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生与死的交响曲》--马勒的音乐世界 [复制链接]

书早买了，断章取义地看了大概一半左右。

作者很认真也很实在（在中国学术界太稀少了），引用考据都下了大力气，很有点儿做学问的样子，不错。

缺点是没什么才气，自己的观点少，老实巴交的，文字马马虎虎还能读下去。不过我这是苛求了，既忠实老实又才气横溢的学者一共也没几个。

喜欢马勒的同好不要错过。

马勒1-4还是很纯洁很虔诚地。

内容简介：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从整体上认真审视和研究马勒音乐的尝试，它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部著作研究的重心侧重在马勒音乐的精神内涵方面，性质上偏重于社会学的视角和纬度。这个选题取向和论域是恰当的。作者紧紧抓住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奥社会的特殊情势、艺术思潮及传统文化特征，特别是作曲家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在这人基础上悉心地阐述马勒音乐深层的精神内涵。这也是西方大量的马勒研究文献中，相对比较薄弱的方面。作者在研读了相当丰富的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勒音乐本身的实际感受、领悟和分析、阐述了他对马勒音乐中所蕴涵的内在精神和意蕴的理解。应该说，这部著作弥补了西方相关著作中在这方面的薄弱和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勒音乐实质的领悟和认识，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作者简介：李秀军，1961年生。音乐学博士，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2月至今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随国际音乐学协会副主席H.罗桑德学习“巴罗克音乐”。主要著作有：《西方音乐史教程》、《音乐鉴赏》、《美学与艺术鉴赏》。为赵沨、吴祖强、于润洋主编的《音乐大百科全书》撰写西方音乐家30余条。在《人民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学院学报》、《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教育》、《中国音乐年鉴》、《交响》、《爱乐》等音乐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2000年，应美国音乐学协会主席R.索丽的邀请，出席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的“多伦多2000”的世纪音乐盛会。2002年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第17届国际音乐学研讨会”，作《近20年中国的马勒研究》专题学术报告。

只听过马勒5，感觉只有死的世界

目录：序
孕育马勒的时代
一、暴风雨前的沉寂
1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
2 现代反犹主义的兴起
3 “遮蔽欧洲的阴影”
二、深沉、神秘的宗教传统和理想
1 德国神秘主义宗教传统
2 道德神学与浪漫主义的宗教理想1888年前的马勒
一、卡里什特、伊格劳的童年和梦的实现
1 犹太宿命意识与志向
2 不幸的童年经历
3 遁逃与神童
二、维也纳的大学生
1 教育与审美
2 校外的世界及与布鲁克纳的友谊
三、《悲叹之歌》与早期的指挥生涯
1 《悲叹之歌》——对恩斯特弟弟及不幸去世朋友的悲痛和忏悔
2 在单调的工作中“去经受磨难”
四、《流浪少年歌》与《第一交响曲》
1 两部作品的创作经过与《第一交响曲》的首演回顾
2 艺术内容与特色走向艺术的高峰
一、布达佩斯、汉堡的歌剧指挥与阿特尔湖畔的作曲小屋1 橄榄绿的飘带
2 施泰因巴赫的“夏天作曲家”
二、《儿童的奇异号角》和《第二交响曲》的创作经过
1 无名音乐家
2 艰辛的创作历程
三、《第二交响曲》的精神内涵与艺术特色
德国神秘主义精神的感召
“十年战争”
最后的岁月
马勒与未来
尾声
音乐历史长河中的马勒
国际国内马勒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回顾
附录1参考书目
附录2马勒的主要作品目录
附录3 大事年表后记

通往神圣的那座独木桥
推介李秀军新著：《生与死的交响曲》——马勒的音乐世界

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博士的《生与死的交响曲》，是国内首部“从整体上认真审视和研究马勒音乐的常试性著作”。 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勒所生活的德奥社会的特殊情势、艺术思潮及传统文化特征，作者用专业的技术分析工具、及饱含深情的笔触，将马勒的情感世界进行了细致的解剖；并将古典主义背景下精神殉道意识浓烈的马勒的艺术人生，展现在东方感悟哲学的抽象框架里予以解析，以期达到对于上帝意识的东方式思考——心之诉求，乃道之归属。

