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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劳死了,我有时会想到他。在我,他比霍罗维茨耐听。老霍那是星宿下凡飘到音乐厅,他的琴声琴艺,那是风流精辟,而台底下有人围着听。昆德拉讨厌他(兼以讨厌拉赫玛尼诺夫),有道理的,虽然我疑心其中或有捷克人对俄国人的宿见。阿劳弹琴是给自己听,沉静内向,周围是空旷的。叔本华谈音乐,以为即便没有人类,宇宙间也会有音乐,这话,先就是人在人间说的,但点出音乐的神性。独奏珍本,听来僻静、安详,全然的孤单,仿佛只是音乐自己在听,你正好悄然在场,也听到了。
阿劳八十年代的版本,苍老浑朴,有跌宕断续之美。晚期弹贝多芬朔拿大,乔里尼弹出伟人的性格,阿劳弹出大师迟暮的境界。大卫·柯林斯指挥,阿劳独奏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尤其是第四阕,我以为是同类版本中最厚重的。这种厚重感,倒是二十世纪的演奏美学。
想到明星演奏家,就想到舞台,及台下满满当当的人。电视播放帕尔曼访问前苏联,前呼后拥,他呢,借张爱玲的形容词,是“做张做致”。他奏帕格尼尼,不二人选,但在俄国人面前拉柴科夫斯基第一号四重奏慢板(那段把托尔斯泰惹哭的民歌调子),简直轻佻。另一位美国小提琴明星艾萨克·斯特恩,七九年访华而有纪录片《从毛 泽 东到莫扎特》,我看了生气:他动不动就叫音乐学院的孩子停下弓弦,自作聪明地说:“要有表情。”于是花枝招展示范一番。后来,他听一位年仅十岁的男孩用大提琴以毫无表情的方式演奏巴赫,老头子不吱声了。镜头直指他那张肥脸:分明是妒嫉的表情。
前几年在乔治湖一场晚会上听那已经出国的男孩演奏,他长大了。我告诉他,我以为斯特恩妒嫉了。他咧嘴笑道:真的?!
现在我要郑重介绍捷克塔里赫四重奏乐队,那是阿城郑重介绍给我的。那四个人的演奏,不是好,精彩,而是厉害,凶狠,不得了。大概因为关在铁幕里吧,中欧、东欧的天才们只好将性命全班都寄托给艺术了。我自以为在该乐队找到了“原作”:四重奏的原作。纯粹的素描,素描中的极品,干净、清澈、牵动神经。欧美四重奏名团也听过不少,同塔里赫比,散漫浑浊,修饰的,软绵绵的,太生或太熟,有欠雕琢或过于雕琢。听塔里赫,既是弓弦的语言,又是心灵的语言:全然自在自为,音乐与音乐的对话,或生猛决断,或甘洌温存,以至气若游丝,塔里赫转换语气呼吸时最是令人吃惊而折服。而且塔里赫版本音质绝佳,发烧友不是苛求音质吗,听听看,那是直见性命的质感。
塔里赫只出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的全本四重奏,包装简陋,甚至连份该团简介也没有。只知该团的灵魂人物,即塔里赫先生。
卡拉扬、穆特,大家熟悉。穆特长成美人了,每奏完一段,立刻抬头朝着指挥憨笑,美人加天才的憨笑。美国,还是奥曼迪的费城乐团过硬。美国有一件孤零零的大师级作品,八九分钟,是塞缪尔·巴伯的《弦乐上的柔板》,我听过十几个版本,奥曼迪最好。七二年他率团访华,指挥钢琴协奏曲《黄河》,唱片上有他和江 青的合影,我居然听过这枚陈年唱片,很好:正派、真挚。
才情功力,有时不及真挚要紧。哪怕刚好获得一片真挚的“背景”,甚至真挚的假象。贝多芬“第九”我还偏爱一件早已被遗忘的老版本:严良堃同志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录音。它比西方许多“贝九”版本,比小泽征尔一九八一年来京指挥中央乐团的“贝九”,都要好得多。为什么?因那时我们的大神话还在,我们不知道自己多么真挚。
一九九一年,我听纽约合唱团出演“贝九”,简直业余水平。合唱起来后,声部溃不成军。这就不是真挚的问题了。我常在想,也许非西方文化的国族在朗诵西方文化语言时,有种天然的真挚足以哺育奇特的功力,焕发充沛的才情。不少亚洲演奏家在此间独具一格,是不是这缘故?二十世纪是个演奏的世纪,演奏,是技巧加上领会,因此演奏这片天地遂天然地开放给西方文化以外的人。
然而明星如马友友,近来我不那么喜欢了。他是“教养”上的而不是“本质”的“西方人”。我听过两位欧美大提琴家(忘了名姓)演奏巴赫,听出一项区别:前者是卓越的表达,后者是自然的流露。
说来说去,言辞而已,总之还得坐拢来听。可是听得越多,可取的越少。这是不是雅文化的尴尬(流行音乐无所谓好不好,只看你要不要听)?记得在中国,只要是古典乐,所有版本我都欣然认同,没有意见,怎么现在弄得这样子挑剔。
忍不住又要说到消费文化。当今西方音乐,不论古典、流行,这样地繁荣昌盛,不是音乐文化使然,而是投资运作构建而成的艺术景观。“文化工业”走到今天,早已不是“为消费者而制造商品”,而是“针对商品而制造顾客”。捧角儿,争场子,古已有之,莫扎特小小年纪就戴着假发满欧洲“走穴”去了。问题是当年维也纳与巴黎伦敦的“听众”,和今日西方的“顾客”,有什么不同?当今顶尖的乐评“家”与音乐“人士”,和当年作为歌德音乐秘书的门德尔松,和亲手撰稿办刊物的舒曼,又有什么不同?
大陆有一出电视连续剧《武生泰斗》,讲的是民国时期的夜夜京剧,那时,军阀警察,市井无赖,都爱戏懂戏,一位长年“蹭戏”、站在过道暗角落里喝彩的清末遗民穷死了,老主角长叹一声:“您这一走,真懂戏的人可就没啦!”但戏班子上上下下还是没人敢轻忽:一句唱腔走板,半个筋斗翻错,台底下的倒彩,可就喝起来。九十年代的北京京戏看客中,懂得喝倒彩的爷们儿不敢说绝迹,但吉祥剧院一拆,便是在新场子里那么一喝,味道也异样。
你看西方的CD评语,全是说好话。乐评家、经纪人,有时只是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年龄际遇中的权宜之计。古典音乐早已从宫廷沙龙里解放出来,还诸民众了。民众拿什么还给古典音乐?我看大概就是唱片行每年每月的利润吧。上当?消费者就是冲着上当来的。
大陆中国终于抖擞精神步入消费时代了。朋友——上海人现在作兴叫“朋友”——您上过几回当?
一九九六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