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伴奏的是巴伦波伊姆执棒的芝加哥交响乐团。自此他常常登上古典唱片排行榜首，销量可与流行乐比肩。在唱片销量以百计的古典乐领域，郎朗卖出的唱片成千上万。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郎朗假弹一架雪白钢琴登场，全球五十亿人观看了他的表演，这使得他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度比帕瓦罗蒂还高。顶级钢琴制造商甚至设计了一种“郎朗斯坦威”。英国的查尔斯王子邀请郎朗首演为纪念王子的外祖母、女王的母亲所作的钢琴协奏曲。还差两年到三十岁，郎朗已经把世界踩在脚下，并习惯了为所欲为。
高眉的DG公司庇护着许多不受媒体喜爱的钢琴家诸如阿格丽姬、波利尼、齐默尔曼，吵吵闹闹平民出身的郎朗从来未曾融入那个群体。据一位DG公司的制作人说，当郎朗方面要求公司与肖邦国际大赛第一位中国金奖得主李云迪解约，公司将商业利益置于艺术良心之上，默许了这一要求。郎朗是任何唱片公司都不愿放弃的艺术家。
于是当冬眠很久的索尼公司在去年四月重启古典部门时，新总裁博格丹·罗斯奇克（Bogdan Roscic）开出一张空白支票，下令：去挖郎朗。最近在戛纳举行的音像博览会上，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家都在谈论索尼古典花三百万美金签下郎朗的高层决策——这数目虽是足球明星转会的零头，但对古典音乐家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以至于索尼公司要在古典部门预算之外另筹经费。
尽管索尼拒绝就签约或涉及金额进行评论，一位DG的高层已经在email中向我确认了郎朗离开的事实。郎朗目前也未表态。他近日在马德里国家礼堂演出，还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参加了为海地募捐的活动。他对于国际事务的灵敏反应对于音乐产业来说也十分有价值。2008年四月他已与索尼签订了三年的合作协议，在全球范围宣传索尼的硬件产品。
郎朗跳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古典音乐这块自留地。索尼对市场上的主要对手发出了一次重击，而环球音乐集团的拥有者威望迪（Vivendi）集团正处于转型中，其主席道格·莫里斯（Doug Morris）今夏即将退休。
岌岌可危的是西方古典音乐的最后一块可开发的沃土——东亚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录音业依然遭到盗版，消费者还未习惯为明星付费。这些习惯只有依赖一位像郎朗这样有号召力的艺术家才能改变，所有唱片公司都意识到了这点。EMI刚刚签下了李云迪，而DG紧紧抓住了美丽的王羽佳，她得到了阿巴多的支持，后者选她为去年的卢塞恩音乐节开场。就目前情势看，挖到郎朗给索尼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
我刚在彭博社公布了郎朗跳槽的消息，Google又报道了他于2010年担任庞巴迪（Bombardier）公司商务飞机形象大使的消息。“乘坐庞巴迪商务飞机使我能够更快地见到世界各地的观众，得到充分的休息并保持注意力集中，”郎朗说。所以我猜以后大家不会在Easyjet的候机室撞见他了。
在这些利好消息之前，郎朗还在达沃斯向全世界的商业领袖讲授如何“通过音乐丰富心灵”。《卫报》编辑阿兰·拉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认为他的演讲“无甚新意”，当然他可能也会认为郎朗品牌打造的国际影响力就更没有新意了。郎朗出席达沃斯论坛也遮住了另一位钢琴家加布里埃拉·蒙泰罗（Gabriela Montero）的星光，她是委内瑞拉的奇迹，善于即兴演奏，本来倒可以给那些世界精英领袖真正上一堂如何走出衰退的课。
那么郎朗的动力在哪里？撇开21世纪“贪婪即善”的信仰不说，那些熟悉他的人告诉我，他希望被认真看待。在DG，他没有感受到高层领导对阿格丽姬、波利尼和齐默尔曼的那种尊重和礼遇，这本不奇怪，那几位的成就不论从时间和深度来说都比郎朗高出太多，但是27岁的郎朗已经急着要挤进顶级钢琴家的行列了。在索尼公司，他的竞争对手要少很多，大概除了半退休的穆雷·佩拉亚（Murray Perahia）。
郎朗精神焕发的一面在于他似乎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下次我见到他，如果我问他为何离开DG，他肯定会坦率、诚恳、毫无城府。而守口如瓶的索尼，尽管此次拒绝评论，应该清楚这位新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他们预想的要轰动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