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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祖善与谭盾:音乐观念之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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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光图片

谭盾,1957818日出生,湖南长沙人,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并取得作曲硕士学位。198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音乐艺术博士学位。谭盾曾多次获得中国国家级创作奖及国际级的作曲奖。199771日,他与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中华编钟乐团及亚洲青年交响乐团在香港回归庆典音乐会上合作首演大型交响乐《交响曲一九九七:天地人》,并作全球转播。2000年,他与彼得.沙勒合作的歌剧《牡丹亭》在维也纳首演。该剧被评论界誉为“后现代主义最杰出的歌剧”。2001年,以电影《卧虎藏龙》音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卞祖善,1936年生于江苏镇江,国家一级指挥,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特约理事。四十年音乐生涯中,他指挥了《吉赛尔》、《罗米欧与朱丽叶》、《泪泉》、《天鹅湖》、《巴黎圣母院》、《希尔薇娅》以及《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等中外芭蕾舞剧,在中国首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等多部交响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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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祖善与谭盾:音乐观念之争

摘自网络

11月6日晚,著名音乐家谭盾作为嘉宾参加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栏目有关他的音乐的谈话节目的录制,中间,主持人请出了国内著名指挥家卞祖善。卞祖善从出场伊始就对谭盾的音乐提出了批评,10分钟后,谭盾起身说:“我已经等了你10分钟。我并不知道今天卞老师会来。我至少读到十几篇卞老师批评我的音乐的文章,我没有回答过,今天我也不愿意回答。因为不在一个水平上面是完全不可能去沟通的。所以我尊重他的想法,我现在退席。”说罢,谭盾离开了。

11月10日,节目如期播出后,这一事件引起许多观众及国内媒体的关注。人们需要什么样的音乐?这场音乐观念之争由电视现场蔓延到广大的观众中间。

音乐分量不足

卞祖善:

我不认为什么声音都是音乐。谭盾一些作品有“观念大于音乐本身”的趋势。

谭盾的作品《乐队剧场》在长长的休止符中指挥依然做动作,我并不能从其动作和体态中感受到音乐的力度,所以我说他是‘皇帝的新衣’;谭盾说他的《永恒的水》协奏曲音乐里的水能挖掘人类灵魂里的声音,能有摇篮曲一般的力量,至少我没有感觉到,我听到的是很自然的水的声音,这种手法很简单啊,带有工艺性、即兴性、随意性,他不是演奏,他是玩音乐;谭盾的弦乐五重奏《鬼戏》在45分钟的演奏中,有20分钟没有音乐:三个玻璃缸放满了水,手在这个水箱里弄,舞台顶光照得脸都有点像鬼脸,台上五个人像梦游者一样踱来踱去,学鬼叫,拿鹅卵石敲自己的牙……都是这样一些内容。这是多媒体,它跟音乐没关系,是音乐以外的媒体。这个多媒体降低了作曲家的创作和表演艺术家的再创作的作用,因为这些地方不用写音符了。世界上早有人做过这种试图寻找不同的发音媒介的现代性“多媒体实验”,但事实上,保留下来、广泛演奏的还是那些优秀的纯音乐作品;谭盾的《卧虎藏龙》作为大提琴协奏曲,它从协奏曲的曲式、大提琴技法到和乐队的交响性上看,都是很一般的作品。

谭盾现在是在艺术地位和商业价值上很有影响的一位作曲家,这是另外一回事。

新浪网友巫昂:

谭盾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视觉或者表演性质的作品,也就是说,现场感超过了音乐本身的分量。

人民网网友米阿仑(美国):

在美国,出于个人爱好,我跟一些音乐专业人员有些交往,其中也有知名音乐家。他们的看法跟卞祖善的看法基本一样,认为“水乐”那类东西不是音乐,而是噪音。理由很明确:任何人声或乐器,起码的要求是能演奏出标准音阶和表现不同的音质音量;如果是打击乐器,则能体现节奏和表现不同的音质音量。否则,就是噪音发声器。

美国鼓励新尝试,但是,对古典作品和经典的作品更爱惜。在纽约百老汇,也上演类似谭盾的“水乐”的试验性“音乐会”,用的是各种生活用具或自制的发声媒介,包括撕报纸和刷皮鞋的音响,甚至还有呕吐的声音作音响。这样的“音乐会”,观众和听众非常少,而且,一年也演不了几次。那类东西不是音乐主流,主流还是经典作品、古典作品、乡村音乐、拉丁音乐和流行音乐。

