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前，杨松斯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火热演出，余音已渐渐散去。只是未曾想到，我写的《音乐会两日记》竟“飘洋过海”，获得身在德国的陈唯正前辈的关注。12月2日，听完第二场演出回来，竟收到了陈先生从慕尼黑发出的电子邮件，他对我的音乐会笔记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实在是令我倍感欣喜。此后数日，与陈唯正老师通过邮件交流了一些观点，也得以了解到一些来自德国方面的反馈信息。
乐团从上海回到慕尼黑的当天下午，当地电台就播出了一档名为“BRSO in Shanghai”的节目，可见德国方面对于乐团的访沪演出还是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更为令人鼓舞的是，指挥家和乐团成员对于上海乐迷的热情，给予了由衷肯定和高度好评。杨松斯更笑谈，他从来没有连续在那么多的唱片上签过字！总而言之，他们对中国观众的印象是——“Chinese are music enthusiastic”！
由于两场音乐会我都在现场，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指挥和乐师们发自内心的评价，即便仅仅是来自德国的客套话，我们也受之无愧。演出时上海音乐厅内的秩序之良好、观众之投入、气氛之热烈，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让我联想到了帕尔曼当年的那句“名人名言”：上海有世界上最好的听众，也有世界上最差的剧场。这席话的后半句，已经不计其数地被有关人士在很多场合上，用作夸耀上海近几年现代化艺术殿堂的纷纷崛起，而前半句的意义已经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了。
在抱怨演出场地之前，先以对观众的赞誉来作铺垫，这显然是帕尔曼在表达上的“外交辞令”。但那时候的上海听众也确实对得起那极高的评价。相反，在如今这个硬件水准越来越发达、演出质量越来越高超的新时期，随之同步而来的却是“观众素质”的下降以及越来越多的“观赏陋习”，令许多人为之感慨、焦虑。回想上个月柏林爱乐访沪演出中，某些问题的集中爆发，此番来自德国的褒奖，应该可以令人稍感欣慰了。
我略微总结了一下。如今呈现出来的“观赏陋习”主要包括：迟到、手机不静音、演出中摆弄塑料袋之类能发出刺耳声音的物件等等；与此同时，“多余的掌声”也被归结为“听众素质问题”。其实，对此我倒有不同意见。所谓“不知者无罪”，对于那些不了解音乐会礼仪以及古典音乐演出传统的观众而言，我们不应该对他们发出不合时宜的掌声加以过多指责。就好像对于根本不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准则的路人，不能因为他们乱穿了马路，就对其“公共意识”横加批评。
所以我觉得，只有在大家都了解规则的前提下，才有资格评判所谓的“素质问题”。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尚不习惯在马路上以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来体现自己的高素质，但身处音乐厅、大剧院这类环境中时，却非常在乎自己的形象。因此所有了解礼仪与传统的听众，绝对不会用多余的掌声来表现出自己的“不专业”。这么说虽然有些刻薄，但事实应该如此。
12月1日和2日晚的上海音乐厅，现场没有任何多余的掌声，至于原因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有过分析：因为这两场音乐会没有直接的赞助商，赠票大大减少，所以到场听众都比较“专业”。结合我前面的观点，在这样的环境下，“听众素质”应该是完美无缺的。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仔细观察还是会发现一些小问题。
第二场演出的第一个曲目是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序曲与爱之死》，这是一首在静籁中缓缓收尾的曲目，当最后一个音符渐渐落下，指挥杨松斯的双手尚定格在半空中时，一部分观众开始鼓掌。其实按照惯例，对于这类意境悲切的作品，尤其对于柔美、深邃的收尾，一般要等指挥双手完全放下，方才意味曲子结束，如果保持一段时间的寂静后才开始鼓掌，会比较符合曲子自身的艺术特点。但显然，当天音乐厅内的一部分观众稍稍有些“操之过急”了。