理解马勒的人，就会领会他对于人生的定义：“当你最终从令人伤感和使人忧郁的梦中醒来的时候，你再次不得不面对这使人迷惑不解的生活，这种连续不断、从无休止、也从未被我所理解的凌乱拥挤、喧闹忙乱的生活对你来说是可怕的，它就像一个你从黑暗的外面观看到的在一个明亮、灯火辉煌的舞厅里急剧转动的舞蹈动作——从那样远的地方观望，你是不是能够听到与它相协调的音乐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变得多么的无意义啊！”

《生与死的交响曲》，正是从揭示马勒一生悲剧而又充满解证自己内心境界的痛苦中，来分析和发现这颗伟大而孤独的灵魂，是如何在音乐的国度里上下求索，而试图证悟上帝之存在。

秀军博士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而这部作品里面，也充满着一般乐评文字所欠缺的技术分析和数据。秀军博士从音乐元素的本质，从音符的指归性，到旋律，到和声，到整个乐章的庞大织体，充分地解读了音乐的细节，是难得一见的乐评作品。小到一个颤音的象征含义，大到一整段变奏的调性分析，皆从秀军博士的笔下，轻松溢来。

在《生与死的交响曲》（以下称本书）的作者看来，马勒风格的“展开性调性手法”，充满着丰富的“象征含义”，“表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绪：一方面是死亡的力量，它无时无刻不在对人进行威胁；另一方面是赞美生命的舞蹈——走向胜利的凯歌。” 而音乐家“就是想通过队人生的悲剧和死亡的苦难经历的描述，最后走向或达到对不朽的生命力量或人生的积极肯定和赞美。”

作者同时说明，这种对于死亡和生命的深层认识，充斥着马勒的所有作品。 作为一个充满人道主义激情，诗一般想象力，综合哲理性思辨和充沛宗教情感的作曲家，从生下的那一刻，马勒就注定活在灵魂的痛苦和重返天国的期待里。忧伤于弟弟的死，使他创作了《悲叹之歌》；与花腔女高音约翰娜艾玛的爱情悲剧，使他创作了《流浪少年之歌》；而“这套歌曲表现的，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流浪汉，走进冷暖无常的世间，永无止境漂泊的故事。”

在对马勒进行再解读的过程中，笔者感到，在苦难中思索幸福的意义，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前途，就是马勒在其交响曲中所给予我们的意象感觉——一个跋涉者，一个西西弗斯般的勇敢者，一个用心智向上帝靠拢的人，一次次被欺骗打倒，而又一次次义无反顾地前行。

马勒的《第三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以及《第八交响曲》，展现的都是在痛苦追索中发现人生存在的无意义性。而马勒所追求的人生意义，就是回归上帝。这种悖论的追索方式——意即无意义的追索，使沉重更为沉重，而使忧伤更为忧伤。人生的无意义，无目的，在叔本华那里得到哲学证实，它给敏感的马勒带来了极度痛苦，而使马勒最终弃之而去；超人哲学的建树，为马勒寻找到“上帝死了”以后意志为王的哲学信仰——它锐化了敏感艺术家的脆弱神经，而使孤独加剧，痛苦翻番！因为外在的上帝已死，而内在的上帝未立，艺术家在此刻的追索里，陷入了绝境！总之，痛苦的艺术家，在痛苦中等待死亡的降临。

但当死亡真要降临马勒的时候，他却没有准备好——这种没有准备好的状态，带给艺术家的是恐惧、悲凉和忧虑。1907年马勒被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心脏病”——这其实与他过度伤悲的心态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在早年经常沉浸在白日梦中不愿醒来的时刻，就已经种下他日后病态精神性格的产生——弗洛伊德曾经给过他告诫和心理分析，但艺术家为了艺术创作而加深痛苦体验的过程，却使他真的最终感觉到大难临头！这个时候的马勒，开始充满了对于生命的留恋，并产生回归自然的念头。

本书作者在此处，开始渲染起了马勒的《大地之歌》。“1908年夏，马勒返回了欧洲，在慕尼黑、柏林、汉堡、巴黎、维也纳等地指挥了一系列音乐会后，阿尔玛（马勒夫人）为马勒在多洛米蒂山区的一个名叫布拉赫的小镇附近找到了一座适合于他创作的农庄，在这里马勒继续开始停止了进一年的创作。”