美国的流行音乐,不管舞台效果如何,音乐本身的绝大部分也是深深根植于古典和民间音乐的。例如国内已经知道的美国摇滚乐,就来自黑人传统音乐和拉丁美洲音乐的结合,而拉丁美洲音乐中的相当大比重是欧洲各国(特别是西班牙)的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国内一些摇滚表演,舞台效果学得挺像,但音乐本身却不对劲,原因就是没有把握住黑人传统音乐和拉丁美洲音乐的节奏风格,身体表演是摇滚、可音乐演奏的却是东方节奏。中国音乐要发展和创新,需要汲取西方音乐的许多东西,包括和声、节奏和织体,等等,但是,更要汲取自己的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营养,否则,那就不是中国音乐的发展和创新了。

天涯网网友仁全: 

谭先生是非常杰出的商业音乐人,但不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现代商业行为的特征在于用一切眼花缭乱、变幻莫测、前所未闻的空洞之物来吸引眼球。但其本身并没为人类世界增添任何真正有创意的全新的东西。


1997年,谭盾在香港回归庆典活动中指挥大型交响乐。
纯音乐观念过时了

香港李正欣(现场观众):

我觉得音乐应该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另外,每一个作曲家都有他的个性。我觉得谭盾是很有创意的,水可以做成这么多的声音。还有就是,我们听声音就是单从我们的耳朵听的吗?我们是应该可以见到的音乐。

美国乐评人(现场观众):

你批评谭盾的音乐,是你觉得谭盾的音乐不是纯的音乐。纯音乐是过时的观念。谭盾的音乐不单单是写给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是写给我们现代人的,我在中国在美国都听过谭盾的表演,观众的反应是很热烈的。在美国也有跟你有相似观念的音乐评论人,但是我们现代的年轻评论人已经令老一辈乐评人收声了。

现场观众A:

谭盾是站在人角度上,不是为了纯音乐、纯音响。他那个多媒体的音乐形式,非常新颖,不只是感动你的耳朵,而能把人的感觉调动起来,人是最重要的。

现场观众B:

像肖斯塔科维奇或者是普罗科菲耶夫,他们是用音来作为创作的材料。谭盾只不过是用了新的材料而已,比如说水的音色,是另外一种材料,西方音乐发展史上,打击乐起初也许也是被人认为是一种噪音,但是后来也进入我们现在的乐队,而且非常丰富的被运用。我看关键的问题是,要看作曲家能不能很好的把各种各样的音色材料组织起来。我觉得谭盾在这些方面做得还是可以的。

新浪网友shuo_shu:

   卞祖善有个问题,就是认为音乐(或艺术)是高雅的、或是高贵的,他已经给音乐设了或界定了一个很小的“圈”,至少比谭盾的“圈”小的多。

音乐的语言不是僵死的,也是在发展,更是在创新(创新不仅仅是对现有元素的组合方式,还包括创造新的元素)。

多元发展

现场观众C:

我觉得音乐应该多元发展,要允许他多走一段路,不要很快的去拿一些以前的观念或者是一种观念去束缚另一种观念。这样才有利于这个事业的发展。

现场观众D:

我认为,谭盾的作品能够在国际上获得奥斯卡奖并不是因为他的那个作曲技法有多么多么的高,而是因为它一个民族性的东西,能够感动世界就能够再次证明既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新浪网友stranger71:

音乐艺术本身是一种很个人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权制作自己喜欢的音乐,不用管别人是否喜欢,所以你也无权干涉别人的音乐风格。我们也不能说这种音乐风格不好,那种好,没有这种道理,你可以不喜欢,但你决不能说不好,人家的音乐只要是用心在做,就没有人有资格说不好。

我喜欢流行音乐,也喜欢爵士和蓝调,还有古典音乐,中国的和外国的,我从来只关心音乐是否给我愉悦的感受,给我心灵的震撼,我不会管什么风格,我只知道两种风格,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的。

新浪网友rao263:

我既喜欢卞老师说的音乐,也喜欢谭盾的音乐。卞老师的音乐是来自于父母或长辈们的,是很醇厚的感情,这给了我很多安慰。谭盾的音乐让我兴奋,因为那是一个人自己喜欢的,非常想要表达的东西,它更自我,更真实,虽然也有做作的成分。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麽,我们在等待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新浪网友flytokelly:

假如老卞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激烈的批判是否能赢得观众的叫好呢?

许多人指责老卞,只是因为他的年龄代表了“腐朽的权威”,代表了“腐朽势力”对青年创造力的压迫,他们从这个角度想象出了他们两人冲突背后的文化含义,这也许是年轻人特有的“偏见”吧?难道一个老人就没有批判的权力了吗?

