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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另外一种音乐,另外一种艺术来了"----王西麟: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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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出处
http://www.emus.cn/?33030/viewspace-44354.html
一直以来为中国没有像样的、精炼地使用西方音乐语言同时又有中华人文内涵的大型古典音乐作品而困扰,如今终于出现。看来还是我孤陋寡闻了。
钢琴协奏曲 Op.55
一
作者的话——王西麟
2010/9/6/
我想写一部钢琴协奏曲的念头已经有10多年了!这就要说到至今在中国和世界仍被无数次演奏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下称《黄钢协》)。
文革在中国结束已经34年了,但是产生于1970年文革高潮中的《黄钢协》至今仍在演奏,这是整个中国音乐界的羞耻,也是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羞耻,这就要介绍《黄钢协》的产生。
《黄钢协〉是根据《黄河大合唱》改编的。《黄河大合唱》产生于1939年,词、曲作者是光未然和洗星海。这部大合唱在抗战年代曾在全国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是全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文化象征。《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们据说于1939年奔赴延安的途中经过山西壶口的黄河瀑布而产生创作冲动,该作品也在1939年创作于延安,同年底也在延安首演而流行到全国。作曲家洗星海1940年离开延安,往苏联治病,不久即在苏联逝世。就是说他在延安仅仅不到一年多。1949年建国后,《黄河大合唱》在全国广泛演出,配合着” 中共领了抗日战争”宣传,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它就变成了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自一家进行的文化象征,而实际上,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取得的,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更是在重庆。当然,这种历史误导的责任,并不在作者的身上。
文革中所产生的《黄钢协》,和所有的样板戏同样,是当时的最高权力者毛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目的的产物,集中的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指导思想。它首先充分地利用和夸大了抗日战争是中共独自一家进行的这个历史的误导,而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则是为毛泽东主席要当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总领袖服务的;于是,不但抗日战争成了毛一个人领导的,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全世界所有的革命,包括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一切性质不同的革命,都是由毛一个人所领导的;所以在该作品的第四乐章的最高潮,强行加入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音乐主题作为明确的政治标签,这就等于宣称了和强调了毛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这才正是《黄钢协》的全部的根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
这部作品利用了《黄河大合唱》的主要音乐材料,同时却又把原作者们打成了文艺黑线。但是由于上述强烈的政治目的,它的音乐性格也就失去了《黄河大合唱》原有的质朴、流畅的自然面貌,而变成了强加于人的政治说教;它是文革中自上而下、强行命令、胁迫灌输其政治目的的精神产物,因此充满了文革中的强迫跋扈的武断压迫的精神,它也成了文革文化的美学观念的集中代表。因此一些国际友人说它是虚假的音乐。
在艺术技巧上,由于它的原型是声乐语言的合唱作品的改编而非钢琴作品的原创,它是改编而不是作曲。也是由此开始,把改编混同为作曲的错误现象,从来没有过严肃的纠正。当时只能在把歌曲的声乐语言极力改成器乐化的钢琴语言,为此作了最大的仍然是有限的努力,因为把原来的合唱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步一皱的用钢琴弹奏出来,这就根本不是用钢琴音乐为第一思维的创作,也不是交响乐的创作思维。因此人们说这是在“弹合唱”,“弹歌”,也因此在音乐思维的钢琴化上就有着先天不足。当时的作者们艺术视野很封闭,只能借鉴的是肖邦、李斯特和柴可夫斯基等19世纪浪漫乐派的钢琴语言和钢琴技术,而有明显的模仿(有人说是变相抄袭),但是唯独没有这些古典音乐的充满诗意的自然流泻的生命和灵魂,所以说它的艺术品质是畸形的。尤其是把“东方红”“国际歌”的主题强行加入又极力发挥,更是为政治服务的代表。当时的创作是由江青等人组成御用的创作集体,对下面全国所有的音乐家和艺术工作者来说,他们是高不可攀的令人生畏的;而对上来说,他们每一位作者都诚惶诚恐、忠心耿耿地为此目的竭尽全力的奴性的服务,哪有什么艺术家个人的创作自由和独立思考的艺术个性啊。而这些先天性的历史的局限,当然作者们并不能负责。由于当时是用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贯彻并推广的,不可能有任何艺术的讨论和批评,谁敢说个不字!迄今40年来,虽然不断有人曾私下提出过批评,但是还从来没有过学术讨论指出其政治目的和历史局限。
如今共产主义在苏联东欧已经崩溃20年了!文革也已经结束34年了!中国也在改革和抛弃个人崇拜,但是《黄钢协》仍然堂皇地在为文革呐喊。难道这些政治目的和艺术局限不应该被今天所有指挥、钢琴家和演出《黄钢协》的所有乐团的人们以及广大的听众和所有的传播人员们洞察而反思吗?
