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
“我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很多爱的种子，但是爱的种子只播撒在自己的心田是不会开花的，必须播种在别人的心里。同时，如果自己的心里没有别人播撒的爱的种子，爱也不会在自己的心里开花。”
——陈美龄
《环球》杂志驻东京记者/高红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群群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
还记得这首《原野牧歌》吗？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香港女歌手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倾情演唱了这首歌，其清纯的形象、甜美的歌声深深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
十几年过去了，记者来到日本后惊奇地发现，这位当年的偶像歌手已经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她不仅频繁地在各种广播、电视节目中出现，还以随笔作家、大学教授、日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大使等身份广泛地活跃在日本乃至世界的舞台上。
她就是陈美龄。日本人都叫她“Agnes Chan”。
从偶像歌手到教育学博士
在位于东京都涩谷区的“T & A事务所”里，陈美龄接受了《环球》记者的专访。她留着一头俏丽的短发，身穿素雅的大花图案连衣裙，依然年轻漂亮，甜美的微笑和纤细的嗓音给人以巨大的亲和力。
陈美龄1955年生于香港，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她从小就显露出唱歌天赋。16岁那年，她在参加慈善演出时被星探发现，从此登上歌坛，并一炮打红。1972年，她东渡日本，以一首《虞美人草的花》进军日本歌坛，很快在日本掀起“Agnes热”，成为受欢迎的青春偶像歌手。
陈美龄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她在日本每天工作十分繁忙，似乎连睡眠时间都没有。她独自在异国他乡奋斗，不仅要克服生活习惯不同的困难，还要忍受孤独。
但她在日本的歌唱事业比较顺利。1973年她演唱的《草原的光辉》荣获第15届日本唱片大奖新人奖等奖项，并在当年12月31日参加了第24届NHK红白歌会。对一名歌手而言，这可是在日本的最高奖赏。此后，她不仅唱歌，还演电影，演剧，活跃在日本的演艺舞台上。
这次采访是在陈美龄事务所的一间小屋子进行的。屋子正面墙上挂着陈美龄的大照片，她头戴博士帽，身穿博士服，露出甜甜的微笑。这是1994年她获得博士学位时拍摄的纪念照。
陈美龄告诉记者，在繁忙的演艺事业中，她始终没有放弃学业。这是她父亲的要求。父亲认为知识比什么都重要。在陈美龄的工作合同里明确写着工作要以上学为前提。1973年9月10日，陈美龄进入上智大学国际系，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学习。1976年8月，正处于演艺事业巅峰的陈美龄突然宣布引退。她一直对儿童心理学感兴趣，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到加拿大留学，学习社会儿童心理学专业。她想尝试在文艺世界以外发展的可能性。
1978年夏天，陈美龄以优异的成绩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她为毕业后的出路而烦恼，日本的朋友希望她回日本继续唱歌，于是她决定再次进军歌坛。昔日的偶像歌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过去时。陈美龄凭借她的才能开演唱会，出专辑，参加慈善演出，做司仪，为电视台录制节目，出版烹饪书，演电视剧…… 198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美龄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博士课程，开始研究教育学。同时，她在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发表留学日记、随笔。留学不仅拓宽了陈美龄的工作范围，知识的积累更增添了她的文化底蕴，使她多了一份知识女性的魅力。
做UNICEF大使，一年只挣1.2美金
陈美龄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文化人，她还长期支援和投身儿童慈善事业，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爱心。
在香港上教会学校中学一年级时，陈美龄曾到残障儿童设施、孤儿院、难民收容所等做义工，接触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她说：“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但我有家，有爸爸、妈妈，有饭吃，有衣穿，可以上学，他们却不能。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情况，感到很心痛。所以，我就经常去陪那里的小朋友玩，跟他们聊天，给他们唱歌。尤其是我从加拿大留学回来，那时候正是我社会意识高涨的时期，我认为自己不仅要作为艺人，而且也要作为一个社会人做出努力，我希望从事慈善活动。”
陈美龄回忆了1985年4月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的3场名为“归来的燕子”个人演唱会。这是由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主办的慈善演出。这次演唱会让她很感动。其后5月，陈美龄跟随日本电视台到埃塞俄比亚难民营采访，看到很多儿童因饥饿而被夺去生命，陈美龄的内心再次受到强烈震撼。从此，她开始积极从事儿童慈善活动。
1998年，陈美龄被日本UNICEF任命为大使。这是一个义务性工作，每年只有一块二美金的象征性工资。当记者问她是如何接受了这一使命时，陈美龄回答说：“我10多年前就开始为日本UNICEF做义工。我觉得我不需要一个头衔。但是5年前，日本UNICEF找到我，希望我担当这一工作，作为儿童的代言人，呼吁保护儿童权益。于是我就答应了。”
