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新颖”的《布兰拉诗歌》录音 [复制链接]

曼弗雷德 在 2005-8-25 15:11:28 发表的内容 6、奥曼迪的奇迹录音，在现在看来仍不失为极品称号。良好的声场弥补了清晰度的不足，同时温暖的底声也对录音的产生了正面的影响。相当具有临场感的布兰诗歌录音。演唱很有激情，大学的合唱团也是具有高超水准，总之，激情四溢造就了这个录音的历史地位。

奥曼迪版中的合唱团是Rutgers大学合唱团。Rutgers大学是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共有三个校区，合唱团属于Newark校区的音乐系，于1947年建团。

斯托科夫斯基在休斯顿的期间，曾经留下很多趣闻轶事。维沃曾长期担任美国休斯顿交响乐团的首席双簧管，上世纪90年代初，他撰文回忆了自己所接触过的包括斯托科夫斯基等著名指挥家。

此文由王崇刚编译，转摘自http://www.hebnet.net

————————————————————————————————————————————————

群星璀璨的年代
——我所遇到的20世纪伟大指挥家

雷蒙德·维沃

我在休斯顿遇到的第一位指挥是伊菲姆·库尔茨（EFREM KURTZ）。他能讲多种语言。指挥乐队排练时用的是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混合语，乐队用很短的时间就适应了这些。在我们巡回演出前，他经常说：“别担心，我会安排好的”，“吃好，睡好，不要在泡吧。” 一旦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他很好相处。在圣诞节他经常给乐手的孩子们送去盒装糖果。

库尔茨1953年离开乐团，之后斯托科夫斯基担任了我们的音乐指导。大师总是希望他的名字发音是STOW-KOFF-SKI，当然我们这样做了。随着他的到来，我的音乐世界变成了声音的仙境。

第一个乐季我们演出了6个星期，心里疑惑他是否喜欢我们的演出，因为他什么评价的话也没有说。然而，经理告诉我们，他对我们很满意，我们才如释重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私下里都叫他STOKEY，他也开始表现出对我工作的赞赏。有时他会对别的乐手说：“听听独奏双簧管——学着像独奏双簧管那样分句”。他在乐队面前从来不用名字来称呼我们，总是说“独奏长笛”、“第二单簧管”、“独奏巴松”。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名字，只是在私下谈话时才用。

在星期天的排练中，他经常邀请孩子参加，在工作间隙会见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还记得会见大师时的情景。

大师喜欢孩子（他自己有5个孩子），但不喜欢摄影师。我们在休斯顿的音乐厅排练，一个联合国邀请的摄影师从舞台侧门来到音乐厅。他的脖子上挂着好几架相机，胳膊上挂着设备。当斯托科夫斯基看到他，便从舞台上冲下来。如果摄影师不是带着吃惊的眼神，地带着家伙急速走开的话，大师很可能要用武力把他赶走（斯托科夫斯基有6英尺高，年轻时当过拳击手）。当大师回到指挥台，他对我们说：“我讨厌摄影师”，我们对他报以欢呼声。

斯托科夫斯基在休斯顿的6年间，总是把休斯顿叫作HOOSTON，管麦克风叫做“MICK-ROPHONE”。有一天我们正在排练，一个送货人来到空空的音乐厅，拿着一个大盒子。我们正在演奏一个特别安静的段落，送货人径直走向指挥台，拍拍大师的胳膊说：“喂，你能告诉我怎样找到图书管理员吗？”我们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干扰惊呆了。斯托科夫斯基停下来用假装严肃的眼光瞪着这个人。这样延续了几秒钟，但那个人耐心地等待着。斯托科夫斯基渐渐地改变了表情，和善地笑了。他手指着一个方向，送货人说：“谢谢”，走开去完成他的使命去了。我们都开怀大笑，包括指挥。

（未完待续）

这几天打算把这个录音传到基点站上去，无奈好几次连上了，网络却又死活都传不动。所以先继续把上面那篇好文章转贴完再说。

------------------------------------------------------------------------------------------------------------

（续：群星璀璨的年代）

那时候，我们的首席单簧管是罗格·希勒（后来他成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单簧管）。我们一起演奏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庄严的引子里，希勒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错音。大师当然听到了，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是正式的音乐会，斯托科夫斯基既没有生气，也没有不高兴的表情。音乐会结束，希勒非常沮丧问我怎么办，我的建议是直接去斯托科夫斯基的更衣室，简单地说明他不是故意出错，而且感到非常抱歉，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罗格敲开响了大师的门，3分钟后他出来了，脸上带着笑容。他告诉我，他像我说的那样请求大师的原谅，听到这些，斯托科夫斯基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记住，我的孩子，就连上帝也不是从来不犯错误。” 大师给罗格提了一些建议，还说：“明天音乐会再见”