因此,我每次不得不听到《黄钢协》的时候,每次不得不看到指挥家和钢琴家摇头晃脑的故作姿态的虚假的激情表演时,我内心都充满了羞愧、痛苦和愤懑。如果说年轻的钢琴家如朗朗们不知道历史的真伪而被欺骗也就罢了,但是包括刘诗昆这样的70岁的历经过文革浩劫的人,还在如此卖力的演奏该作品,难道要呼唤文革再来吗?我为此深为感慨!竟还有台湾的以历史批判而著名的李敖先生,对于这部作品的政治目的和历史背景及其艺术局限竟然毫不洞察,为了他的17岁的儿子能在大陆演奏《黄钢协》表现的如此衷心的欣喜而令人扼腕!为此,我早就想写一部钢琴协奏曲。近10年来我找了多个乐团,多次联系都未果。这次音乐节委约我写一部作品,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我当然就提出这个愿望。
我用几个月时间研究了我所能找到的当代西方钢琴协奏曲的一批资料。而正是在此前的几年,我知道了我的钢琴老师陆宏恩先生在文革中被害的经过和生前事迹。
陆洪恩先生是我在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之前的钢琴老师,是当时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家。1968年在文革中被杀害,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反对当时江青的样板戏。陆先生认为不应该是贝多芬向中国的工农兵学习,而是中国的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今天我们才认识到:因为中国的工农兵不是代表了无产阶级而是代表了农业文明,贝多芬的交响乐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业文明的艺术结晶。这就是说:不是工业文明应该倒退到农业文明,而应该是农业文明前进到工业文明;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是40后了。陆洪恩先生在狱中最后留下的遗言,是请身边的难友在他死后在贝多芬墓前替他献花,而他自己大义凛然刚强不屈慷慨赴死。
陆先生的事迹和他的纯正而深刻的文化观念深深感动了我,所以我由此再次认识到人类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有巨大权力的统治者却并不代表真理,而另一种,则是被关押和被杀害的囚徒们如陆洪恩、张志新、林昭、王培英们等,却真正的代表着真理。由此,使我想到人类这两种命运的尖锐对抗,并不在战场上,而是在监狱里。
中国的历史冤案特别悠久,从公元前四、五世纪战国时代的伍子胥到公元十世纪北宋时代的〈水浒〉中的林冲,直到今天的彭德怀、陆宏恩、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佩英等,无一不在狱中被多次残酷地暴打。彭德怀在被〈北航红旗〉红卫兵韩爱晶们批斗中一次就被打断三根肋骨;林昭、张志新、王佩英等女囚犯们遭到的摧残更加深重!我再次认识到:监狱是最黑暗、最残酷的地方,而政治犯们也是最被不公正的囚徒。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久的冤案大国,也集中表现在监狱里。而这两种命运的对抗的主题的深刻意义又是极为重大的,如果宽泛些说,很多大师们的作品,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贝多芬,也都是在说这个主题。两种命运的对抗也是我以前多部作品的思想背景。交响乐是有深刻哲理性的艺术,它的本质就是矛盾冲突。因此人类两种命运的对抗是我这部作品音乐的基础。
为此我要找到最有力的音乐语言。中国的地方戏有许多表现矛盾冲突的音乐语言,其中京剧〈野猪林〉中的林冲被酷刑暴打的场面和林冲高亢的演唱;〈李慧娘〉的鬼魂场面的哀泣唱腔;秦腔和晋剧(山西梆子)〈走雪山〉和蒲剧、上党梆子的音乐,还有我自童少年就受到影响的秦腔,都给我很大的学习和启发。但是地方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人物精神,而我的作品要具有的必须是现代人的公民精神和当代的崇高的人文理想。我必须与之不同,我必须把地方戏的音乐语言做根本的生命性的改造和重建,要把西方当代的音乐技术与之结合——由此产生了三个乐章的布局。