说实话,我们反倒应该想想,为什么这次文化交锋是由一个老人挑起的,而不是由血气方刚的青年?难到所有年轻人都喜欢潭的音乐吗?

新浪网友cool狗1:

我觉得这次事件对中国文化艺术界,乃至学术界有两大好处:一是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二是推动谈话类节目的发展。我们都不希望只有相互的吹捧,没有真实的评价。所以,只要卞老是善意的批评,不夹带人身攻击,就应该允许,甚至受到赞赏。其实这对谭盾今后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好处的。人有时的确该听听不同意见。文化艺术只有在批评和自我否定中才能得到发展。

音乐一直是在发展的,而音乐的发展,完全得力于无数音乐家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探索,哪怕它似乎是超乎“常理”的。之所以使用了“似乎”一词,是因为人类的认识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常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例如,谭盾的某些创作的确有“观念大于形式”之嫌,但也许现代音乐讲究的就是观念在先呢。因为现代音乐和音乐教育,不仅强调音乐是用来听的,还是用来感觉、感受的。所以把水罐搬到台上,在音乐中加进一些原始的、来自自然的声音,也是无可非议的,只要它符合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理念、思想……),同时使听者、观者赏心悦目即可。其实在古典音乐中,也不乏对自然之声的模仿,谭盾们不过是把模仿者与被模仿者的位置掉了个个罢了。

现场观众E:

卞老师应该允许谭盾这样的人存在,谭盾这样的人也应该允许卞老师这样观念存在。同时音乐观念问题上的一些碰撞也是很需要的。今天我看到这种现象,我觉得很高兴,而且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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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与郭文景也争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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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与郭文景之争

摘自:http://m.kdnet.net/share-8049707.html

王西麟: 他们的批判精神丧失了

今年年初,《人民音乐》杂志第一期刊发了北京歌舞团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写的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文中由于对以郭文景、谭盾、陈其钢等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第五代”作曲家只关注风花雪月、缺乏历史责任感提出批评,而引来音乐界较大的反响。作为王西麟主要批评对象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提笔回应,写下一篇《谈几点艺术常识析两种批评手法》,发表于《人民音乐》第四期,提到“在这里我要非常坦率地说,我为中国作曲家( 本人没有“第五代”这个概念) 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

消息传开之后,迅速成为音乐界近期的热门谈资,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人群中蔓延。爱看热闹的人们认为这是一场好玩的“骂战”,也有人将之与曾轰动一时的 “谭盾、卞祖善之争”相提并论。然而,严肃地看待这场争论,除了如何看待、探讨“第五代”作曲家艺术上的问题,能让人们思考的还有: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艺术评论?如何才能有一个健康的批评环境?恰好,王西麟和郭文景的文章中,都共同谈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批评的问题。如今我们摘录双方的文章,比较能让我们看清争论的焦点。

有关的艺术问题,在音乐界还是一个有趣的争鸣话题。但有关艺术批评的问题,却不是音乐界仅有的,其中的内容,足以让更多的人玩味、深思,甚至争论。

王西麟: 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思,没有反思意识只有歌颂意识就不对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跑哪儿去了?这是批判精神,不能宽容一点。我原来对郭文景的作品有很好的看法,甚至觉得是在不断上升的。我听说我的文章发表后,《人民音乐》的编辑说郭文景很生气,写了一封信。激动更说明问题,被外国人捧坏了,听不得一点意见。

对《夜宴》故事本身我持批评态度。今天中国的老百姓面临着什么?改革的艰难历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态度,这个是鲁迅精神。张艺谋搞《英雄》,郭文景作《东方红日》,说明80年代成长的一些知识分子思想的软弱。

对于第五代曾经有过的贡献我还是很承认的,关键是怎么样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文思想,开掘自己的人文资源,提升自己的人格高度,越是在这种金钱污染的情况下,越要提升自己的人格价值,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态度。但是他们现在离开这个东西了。

我在文章里谈到何训田,谈到陈其钢。对陈其钢作品的看法我也早就有了。我想,俄国作家的良知、萧伯纳的良知、米兰•昆德拉的良知,我们都忘记了,这是非常不好的。郭文景已经被音乐学院的四堵墙给封住了,看不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谭盾和陈其钢。他们没有回答历史对他们的深刻要求,也没有思想家批判历史这 样的深度,没有思想批判的深度,整个音乐界不是开掘人文背景的深远和人文资源的深度,没有这些开掘音乐是不可能深刻的,是不能达到今天历史要求的。音乐的进步有着广阔的道路,这是好的,但根本的主流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类命运关注的作品。是整个艺术的主流,马勒、西贝柳斯,这些人代表着这样的思潮,还有潘德列斯基。潘德列斯基写集中营、写广岛受难者,这就是人类艺术家的良知,整个人类对艺术家良知的呼唤。