斯托科夫斯基从来不坐飞机，旅行总是坐火车，如果去欧洲就坐船。还有，他来不用指挥棒。其他指挥家只是在一些柔缓的节目中徒手指挥，比如伯恩斯坦。在谈到休斯顿教堂很多的原因时，斯托科夫斯基说：“休斯顿肯定有很多邪恶的人，他们需要很多教堂。”

一天晚上，斯托科夫斯基的音乐会上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首先我必须告诉大家，在音乐会上，如果第一部作品的知名度不高，当乐队演奏完毕，斯托科夫斯基可能不会转身鞠躬，而是直接开始下一个节目（他看起来很乐于用这种游戏愚弄观众）。这场音乐会有一部不知名的弦乐打击乐作品，乐团管乐组离开了舞台。突然，舞台监督告诉所有的管乐组立即登台，越快越好。当我们来到舞台，大师笑着看着我们。

随后，一切都明白了。这是斯托科夫斯基为开始下一个节目而用的小把戏。观众没有意识到弦乐打击乐作品已经结束了，没有鼓掌，大师只是站着，没有转向观众。第二部作品要求整个乐队登台，以第一小提琴的独奏为开端。前8个小节后，他转过身来给管乐组做开始的手势，当然我们并不在那里。斯托科夫斯基觉得很奇怪，他只好停止指挥。观众笑了，鼓掌欢迎我们的到来。曲子重新开始——这一次当然是全体乐队。当曲子演完之后，观众给予我们比平常更多的掌声。

斯托科夫斯基很少说太多的关于音乐表达的词汇，比如：快、慢、长、短、嘹亮、轻柔等。有时他会问：“你能多一些吗？”如果他是对我这样说，意思指音量水平。

有一天，在排练的间隙斯托科夫斯基来到我身边，给我讲他对第二天要排练作品的想法。下面几乎是他的原话：“明天我们要演奏IBERT的ESCALES，就像你所了解的，慢乐章是一个小型的双簧管协奏曲。要记住你是个裸体的吉普赛女舞师，戴着奴隶的手铐和脚镣，在满是尘土的大街上就着火光跳舞，周围有人围观”。他接着站起来，让我自己思考他的这一评论。第二天，当我们演奏第二乐章，我真的想象自己是那个吉普赛舞师。我的效果成功了，因为斯托科夫斯基把他的双手合在一起，不住地点头——这是乐手从斯托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最高规格的赞扬，对于我当然是一个激动时刻。

（未完待续）

（续：群星璀璨的年代）

指挥家大多都是按作品乐章顺序排练。唯一例外是如果一部分乐器只在最后一个乐章演奏，一些指挥会首先排练这些乐章。斯托科夫斯基从不这样，在第四乐章才用长号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长号手必须等待。

在50年代中期，我们幸运地与非常优秀的客座指挥合作，我注意到当一个乐团有真正伟大的首席指挥，那么客座指挥总是高水平的。很明显，首席指挥很自信，不会担心他的地位会受到客座指挥的威胁。

6个演出季后，乐团宣布斯托科夫斯基不会再来了，我的音乐世界几乎摇摇欲坠。斯托科夫斯基作了简短的告别发言，说他由于个人问题，决定返回纽约。当时传言斯托科夫斯基希望在一场音乐会上起用黑人合唱团。但那个年代，这是不允许的。（据资料记载，斯托科夫斯基要用黑人合唱团演出奥尔夫的《伯伊沦之歌》，乐团董事会拒绝这样做，斯托科夫斯基用辞职作为抗议）。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大师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种族偏见。

后面的岁月我们遇到许多客座指挥，几位来自英国——比切姆、萨金特、巴比罗利，还有从波士顿来的蒙都和蒙许。蒙都是在巴黎首演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指挥，他还首演了斯氏的《彼得路西卡》和拉威尔的《达夫尼与克罗埃》。我真的喜欢与这些指挥一起工作，每位都有自己的音乐理念与我们分享，每个人都有自己让音乐鲜活起来的方式，节奏总是有弹性的。我很快意识到，除了斯托科夫斯基，还有其他好的指挥家。

其中最特别的一位是约翰·巴比罗利爵士，一个很敏感的人。他非常有幽默感，和他一起工作是一种快乐。此外，他有一种优雅的处理音乐的方式，可以从管弦乐团中唤出最纤细的、优美的乐句。尽管巴比罗利身材矮小，却是个音乐的巨人。