第一乐章是矛盾冲突的快板。协奏曲的交响乐队和钢琴独奏正好象征两种命运的尖锐对立和对抗;我用了中国地方戏的紧打慢唱的摇板节奏贯穿在全乐章,构成了交响性的长呼吸,统一了整个第一乐章。
第二乐章:
Adagio Passacaglia
在固定低音的节奏上,钢琴的独奏是宣叙调式的个人内心独白;这种音乐思维来自于秦腔、蒲剧和山西梆子里的散板的自由的述说,也来自蒙古音乐的自由吟唱的悲怆的〈长调〉。
第三乐章:
A
llegretto
清新、明朗的小快板,生命之水如涓涓清泉。在钢琴的晶莹明亮的背景下,长达
60
小节的
solo clarinet
的音乐是从地方戏音乐的语言加以交响乐式的再造。咨
0
小节后,有乐队和钢琴的两条音乐线条相互推动逐渐高涨,充满动力,紧张而激越。音乐的后部经过
8
个声部的自由调性赋格走向高潮。尾声突然安静下来,在加弱音器的弦乐背景上钢琴出现独奏主题,经过无数艰难和辛酸的生命之泉是黑暗不能摧毁而不朽的。音乐的尾声用了加弱音器的弦乐群,轻轻地结束。
我把这部作品题献给我的钢琴老师陆洪恩先生,实际上也代表了被蒙难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佩英等多位烈士。
全曲约
30
多分钟。三个乐章不间断演奏。
这是由瑞士《文化风景线》国际艺术节第十届委约的作品,将由巴塞尔小交响乐团首演于
2010
年
11
月
6-7
日在
Z
urich
和
B
asel
,由该团总监
Francesc Prat
先生指挥,陈萨钢琴独奏。在此我向音乐节总监
Jurriaan Cooiman、
Prat、
陈萨的合作表示深深的感谢!
二
媒体采访
媒体采访文字:
一
著名中国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的钢琴协奏曲将在瑞士首演。这是五十年来第一部由中国大陆作曲家在中国创作,在西方首演,反映当代中国艺术家个人、民族,两种命运对抗决战的钢琴协奏曲。关于这部钢琴协奏曲的创作,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王西麟先生的采访报道。
王西麟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作曲家,他的《云南音诗》等作品在中国是交响乐团经常演奏的作品。记者获悉,王西麟先生,应瑞士交响乐团邀请创作的钢琴协奏曲,11月6号7号将在苏黎世和巴塞尔首演。关于这部作品创作的动机,为什么会在瑞士首演,记者采访了王西麟先生。王西麟先生对记者说,他早就想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外在的动机之一,是文化革命过去了已经四十多年,但是文革产品钢琴协奏曲《黄河》居然现在还到处堂而皇之地演出(王西麟:“因为《黄河》这个作品带有严重的,时代的历史的局限性,艺术成就是有限的,当时只能看到欧洲19世纪的作品的资料,另外就是最后出现《东方红》《国际歌》,就是文革这个时候插标签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在文革以后批判了,大家都反感极了,但是现在还不断地演,我感到这非常痛苦,非常羞耻啊!也非常愤慨,我这个心情。”)
王西麟先生说,此外,促使他创作这部作品的,还有很深的精神冲动。(王西麟:“那么这里边引起我的直接的冲动的有这么几件事,从08年以后啊,我才知道的我的钢琴老师陆虎恩先生他是在文革中被害的,他的被害这个事情,我老早就知道,文革中间就知道,我听见很害怕,恐惧极了,因为他非常从容地死的啊,慷慨激昂的这样的人物。他68年死,08年我才知道这故事,很大的震动,我就想他的意义啊给我启发很大,他的文化革命完全是出于对文化这方面的反对,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而且他单枪匹马只有一个人,他就认为不是贝多芬向工农兵学习,而应该是工农兵向贝多芬学习。这句话非常深刻地回答了整个我们几十年来文艺路线的错误。”)
王西麟先生说,促使他创作这部作品的,还有他自己的被迫害的经历与思索。(王西麟:“因为我自己曾有被政治迫害14年的历史,所以我在山西苦闷中间读了很多历史书,伍子胥,水浒里边林冲的故事,岳飞的故事,等。陆洪恩的事迹让我想到有两种人类的命运:这个两种命运的对抗是在监狱里边,而不是在战场上。这种事情使我很震动。”)