最后,我谈到皇帝戏,我认为电视里面的皇帝戏是非常可耻的,是非常违背历史的。

郭文景:陈其钢"这样"写女人性格的九个方面,真的是"任何一个外国作曲家都可以做到的"吗?笔者认识几个外国作曲家,水平都不错且风格各异,但他们恐怕谁也不能"做到"像陈其钢"这样"写一部包含大量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蝶》。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作品。我认为我自己就不能"做到"像陈其钢"这样写女人性格的九个方面"。艺术评论,实在不可如此武断轻率。

健康的文化环境需要健康的文艺批评来营造。健康的批评就是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不论这观点多么尖锐,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另有一种不那么光明磊落的批评手法,它的特点是,将自己的批评观点包装成好心、关心,从而达到把不好说、不便说、不敢说的话全说出来的效果。我认为《由》文最后一段对第五代表示关怀和期望的六个“ 千万不要” 就是这种不光明磊落的批评手法。我决不认为王西麟先生蓄意要搞极左的那一套.我只想提醒旧**的受害者并不自然地具有批判旧**的思想武器。

健康的批评是,如果你认为批评对象就是如此,你就勇敢地、光明正大地说出来,不要虚伪地用好心的“ 千万不要”来掩饰。假如有人单单只对王西麟先生说:“ 希望您千万不要眼红盛宗亮得五十万美元巨奖,只当老美有眼无珠,不识货罢了。”王西麟先生很可能要跟他急并申明自己并不眼红。那人则可以辩解,说我并没说您“ 眼红”,只是作为朋友希望您不会那样。但旁人不难看出说话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这手法滑头得实在可以,但也自画虚伪嘴脸。其实,王西麟先生大可直截了当地说第五代不写他认为应当写的题材,就是“ 不见冻死骨”的“ 思想侏儒;”其欣赏陶醉的东西,就是“ 孱弱、苍白、贫乏、卑贱”的。从《由》文整体看, “ 千万不要”这几个表示好心关心的字完全多余。其实直截了当地说,反而不会让我产生虚伪的感觉,这样还是一个率直的人。现在这样躲躲闪闪,藏在关心后面放箭,一方面说出了内心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只是善意的提醒,真的很不光明磊落。第五代何曾有幸进“ 朱门”?始终在批评声与鼓励声中奋力前行耳!多年来,他们的音乐在国内音乐生活中基本处于边缘位置。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我在北京度过,一直为没有国内约稿而痛心。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作曲家,我确实一直有大量国外的约稿,但当一次次疲惫不堪地飞到地球另一端去排练演出自己的作品时,在昏暗的机舱里,我分明看见自己是一个在故土找不到活儿干而离乡背井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进入新世纪,情况开始好转,中央和广播民乐团、国交和爱乐乐团都上演我的作品,中央民族乐团和广交还向我约稿。申奥成功后,北京将文化建设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五代的作品上演明显增多。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开始了它的“ 中国主题”系列。有了谭盾的专场、叶小纲的专场、陈其钢的专场和郭文景的专场。接下来还将有温德青和许舒亚的歌剧专场。此外,谭盾得“ 奥斯卡”、盛中亮得五十万巨奖、《夜宴》的2001 世界巡演、《蝶恋花》的2003 世界巡演等,都进一步扩大了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影响。《纽约时报》用两个整版介绍中国作曲家的那一期报纸出来后,很多朋友从美国、英国和欧洲发电子邮件来问我是否看到,这更让我感到中国作曲家地位在国际上的提升。在这里我要非常坦率地说,我为中国作曲家( 本人没有“ 第五代”这个概念) 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真心希望有哪个不论哪一代的中国作曲家在全世界“ 被封为至高无上的大师和权威。”这当然也包括王西麟先生在内。此外,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的作曲老师,我仍要一如既往地为今日“ 穷学生”能变成明日“ 新巨头”而勤奋地为国家民族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人心啊,放宽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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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上面的11月6日的 叙述是事实,准确无误的话,

那么这晚的两人的表现,恰恰好说明了,为什么 谭盾先生的在音乐上取得的成就,知名度,社会地位,国际影响力,都要远远 超过 卞祖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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