巴比罗利出生在威尼斯，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举家迁居伦敦，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自己成长于伦敦的COCKEY区。巴比罗利可以流利地说3种语言。平常他讲一口完美的牛津英语，在当非常愤怒或者不高兴我们的演奏时，他会说出伦敦腔英语，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字眼。（斯托科夫斯基刚来美国时也说牛津英语，在辛辛那提的第一年，报纸还评价过他的英国口音）。

巴比罗利曾试听两个贝司手，他要其中一位演奏一段，而试听者演奏的效果不理想，年轻时当过大提琴手的巴比罗利于是拿过那人的乐器，竟为他做起了示范。

巴比罗利与我们到西北地区巡回演出，我们的包机出现了故障。为了安全起见，飞行员决定在俄勒冈一个空军机场紧急降落。飞机的制动器失灵了，这意味着飞机的着陆速度比平常更高，还有一段很长的滑行距离。我自己学过开飞机，我向紧张的乐手们保证，一切都会很安全。巴比罗利很镇定，坐到飞机后面像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他说：“有朝一日我们都会死，但是连一部马勒的交响曲我们都没有演过，实在太遗憾了。”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当晚，我们演出的效果非常好。

1936年到1940年，巴比罗利接替托斯卡尼尼担任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战争爆发后，他为英国正在遭受德国飞机的轰炸而忧心忡忡，特别想念他的母亲，决定回国。这时没有官方的批准，谁不能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巴比罗利给英国首相丘吉尔挂越洋电话，以获得回国的允许。丘吉尔的秘书说首相正在开会，他可以转达这个请求。过了一会，秘书传来了丘吉尔的原话：“如果这个傻瓜这时有胆量返回英国，那我就答应！”巴比罗利于是辞掉了纽约爱乐的职位，乘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货船。他们一帆风顺，尽管大西洋有德国潜艇在游弋。

（未完待续）

（续：群星璀璨的年代）

说起巴比罗利就不能说到他可爱的妻子罗丝维尔。

罗丝维尔是一个很棒的双簧管演奏家，录过很多唱片。我们一起演奏二重奏时，他常会提醒我：“这里有一个难处理的音阶。”如果她错过了一个音符，会说：“哎呀！该死，对不起，先生。”

巴比罗利与我们相处了6年，我们非常喜欢他。

在巴比罗利与我们相处的最后一个演出季，我们正在一起排练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他突然倒在指挥台上，我们扶他站起来。他坚持指挥完了剩下的乐章。乐团经理与他一起站在指挥台上，防止他再次倒下。巴比罗利到了最后一个和弦还在指挥——一遍又一遍。乐团把最后一段音符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直到经理小声地告诉他，交响曲已经结束了，他才停下来，许多人都掉了泪。巴比罗利也许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想指挥乐队来到自己脑海中的的梦幻世界。幸运的是，这次偶然的倒下是一次药物反应，他一直活到70岁。

比切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挥。他从家乡英国飞到美国，每次都把眼睛闭上，想象自己是在家中的卧室里。他经常迟到半个小时来到排练厅，并早退半个小时。排练时，他脚穿拖鞋——即便是在舞台上也是这样。我还记得他穿着拖鞋，用慢吞吞的、蓄意的步态走上指挥台，鞋尖清晰地露出白色袜子的情景。音乐会上，他会首先向乐队鞠躬，然后再向观众鞠躬。比切姆经常在作品乐章的间隙说一个小笑话，当然是背对观众的。音乐会后，人们常会问我们比切姆爵士说了写什么。

他与我们一起排练，刚指挥了两小节，就放下指挥棒，我们也停止了演奏。他说：“我已经给你们节奏了，难道你们想让我给出所有小节的节奏吗？”

我再解释一下比切姆拖鞋上的洞。他有严重的痛风病，这个洞使他的大脚趾的疼痛减轻一些。因为洞在左脚上，所以观众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经常把节目单的自己的名字写成TOMAS BEECHAM.BART。BART的意思是“从男爵”。

与其他指挥大师的合作并不总是愉快的。

琼斯·伊图比（ITURBI）—— 西班牙钢琴家兼指挥家，曾是我们的客座指挥。他一边弹钢琴一边指挥乐队。当我们有一个独奏段落，他会突然在我们演奏的时候抬起头，没有预备的节拍，这让演奏者感到很不适应。多数能指挥的钢琴家在这种情况下会先抬起头，在独奏乐器进入时再点头。我试过几次，在伊图比的抬头下的情况下演奏，总是掌握不准。我问他能否给我一个预备的节拍示意，他突然变得非常恼火，对我说：“你是个麻烦制造者。”后来，他向乐团的经理解释，确认并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后来的排练，他对我很好，努力打出了重要的预备节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