因此,王西麟先生说,他的这部作品,是要献给他的老师陆洪恩先生所代表的个人追求,贝多芬所代表的人类艺术的追求,以及中国现实所面临的艰难处境。(王西麟:“所以陆洪恩先生他的思想、观念,他是一个现代人,有个现代公民的理想、思想信仰,这个思想信仰在中国从文化革命以后,都缺失了,到今天也缺失,今天是权力和金钱的双重绞杀之下的文化艺术的悲惨的命运!所以我把这个作品献给陆洪恩先生,也是献给我所尊敬的古典音乐。以贝多芬以后的伟大的传统。”)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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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一月六号、七号将在瑞士苏黎世和巴塞尔的中国文化节上首演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献给文革中为音乐献身上海音乐学院的陆宏恩先生,献给贝多芬以来的伟大的古典音乐传统的钢琴协奏曲。评论家认为,这很可能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由瑞士举办的《文化风景线》国际艺术节今年是第十届-中国主宾国〉,十一月六号、七号将首次上演中国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的钢琴协奏曲。一位了解这部作品的评论家说,这次演出很可能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为此,他觉得瑞士华人、以及音乐爱好者非常值得利用这两次演出机会,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这部协奏曲。关于这部作品,以及如何欣赏这部作品,记者在王西麟先生由德国动身前往瑞士前采访了他。他对记者说,“我这部作品是献给文化大革命中献身的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家,我的钢琴老师陆洪恩先生,也是献给我所尊敬的古典音乐,贝多芬以来的伟大的音乐传统。所以我就在想在这部作品中说出我对于历史要说的话。这就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契机。”
对于如何达到这一点,王西麟先生说,“这个写作工作中间,我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个性。这个独立个性从那里来?我想就是从自己的人文历史中来。我们自己中国的人文历史和西方的人文历史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地方出发,我们才能够建立自己的民族交响乐,建立我自己的交响乐的个性,独特的风格,独特的思想代表。因为这部作品我已经苦苦地思索了好多年了。”
为此,王西麟先生具体解释了这部钢琴协奏曲的语言来源,“语言吗,不能直接用西方的十二音语言,要结合人家的技术。中国自己有一个自己很大的音乐母海,不仅是民歌,尤其是地方戏。这个地方戏音乐对我的童年的时代印象非常深刻。我在黄河中游的山西、陕西、甘肃这一带生活。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听了大量的地方戏秦腔,以后又听了山西的蒲剧。童年时代的印象,当时不知道会它们会派上一些什么用场。到了老年,慢慢地这些年来对于这些地方戏的音乐一直在我的创作中间延续着,成了我自己的母语的语言。”
王西麟先生说,这部作品的第二个语言来源是京剧,他说,“地方戏的集大成是京戏。京戏《野猪林》对我有非常大的震撼,就是林冲在野猪林一路鞭打走来。嗒、嗒、嗒、嗒……一路鞭打上来,给我很大启发。而且京剧他唱的是反二黄摇板。这种表现方式,西方没有。所以从这里面找到我的语言。我是很困难的,这部作品对我压力很大,困难很大,我是苦苦思索。”
关于这两个语言的应用,王西麟先生解释说,“想到这个语言,我一下子开朗了。这个节奏啊,就是这个鞭打的节奏——-这都是地方戏音乐,板鼓打起来非常响亮。这种节奏外国没有。外国没有这种文化!
