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士兵许三多有一句名言，“我不打牌，打牌没意义。”
如果有人和他较汁，问他为什么打牌就没意义，我估计他可能也答不上来。其实打牌就是挺没意义的，主要是它重复。就那么五十四张牌，来来回回就那么些花样，最大的变化就是把牌张翻成两番，或者三番。我自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几十年如一日，翻来覆去地玩这东西，甘之如怡。我估计他们是找不到更好玩的东西，或者是懒，不愿意去给自己的智力或体力搞出更多的挑战来。
我不喜欢把听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叫什么“高雅”，因为现在这个词已经被那些俗得大义凛然的人赋予了和“装孙子”同样的意义。但是说听音乐比打牌更有意义，应该是没问题。听音乐更能调动脑细胞活动，锻炼理解力、分析力、抽象思维能力。真想听出点门道来，更要认真钻研一下，了解一点历史背景、文化传承、师门流派。更认真的乐友会学习乐理知识，甚至开始捣弄乐器，但那就功夫大了，穷尽一生之心力，也是无尽头的。相对而言，应该没有人会穷尽一生之力去斗地主吧。即使他这么干了，又能斗出个什么来呢？
听音乐，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养成的习惯，对应LZ这个题目的格式，
可以叫做Music listening is a cultivated hobby. 这是需要慢慢花功夫学习培养的，也是值得花功夫学习培养的。以我个人来说，十几岁开始听音乐，从齐秦开始，慢慢到保罗．莫里亚的轻音乐，再从沈阳FM调频广播听拉德茨基进行曲，或者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二十几年过去，星移斗转，现在放在唱机上的，可能是雅纳切克的“长满荒草的小径”，或者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斯卡”，或者格拉祖诺夫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是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在听的。喧闹的交响曲和器乐作品，除了那几首特别经典的之外，已经听得比过去少多了。更多的时间交给大提琴奏鸣曲，钢琴三重奏，或者弦乐四重奏。但是，我没有像周边其它乐友的那样，修炼成普郎克或奥涅格的追随者。同样，对于巴赫、韩德尔，还是不得其门而入，更不用说帕莱斯特里纳之辈。早年的音乐根基，注定了我一直到现在，还在优美旋律或者浪漫主义的圈子里打转转。这些都表明，我的音乐素养，还要走好长好长的一段路，才能初入门庭。其实，这也正是音乐的魅力的体现。音乐除了给我欢欣与激动，更给我了一所巨大的建造精神世界的空间，让我能在俯拾一砖一瓦之中，消磨我的部分人生。古人云，“不为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一生。”在众多无聊之事之中，挑一个于已有益，于人无害的，慢慢地做起来，也算是一桩幸事。
我听音乐很少能像辛丰年老爷子那样，正襟危坐、心无旁鹫，总是一册在手，边听边看。这时读得多的是音乐书，即听又学，在养成的路上岂不是走得更快一点。音乐书很多，好的实在是不多，中国人写的好书就更少。目前读过的书中，《辛丰年音乐评论》曾经是最喜欢的，也是买得很早的一本专谈音乐，而不是谈唱本版本的书。这书现在还经常拿出来翻翻，看着有一点遗憾，因为老爷子谈莫扎特和德沃夏克多些，而巴洛克之前或者德彪西之后讲得就少。说句闲话，这本书的序言，是辛丰年的儿子严峰写的，估计是古今中外儿子给老爸写的序言之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很值得一看。
上海音乐出版社同时还出过一本《陈丹青音乐评论》。陈丹青本是画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大音乐发烧友，在江西插队，一边插秧，嘴里还在默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某一个乐队合弦。他的朋友，作家阿城，也是乐迷。八十年代初陈丹青先去美国，阿城专门嘱咐，要陈丹青代他去听一场帕尔曼的现场，然后还要写出长篇报告，就这么越洋飞鸿。想来在那个没有YOUTUBE的年代，爱乐应该是有更多乐趣。说回到这本书，陈的一个观点我至今牢记在心。他说，选好的版本，最牢靠的不是什么企鹅指南，而是信得过的朋友的口碑。还有一个办法，常听古典音乐广播，音乐响起，自己被感动。就要赶快找出纸笔，等着过会记下乐队、指挥和唱片厂牌。这两种都是搜碟的好方法。我通过朋友介绍，知道了Mainardi拉的舒伯特的“阿佩乔尼”奏鸣曲，Rita Streich唱的艺术歌曲和歌剧选辑。在上海FM94.7里，我听到了一场今人血脉贲张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后来听到，这是伯恩斯坦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的最后一曲。这种美好的听乐经历，已经牢牢记在脑子里，不需要拿纸笔去记了。
作家中的音乐爱好者中，著名的还有余华。我买过一本他的《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那里面有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如何有一天心血来潮，一口气抱回了组合音响，还有几十张古典音乐唱片，又怎么从小约翰·斯特劳斯一下子听到了梅西安。不过令我不解的是，一个听梅西安的人，怎么会同时又会是柴科夫斯基的发烧友？他说柴科夫斯基痛苦得有深度，贝多芬的痛苦更多的是一种激动。这个我不同意，不管他是不是一个作家。
华人世界里最好的音乐书，应该是台湾人焦元溥写的《游艺黑白：世界钢琴家访谈录》。很难想象，写出这样文字，有这样音乐功底的作者，竟然是一位比我还小的70后。看这书里的访谈很有意思，接受采访的腕儿们好多刚开始时都多少有点漫不经心，几个问题过后，特别是听到诸如“第二乐章第十八小节，你为什么舍弃踏瓣不用”这种问题，大多数人都打起精神回答了。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玄奥的音乐知识，但是懂得这些的人大多数是接受采访的，而不是拿着录音笔和相机的记者。这就是焦元溥的特别之处。这本书里最精彩的章节，我认为是下册中对齐默尔曼的采访，透过这篇谈话，让人活生生地感觉到在那种绝望的政治环境中，音乐给人带来的救赎。很难想象，当年肖邦大赛在波兰的影响力，竟然相当于其它国家人民对待世界杯足球赛。连公交车司机都会边听广播，边向乘客转播赛场的实况。这种场景真的是跃然纸上，让我这个长在海峡另一边的70后感慨万千。
相比起来，老外写的音乐书更深一点，毕竟古典音乐是从人家那块儿传过来的。我英文书看得慢，家里买的几本英文音乐书大部分都只是翻了翻，没全看完。Coplan的那本“What to listen for in music”，应该算是最著名的音乐普及类书，是有朝一日一定要看完的。我在二外教英语的时候，曾经教过这书的一个选段，From Composer to Interpreter to Listener, 印象很深刻。听音乐要听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估计也不是看完他一个人写的书就能解决的。
伯恩斯坦在音乐普及上不遗余力，又拍电视版，又做公开讲座。我手里这本 “The Joy of Music”是他的一个合集，有杂志的专栏，有电视片的文案。开始的一篇是一个虚拟的三人谈。这三人一人是指挥家LB，暗指他自己，另一人是有才情的诗人LP，还有一个是16岁的世界级核物理权威，专心于开车，对于他们谈的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没兴趣，没反应。一次三个人开车出去，诗人看到窗外的青山，不仅感叹道，真让他想起贝多芬。谈话由此而起。实际上争论的问题在于音乐是不是具有实际上的，可以形于言语表达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职业音乐家和文人爱好者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这个谈话有点像禅宗里的语录，机锋很敏捷。伯恩斯坦的文笔真不错，这也是一个可以cast light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