个人觉得，相比老生常谈的“乐章间的掌声”问题，以上这一细节才是真正可以归结于“听众素质”的现象——真正的素质体现绝非简单地遵守规则和传统，而是对演出曲目内涵的把握和理解，并给予演出者最恰当的反馈和支持。说的更全面一些，“听众素质”应该是“公共意识素质”和“音乐素质”的结合体，而后者更是其核心所在。
举几个例子。前几天听阿巴多与柏林爱乐乐团为DG录制的《马勒第九交响曲》。这是一个现场录音，最后一个音轨是观众的掌声，而这一轨的前四十秒是一片静籁！也就是说，直到曲目结束后过了足足四十秒，现场才爆发出如雷鸣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熟悉马勒这部作品的朋友都知道，这部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通常被认为包含着一种与世诀别的死亡之美，而现场观众在全曲终结后能保持统一肃静长达四十秒之久，不得不说是一种对音乐作品深刻的理解和极大的尊重。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EMI录制的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现场版中，由切利比达克指挥慕尼黑爱乐乐团。老柴在此作终曲所表达的意境中也有着一种与尘世告别的悲切，现场观众在曲目结束后同样以数十秒的静籁作为内心感受的反馈。
与以上两个例子相反，欧洲的听众也有“急不可耐”的时候。在1992年小克莱伯指挥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以无比迅捷而流畅的风格诠释了约翰·斯特劳斯著名的《电闪雷鸣波尔卡》，最后的音符尚未落下，现场观众便已按捺不住心底的激情，忘情鼓掌、放声欢呼起来！而在同一舞台上，2003年元旦哈农库特指挥乐团演奏韦伯的《邀舞》，观众们居然忘却了舞蹈音乐的高潮过后，还有一段表现男女主人公依依不舍情怀的大提琴独奏，在指挥颇具煽动性的手势下，提前鼓掌喝彩，成为了当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大幽默看点。事后，有人评价说，原来欧洲听众的素质也很一般，但我觉得这个细节恰恰反映出了他们的高水准——其实整个过程是指挥所导演的一出戏，而在哈农库特的授意下，观众的提前鼓掌和此后指挥夸张的叫停表情，让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轻松起来。但有趣的是，当年发行的实况CD中保留了这看似不怎么专业的掌声，而DVD录音中则将其掐去了，看来欧洲人对此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国外听众非常善于用自己的掌声，把握音乐会的现场气氛。其实又何止这一点呢？此处不妨借用Novich的一段话，出自其赴德国观摩柏林青年欧洲古典音乐节后记录下的感想，他写道：我觉得和国内最大的不同是，柏林观众在聆乐时极为凝神投入，且对音乐反应灵敏，不时有短短的惊叹声、低低的笑声，像湖面涟漪散开去。最感人的是曲子收尾的屏息静默，然后不约而同地轻轻吐气，你能听到整齐的一个吁声，如潮掌声再出来。问了不少同学，都有这种感受：还有什么能比为这些观众演奏，更能激发艺术家的创造力呢？
由此不难发现，与国外观众相比，我们在“素质”上还有很大差距。当然，在音乐氛围和传统底蕴方面我们无法与欧洲相比，但起码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听众素质”？什么是“听众素质”的高级阶段？
最后还是回到BRSO上海音乐会的话题上。虽然现场观众在《爱之死》结束后，掌声出现了不同步，但就整体而言，现场气氛在热烈程度方面还是令人相当鼓舞的。似乎我们的观众更热衷于激情后的释放，因此而显得步伐一致，但在面对悲剧性尾声时却还无法达成统一的默契，而后者恰恰更能体现观众的音乐素养。也或许正因如此，德国方面对上海观众的评价仅仅是“enthusiastic”，假设我们能在《爱之死》之后能反馈以短暂的静默，相信乐团方面还会在“enthusiastic”后面加上一个“professional”吧。
然而陈唯正先生透露出的一则逸闻，足以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enthusiastic”还不够到位。因为陈老师说，来上海之前，杨松斯和BRSO在日本巡演多场；在东京著名的三得利音乐厅演出结束后，观众对他们致以热烈的欢呼，以至于乐团全体退场后，很多观众还痴痴地在音乐厅内鼓掌，要求“返场”，如此之执着，怎能令艺术家不为之感动呢？显然，我们的热情与执著的日本人相比，还是显出了那么一点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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