还有就是京剧的高拨子,最悲怆的时候唱的反二黄。林冲在雪夜草料场唱的那一段,给我印象很深刻。我从那里找到,变化过成为现代公民的主题。这是一种现代公民的控诉,已经不再是过去古代的人了!建立了这两个主题后,交响乐第一乐章才拉起架子,我心里才慢慢平稳下来,才不心慌了……”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三
在瑞士中国文化节上首演的王西麟先生的钢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乐,强烈地震撼了演奏家及听众。王西麟所经历的文革、社会变迁、个人遭遇对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的感受却超越时空。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上周末,中国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应瑞士中国文化节的瑞士方邀请特别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在苏黎世和巴塞尔首演。一位评论家在协奏曲首演前说,这部作品肯定将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痕迹,为此,关于这部作品的首演,以及这两场音乐会在当地产生的反应,记者采访了熟悉王西麟先生,并且出席了这两场音乐会的苏立华先生。
苏立华先生对记者说,“媒体对这两场音乐会有很多的报道。巴塞尔当地的很多报纸都有文章报道。具体的反应来说,首先是排练,在排练的时候,演奏家们说,我们虽然不了解你的音乐具体表达的情节内容,但是我们被你的音乐整个震撼了。他们用了两个词,震撼和优美。首先是震撼,开始的第一乐章,然后是优美,结束的乐章。”
对于听众的反应,苏立华先生介绍说,“在瑞士演出后,很多听众围着王西麟先生请他签字、照相。他们说,整个音乐会首先给我们的是一种撕心裂肺的一种感受。在我们瑞士,我们是大自然,平和,是人与大自然的平和,人与人之间的平和,很难经受这种感受。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是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才会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而最后又使得这种呐喊回归到了一种平静。因为第四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都是在一种很平静中结束的。这是我亲自听到观众对他的评价,而且不止一个人,并且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说出了这种感受。”
关于这部钢琴协奏曲,及王西麟先生的第四交响乐,苏立华先生说,“我觉得王西麟先生的音乐,虽然里面涉及了他在文革中的很多的悲剧,一些痛苦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但是他表述的这种痛苦经历,提升到了一种从哲学及人文的角度来看人性、看社会。文革的这种经历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表现。因为这种东西不仅在中国文革发生过,在德国二次大战希特勒统治时也发生过。”
对此,另外一位评论家说,正如苏立华先生所说,王西麟的经历的文革,社会变迁,个人遭遇对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的感受,也就是人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觉,却可以超越时空。这种超越,政治是无法达到的,只有那种最深层的生命的追求。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四
负责组织安排瑞士文化风景线中国艺术节的施奈德-罗斯,中文名字陆凯灵女士认为,中国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第一次让欧洲人看到,中国当代有别于意识形态宣传与所谓前卫派的另外一种艺术,王西麟先生的作品直接震撼的是“欧洲听众的感情”。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每当提到中国当代的音乐以及艺术,对于欧洲人来说的印象是,要么是和当年东欧国家非常类似的一种意识形态化宣传品,要么是各种充满现代派奇特形式、怪诞异国情调的中国,要么是如工业产品那样模仿复制。但是十一月六号、七号王西麟先生在瑞士首演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他的第四交响乐,却突然让欧洲的评论界看到,“中国的另外一种音乐,另外一种艺术来了。”评论家甚至说,欧洲艺术界,欧洲社会正在慢慢消化王西麟先生的音乐。
对于王西麟先生的音乐对于欧洲民众的直接印象,记者采访了负责组织安排瑞士文化风景线中国艺术节,也就是直接参与这次演出事物的施奈德-罗斯,中文名字陆凯灵女士。
陆凯灵女士对记者说,“我听了他的演出。当时观众非常热烈地欢迎这个演出。演出后不知道鼓掌了多少时间。非常成功!观众那天特别欢迎他的作品!”