本书作者写道：“马勒写信告诉瓦尔特（马勒友人），他创作的《大地之歌》是到目前为止其创作的作品中最‘个人化’的作品。马勒所说的‘个人化’，实际上就是他这一年来所遭受的三次命运打击。” 对此阿尔玛解释道：“我的父亲友一个生肺病的老朋友，他把对父亲的爱全部转移到马勒身上；他在寻找给马勒作曲的歌词和留意任何可能使他振奋的东西时找到了一个机会。就是从他那里马勒得到了《中国之笛》，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最新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诗集。……这些诗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们无限的忧郁在他的心中唤起了共鸣。……在我们漫长孤独的散步途中，他已经草拟好这些为声乐而作的交响曲，它们一年后最终成了《大地之歌》。”

虽然这些中国唐朝的诗歌不是从中文直接翻译过来，汉斯•贝特格依然说到，这是“怎样一种优美的抒情艺术迎面向我扑来！我感受到抒情声音的一种不安的飘摇不定的柔情，我看到一种满是画面的语言艺术，它照亮了忧郁和存在之谜。”

李白的《悲歌行》、《采莲曲》，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以及王维的《送别》，在这里被发展创作成这样的风味：

我何处去？
我进入群山。
为我孤独的心寻找安息。
我返回故园！

我不到远方游荡，
心已平静，期待天年。
可爱的大地春天处处
白花盛开，又披新绿
远方处处永远闪耀蓝色光辉
永远……永远……

马勒没有把《大地之歌》列入其交响曲的编号，主要是因为在他主观意识中有一个思想，即认为第九与死亡有着某种直接的神秘联系。在西方音乐界，一种众所周知并弥漫着宿命和神秘主义思潮的看法是，贝多芬和布鲁克纳都是在写完《第九交响曲》后与世长辞的。马勒担心这样的厄运会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所以没有将它纳入到交响曲编号。

在他创作与死神对话的《第九交响曲》时，他对阿尔玛说：“这实际上是第十交响曲，真正的第九是《大地之歌》。”

马勒的迷信我们姑且不去探讨，这种本来东方式的恬适忧伤，和皈依山林的人生美学，在马勒音乐作品里却是一种痛苦的呈现，它是“平行地应用了管弦乐处理上的所有三种形式：复调音乐的透明形式，主调音乐，最后的‘结构的——色彩的’配器法的一种特殊方法。”（安东施弗尔德《古斯塔夫•马勒的晚期创作风格》）。“由C—D—E—G—A构成的五声音阶，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三音音列，贯穿在《大地之歌》整部作品的写作中。……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结构—色彩的特殊方法’，对马勒来说并不意味着像德彪西那样目的是为了追求管弦乐中的色彩表现，而是这些富有色彩的音乐材料对他来说‘充满了深深的痛苦’。用这些材料创作出的‘每一个音符发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心声，每一句唱词，尽管它基于一千多年前的诗歌，所倾吐出的都是他内心的声音。’”

可惜马勒在中国背景的自然美学里面，看到的依然还是痛苦。这一方面来自于他殉道式的耶稣意识，一方面来自于他对死亡的深深恐惧。其实，照中国的死亡美学看来，“生亦何苦，死亦何哀！”托体同山阿的古人，早就给了我们对于死亡和上帝意志的解释。禅家说，“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在西方基督教文本的解读下，就是：死亡即是上帝，而上帝不是死亡。

马勒未得中国思辨哲学里的至高境界即：般若智慧，他对死亡和生存，还是两分的看法。这种两分的看法，使他在临终前，依旧充满着痛苦。好在痛苦不是真相，他在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刻，就会脱下面具。死亡不过是上帝的面具。越过死亡的恐惧，平静得回归上帝的怀抱，这正是马勒在其《第九交响曲》里，将说，而未说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无话可说。话语和音乐的境界，在死亡的沉默面前，都失去了他们灿烂一时的光辉。上帝剩下的，惟有沉默。

转自http://www.qdsports.com/bbs/，千里运动休闲社区，原作：花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