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5年12月11日
地点：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艺人：奥斯莫·万斯卡指挥芬兰拉蒂交响乐团
曲目：西贝柳斯：《塔皮奥拉》、《C大调第七交响曲》、《降E大调第五交响曲》等
12月11日晚，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与一个月前柏林爱乐访沪演出时场外的喧哗和吵闹形成鲜明对比，今天虽然也是个演出日，但周围的一切显得冷清而平静。由于到的太早，为数不多的几个黄牛手里握着的高价票均不肯低价出手，我只能在入口处静待时间的流逝。这几日上海的天气本有回暖的趋势，不意周日恰逢弱冷空气补充南下，气温又低了下去，冒着风站在空旷的路边，只觉一阵阵寒意袭来。但这也让我产生了一些异样的感受——对于芬兰那个地处高纬度的北欧国家而言，寒冷的天气是司空见惯的；据说其北方终年阴冷，而南方则相对温和，但全国年平均气温也仅在0.4-5摄氏度之间浮动。以至于让我觉得，就外部环境而言，在这样的季节聆听西贝柳斯的音乐或许是最为贴切的。
终究耐不住寒风吹打，没有耐心再等待，也懒得反复磨嘴皮，一咬牙从黄牛手中以100块的价格购下一张500元的票，急匆匆地钻进“蝴蝶兰”的肚子里。进了音乐厅，按着票面的座位坐定，是A区的中央区域，按理说距离和平衡都应该十分完美，略感欣慰，只是依然觉得寒意未消。有趣的是，随后的一整场演出中，我始终没有感觉到热。一方面怀疑东艺没有将空调温度打得很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晚演出的西贝柳斯作品中，并没有太多火爆热烈的乐段；似乎还和台上这支拉蒂交响乐团的表现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关系——他们的演奏风格和音色表现偏于清淡、冷峻。月初刚听过的浓烈的“巴伐利亚之声”，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如此之明显。
指挥奥斯莫·万斯卡的背影总是让我联想到那个美国大胖子——詹姆斯·莱文，尤其是那两相一致的“荷包蛋”式后脑勺，让他们在形象更为贴近，只不过前者的身材体形相比病中的莱文还没有太大的走样。万斯卡的指挥动作幅度算是比较大的，不但手上的动作丰富，脚底也时刻不停，经常会走到指挥台的角落处针对某一声部做出竭力调动的手势。
整场音乐会的三大重量级曲目，都是西贝柳斯的作品——交响诗《塔皮奥拉》、《C大调第七交响曲》以及《降E大调第五交响曲》。可能对于大部分中国乐迷而言，《芬兰颂》和《第二交响曲》才是相对熟悉或受众群更广泛的西贝柳斯作品，但万斯卡和拉蒂却并没有选择这两部比较“通俗”的乐曲作为中国巡演的曲目。这恰恰满足了另外一部分听众的需求，在国内确实很少有机会能听到《塔皮奥拉》和《第七交响曲》这两部作曲家晚年的杰作；而下半场的《第五交响曲》似乎是一种妥协——它是当年西贝柳斯在创作上的妥协，如今也是拉蒂在曲目选择上的妥协，毕竟需要一部格调相对明快一些的作品来吸引观众。
交响诗《塔皮奥拉》有很浓重的音画格调，拉蒂交响乐团用他们精致而鲜明的演奏风格将作品诠释的十分完美，完全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意境和色调。整齐的弦乐不但体现出了乐队的训练有素，同时也透出一种如冰雪般清新的色调；木管乐器恰似朦上了一层薄而朦胧的雾气；铜管强奏时的音色则显得异常冷峻、有力而坚韧。事后我总是在思考：如果不知道这是一支来自北欧的乐团，自己脑子里是否会出现这些印象和比喻？他们的背景是否影响到了我的判断？最后我想明白了——产生这些印象的根源在于西贝柳斯，正是他在谱曲和编配上对旋律与乐器的高超构思及精妙处理，才让整个管弦乐曲呈现出了那样一种充满北欧情调的风格；而“拉蒂”作为来自西贝柳斯故乡的乐团，演奏家们从小耳濡目染，加之所谓“术业有专攻”，达到这样的效果也就毫不令人意外了。《塔皮奥拉》的篇幅不短，但结构却显得严谨而精炼，在万斯卡和乐团的通力协作下，作品完全没有给人以拖沓和冗长之感，对我而言，整个过程就好像是随着“拉蒂号列车”在森林之神“塔皮奥拉”的领地作了一番神奇的游历，令人产生无限遐想，虽仅十多分钟，却已是大饱耳福！
上半场的第二个曲目是《第七交响曲》，同样也是单乐章作品，但行家们认为，这部作品显得异常简练而充实，在较短的篇幅中浓缩了西贝柳斯一生创作的精华。与《塔皮奥拉》相比，它并无音画的性质，创作本身也不含有任何历史背景或隐喻，有的只是作曲家对自身艺术创作的极致追求。这样一部具有很高艺术纯度的作品，在拉蒂乐团演奏下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与以往我听过的一些录音相比，万斯卡棒下的这部《第七交响曲》在行进速度上显得比较舒缓、步伐坚定而持重，很有一种“超脱”之感，或许这是晚年西贝柳斯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吧。其实整部作品所展现的风格恰恰隐含着这样一种内敛、沉静的意蕴。不过乐团对某些齐奏段落的处理显得相对有些绵软，缺乏足够的冲击力。