陆凯灵女士说,演出前确实不知道听众是否能够理解中国艺术家的语言,“我们演出前,还提供了一个观众和他的交流机会。所以我们演出前,也介绍了一些中国的地方戏以及他音乐中的一些中国特点。他自己也介绍了一些。所以我们觉得观众大约也能够理解一些传统的中国的背景。”
陆凯灵女士说,和一些人们现在看到的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不同,王西麟先生的作品直接震撼的是听众的感情。“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我听的时候,就像一直在哭一样,非常感动!因为我比较了解他,我认识他,我在北京就已经认识他了。王老师,以后我也了解到他的背景,他的生活。他那段时间多么困难。所以我听了他的音乐,当然就想到他在那段时间艰难和痛苦。这不只是我感觉到,他自己也这样说了,他说一边写,一边哭。他写他的钢琴协奏曲,就哭了很长时间,非常难受,你能够听出来。所以我觉得他用音乐表述的,非常深刻,让人非常感动!”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五
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为填补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音乐界带来的四十年的钢琴协奏曲的真空,而写作的钢琴协奏曲,获得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全体演奏员,以及瑞士文化节总监库艾曼的高度评价。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中国大陆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无论就其表达的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因此他为中国音乐界四十年后还没有推出新的作品,还在世界各地演奏这个作品,感到耻辱。他一直想写作一部钢琴协奏曲,以反映中国艺术家的心声。今年由于瑞士文化景观艺术节的主宾国定为中国,巴塞尔交响乐团愿意在文化节上演王西麟先生的作品,因此促使他完成了这部钢琴协奏曲。
十一月,巴塞尔交响乐团在苏黎世和巴塞尔不仅演奏了这部特别为他们写作的钢琴协奏曲,而且也演奏了王西麟先生的第四交响乐。这两场音乐会在听众以及当地媒体、音乐界的产生热烈反响。为此,记者采访了文化节总监焦瑞安·库艾曼先生(Jurriaan Cooiman)
关于巴塞尔交响乐团是如何选择王西麟先生的作品的,库艾曼先生说,“我们选择王西麟先生的作品,不是由一个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整个乐团的成员投票决定。
选定这部钢琴协奏曲和交响曲,不是出于政治的等其它原因,而是因为它的艺术质量。
现在在苏黎世和巴塞尔的文化节演出后,反响非常积极。在媒体上有很多评论,人们都清楚地看到,这两部作品都是发自内心的创作。”
对于为什么听众能够非常容易地理解,并且和作曲家产生共鸣,库艾曼先生说,“我认为他的音乐运用的是非常明确的,清楚的语言,人们立刻能够感到,这是作曲家的个人的充满感情的一生的坎坷经历。”
对于很多音乐评论家把王西麟先生和苏联曾经出现的肖斯塔科维奇,及波兰的格奥尔斯基对比,库艾曼先生说,“当然,他们由于生活的社会环境有类似的地方,因此,经历、内心的感受也有很多内类似的地方。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运用过各种形式和可能,例如电影音乐,四重奏表达自己的心声,同样,王西麟先生也用各种可能的声音、旋律,展示了他的感受。”
库艾曼先生说,“王西麟先生在音乐中运用了很多中国的戏剧音乐,但是他由于使用的是丰富多彩的西方的音乐方法,因此,对于听众来说,我们是很容易理解和喜欢他的作品。”
关于如何评价王西麟先生的作品,库艾曼先生说,尽管评价是一件带有非常主观色彩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高档的音乐作品,它的品质和具体内容细节都具有很高的音乐性。人们能够在音乐中感受到痛苦和热情。为此库艾曼先生最后对记者说,对于如此作品演出,他们当然愿意继续与王西麟先生合作,演奏他的作品。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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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称他为"病人"。悲苦惨烈的音乐形象多了点,容易走极端,不被认可。当然技巧上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主旋律"能比拟的。现代作曲技巧的运用也使他的作品有别于其他仅使用不得法的陈词滥调的东西,听感上颇俱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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