迄今，陈美龄已经访问了泰国、苏丹、柬埔寨、伊拉克等十几个国家，目睹了贫困和战乱国家儿童悲惨的生活现状。回到日本后，她通过演讲，通过媒体，讲述当地儿童的状况。“不论什么年纪的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的人，我希望他们听了我的讲述后，能开始为此做些什么。”
今年6月下旬，她在伊拉克逗留了一周，访问了南部城市巴士拉的学校、医疗等设施。谈到伊拉克儿童的现状时，陈美龄的表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伊拉克治安很差，晚上能够听到枪声。小孩子很可怜，营养不足，缺医少药，跟非洲似的。5岁以下的儿童每8个就有1个活不到5岁。”
她给我看了在伊拉克拍摄的照片。有两张照片格外引起我的注意。“那个肚子很大的小女孩，得了一种病，肚子里积满了水。她一个劲儿地哭叫着，只说一句话，‘妈，我疼，妈，我疼’。另外一个小男孩也是同样的病，他爸爸想让我带他到国外治病，但是医生说，他的病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陈美龄非常难过，面对痛苦的小孩和他的家人，不知如何是好。她希望我们做记者的能多多呼吁：“伊拉克不光是地下有宝贝（油田），地上也有宝贝（孩子），我希望人们更多地关注地上的宝贝，培养地上的宝贝。”
“我的家就是个联合国”
1986年初，陈美龄披上了婚纱，夫婿是她的经纪人金子力。婚后，陈美龄没有像很多日本妇女那样做专职家庭主妇，而是和丈夫一起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
1987年，陈美龄将长子和平带到工作场所，由此在日本引发了围绕职业女性带孩子工作问题的争论，被称之为“Agnes争论”，后来成为日本实现《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和育儿休假制度的原动力。
陈美龄在谈到这件事时说，“Agnes争论”当时给她很大压力，但没想到这一事件让她再次得到机遇的垂青。“Agnes争论”事件刊登在美国的杂志上，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读了这篇报道后，邀请陈美龄到斯坦福大学读教育学博士课程，研究现代女性问题。陈美龄顺利通过了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后，说服了丈夫，于1989年9月带着长子和8个月的身孕再次踏上留学之路。
陈美龄现在是3个男孩的母亲。“我和丈夫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我给3个孩子做盒饭，然后送他们出门。因为工作的缘故，有时不能与孩子们一起吃晚饭。但是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我都注意与家人沟通，否则就会逐渐失去与家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不少人劝我找一个保姆住到家里做家务，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担心光图轻松，一家人的感情会渐渐疏远。家庭对孩子来说，是心灵的避风港。悲伤时如果能和家人诉说，悲伤就会减半；有高兴的事儿，与家人分享，喜悦就会倍增。那才是家庭，才是一家人。”
面对工作和家庭总是一副笑脸的陈美龄说：“兼顾家庭和事业不是件轻松的事。我也有很累的时候，有觉得不被理解的时候。我经常在车上哭，他们都看见过。”陈美龄指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笑着说道，“但是我回家就不哭了，在家里，妈妈的微笑是最好的药剂。”在孩子眼里，陈美龄是一位好母亲。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她做的饭菜，也喜欢跟她谈自己的想法。
陈美龄持英国护照，她先生是日本人，她的3个孩子分别拥有加拿大、美国、中国国籍。陈美龄开玩笑地说：“我的家庭就是个联合国。我告诉孩子们，你们是自由人，世界都是你们的家。长大后，你们找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去生活。”
爱、和平、自由
歌手、电视节目嘉宾、大学教授、日本UNICEF大使……陈美龄拥有很多头衔。我很想知道她的主要工作是什么。陈美龄说：“我的工作是歌手、演讲、大学教授，但作为一个人来讲，做义工和家庭比较重要。”她说现在孩子还小，她还需要多留在孩子身边照顾他们。等孩子长大了，她就可以更多地到国外访问，做更多的事情。
陈美龄坦言，自己的人生确实丰富多彩。“我觉得我可以见到很多人，这是我最幸运的一点。我跟很多人谈话，不论他们年轻、年长，或者是个小孩子，我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是幸运的。”
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美龄说：“歌手的工作自不必说，作为人生的很大支柱，我将把慈善活动作为毕生的事业。我认为不论是谁，生到这世上来肯定有一定意义。考虑自己存在的意义，这决不是偶然。因此，我想在工作上继续努力，通过努力能够让谁感到幸福，我自己也会感到快乐。”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提出让陈美龄签名，她欣然应允，提笔写下“爱、和平、自由”几个字。这是陈美龄最喜欢的词语，也是她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陈美龄热爱和平，所以她给第一个孩子起名叫“和平”，寄托了自己希望世界和平的愿望。她也热爱自由。而对于“爱”，陈美龄有着自己独到的诠释：“我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很多爱的种子，但是爱的种子只播撒在自己的心田是不会开花的，必须播种在别人的心里。同时，如果自己的心里没有别人播撒的爱的种子，爱也不会在自己的心里开花。” 编辑/唐昀
080/wmassss只支持6人在线tts/new/494/15.wma>
080/wmassss只支持6人在线tts/new/494/15.w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