如Novich老师在演出观后感中所说，西贝柳斯晚期的作品并不追求听觉上的刺激和过瘾，所以乐队的“软”在此处并不是缺陷。不过“拉蒂”将这个状态延续到下半场的《第五交响曲》中，就令人感觉稍显遗憾了。此作一共三个乐章，而初稿其实有四个乐章，后来作曲家把前两个乐章不露痕迹地合二为一，成为了现在我们听到的结构。光辉、明快而开阔的风格总是更容易吸引、讨好大众的耳朵，西贝柳斯的这部《第五交响曲》便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虽然有人认为这是作曲家对自我斗争的一种妥协或者解脱，因而失去了个性的魅力，但作品中所蕴藏着的宽广、宏伟和大气，恰恰让它成为了西贝柳斯交响曲中经常被演出的一部。不过乐团并没能很完美地展现出这部交响曲的所有光彩，声音的总体厚度略显单薄，演出状态也似乎缺乏一点激情。尤其令人失望的是，对于第一乐章（原始稿的第二乐章）尾声段落处那层层声浪的叠嶂，铜管声部显得稍稍有些气短，缺乏一种绵延不断的气息和动力，本应无比夺人心魄的宏大手笔，骤然变得空洞而无力。观众席间响起了一片掌声，这确实也应该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乐章收尾（甚至比末乐章的结尾还要波澜壮阔），出现掌声倒也无可厚非，但乐团在这里的表现似乎并不值得给予掌声鼓励，起码我觉得是这样。好在后面的演出并没有更大的失望的出现，万斯卡用一种较为快速的步伐诠释了舞蹈性的段落，第三乐章中弦乐模拟出的急促风声更有一种难以描摹的逼真，实在是太“西贝柳斯”了；而全曲结束前最后那几声铜管齐声断奏没有任何拖泥带水之感，令人印象深刻。
正曲结束后，乐团加演了三曲。原本期待能听到他们的《芬兰颂》或《图昂内拉的天鹅》，但一一落空，万斯卡安排的都是短小而精致的小品，但也全是西贝柳斯的创作。除了最后的《悲伤圆舞曲》较为耳熟外，前面两首都相对冷僻。第二首加演曲的风格显得异常轻快，乐器中甚至加入了铃鼓，很难想象如此愉悦、轻盈的音乐居然出自向来给人严肃、刻板印象的西贝柳斯之手。但即使在演奏这样的曲子时，乐团依然没有展现出多少“热度”，以一贯的冷静态度来诠释，只是多了一份乐观积极的情绪，看来这种音色已经根深蒂固了。相比杨松斯一味地想通过安可来引爆现场气氛，万斯卡的加演曲更如三道滋味各异的小甜点，令观众既得到听觉上的满足，又不至于被单一的情绪所限制，甚好！
总体而言，拉蒂交响乐团所带来的这台西贝柳斯无愧于他们的名声，但却令我感到了一种“效果错位”。演出前，东方音乐频道安排了关于拉蒂小城和该乐团的专题片，我非常认真地看了。欣赏过了他们在西贝柳斯音乐厅的演出录影后，我丝毫没有怀疑国际乐坛对他们的诸多优秀评价，因为仅从电视信号中传出的声音，就可以窥听其非常优秀的素质。而且我也听过他们为BIS唱片公司录制的西贝柳斯作品，毋庸讳言地出色。然而当晚在东方艺术中心现场，我听到的声音似乎和期待中有所差异，弦乐稍微有点薄、低音较弱，在弱音表现上与那些一流乐团相比似乎尚有细微的差距（缺乏那种微小但清晰的弥散感）；铜管的演奏技巧和气息控制绝对比国内乐团高出一筹，但小号和长号的音色似乎略显毛糙。有朋友说，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乐师们无法出状态，不过这些来自芬兰的演奏家们对于寒冷应该是习以为常的，所以这应该不是借口。无论如何，他们的状态肯定与在自己的拉蒂主场演出时有一定的差距，而乐团音色方面的不足其实与现场演出场地也有一定关系，由此间接显现出了东艺音乐厅在声学效果上的局限。
电视媒体的广告上如此评价拉蒂交响乐团——他们的西贝柳斯可以媲美柏林爱乐。作为商业宣传无可厚非，但如果以客观的视角来分析，听完现场演出后我觉得应该把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在把握作品内在韵味以及展现其独特艺术风格方面，“拉蒂”诠释的西贝柳斯不单是“媲美”柏林爱乐，甚至可称之为“超越”；但演奏同一作曲家的作品，在管弦乐色调方面，“拉蒂”与世界一流乐团相比，显然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虽说音乐的内在表现力是关键，但处于表层的音色毕竟也是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应是有机的结合体，何况西贝柳斯还是一位对配器十分重视的作曲家。在录音中，万斯卡和拉蒂交响乐团对于自己祖国最伟大作曲家音乐的演绎，完全兼顾了深刻的内涵和华丽的音色。但这次上海音乐会上，他们展现自身浓郁芬兰韵味的同时显露出的“效果错位”不能不说是小小的遗憾。
更大的遗憾来自于现场的上座率，大约仅六成左右，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以及持赠票入场的免费观众。对于这支优秀的芬兰乐团来访，媒体宣传可谓“大张旗鼓”，音乐频道甚至连续播放了关于作曲家和乐团介绍的专题片。如此的“攻势”下依然应者寥寥，可见我们这座城市古典音乐消费能力的真实水平。似乎只有BPO、BRSO这样的大牌和豪门才能掀起人们心头的波澜，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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