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版主置顶】一篇让我不得不转的关于巴赫的好文章－－约翰.... [复制链接]

然而巴赫是不可能被关在抽屉里的。他这一生最晚从阿恩施塔特时期算起直到去世，共留下了81位学生，而学生们后来又有了学生的学生。巴赫就是这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曲家们，其中免不了要包括像莫扎特、海顿等重量级人物。在专业圈子里是这样。关于在普通人中的巴赫，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自从门德尔松1827年在柏林重新排演了《马太受难曲》继而不遗余力地把巴赫介绍给大众以来，巴赫才逐渐在人们心中复活的。但这事情是不是应该这么看：首先，巴赫生前就不是一个随声附和大众潮流的作曲家。他的教堂音乐作品绝大多数也不是实用主义的。由于他对音乐超乎寻常的理解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这些作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标题所代表的意义。在巴赫的管风琴曲中教民们不能唱诗，跟着巴赫的舞曲人们也无法跳舞。而且对于任何人，从世界知名的演奏家到普通音乐爱好者都显而易见的是，巴赫的作品往往是难度极高的，虽然在其中随处可见一听就能把人抓住的绕梁三日的旋律。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说巴赫的六首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BWV 1001~1006)，基本上“是一到两个升降号的小提琴作品中难度最高的”。他的《哥德堡变奏曲》和《平均律键盘曲集》也比其他作曲家的钢琴作品难得多。舒曼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天坚持练习《平均律》，就一定能成为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不仅对于演奏者是这样，普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听者也很难全部跟上他的赋格曲中同时进行的各个声部。因此巴赫的作品很难普及，但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呢。他写音乐，并不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能够把乐谱写得多复杂。有意思的是，即使这样，巴赫的名气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响。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古典音乐界居然流行起用仿17世纪古乐器演奏巴赫音乐的复古风潮。而与此同时还有些摇滚乐手把巴赫的作品一个音符也不改地拿到他们手中的摇滚乐器上演奏，发现同样很好听，只是旋律必须加强而已。在现今任何一家卖古典音乐CD的商店里看看，就能很容易地感觉到巴赫的唱片目录要比他的作品目录长得多。而此时他的艺术已经“过时”200多年了。
    好，让我们再回到巴赫的生活中来，毕竟现在是1747年，巴赫还没死呢。他的二儿子，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巴赫在柏林腓特烈大帝的宫廷中任羽管键琴师。十分的出人意料，腓特烈大帝，这位经常喜欢对邻国不宣而战的穷兵黩武的独裁者，竟然是一个演奏长笛的高手，而且还留下了一些他自己原创的工整的音乐作品。人真是一种复杂的东西。那么理所当然的，这位吹长笛的皇帝肯定对于见一见那个传说中的巴赫很感兴趣。正巧5月7日巴赫和大儿子弗里德曼前来柏林看望在宫廷中任职的二儿子。他们乘坐的马车在波茨坦城门口被拦住，随即被直接带到了腓特烈的宫廷。里面正在举行晚间音乐会，伊曼努埃尔当时就在场。于是腓特烈皇帝说：“先生们，老巴赫来了！”立即中断了音乐会。
    巴赫当时已经62岁了，又在马车上颠簸了10多个小时，可腓特烈连休息和更衣的时间都没给他，就让他试弹各个房间里的所有钢琴。不过这么看起来这位皇帝对巴赫至少还是比较重视的。第二天巴赫参观了波茨坦的管风琴，并得到了一整天的演出机会。但下面这件事恐怕就不那么友好了：腓特烈用长笛吹出一段旋律，让巴赫以此为主题创作一首6声部的赋格。而这段旋律并不适合用于赋格曲，这实际上是把巴赫推上了极限。但已经习惯了各种胜利的腓特烈大帝恐怕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要不然他也就不是腓特烈了。更何况，这个衣着破旧的老头据说是无所不能的。说腓特烈大帝这么做是成心刁难他而不是出于仰慕，是有理由的。否则，给腓特烈担任宫廷乐师的C.P.E.巴赫在后来的讲述中不可能对这一点保持沉默。但巴赫还是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并在晚间的音乐会上让皇帝事实上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但巴赫自己显然不是这么理解的。他知道腓特烈不是一个对位专家，因此那个不合适的主题肯定不是他故意用来为难自己的。而且皇帝又给了他两天的表演机会，这一定是出于对他的艺术的更大的兴趣。这深深地打动了巴赫，于是回到家后，把腓特烈给的那个不合适的主题用高度的艺术技巧，作为赋格和各种形式的卡农曲，变成一大套作品，并制成铜板，附以最谦恭的敬词寄给了皇帝。这就是《音乐的奉献》(Musikalisches Opfer，BWV 1079)。但就像他将近30年前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一样，接收者同样没什么反应，而且从未表示过感谢，甚至没有向宫廷中的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说过两句客套话。
    时间到了1749年，巴赫的境况每况愈下，不仅是健康状况，家庭的经济情况也是如此。简直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工作还是不少的。不仅要继续教学生，这几年中他还写出了一些基础性的作品。1746年，他在图灵根的出版商许布勒那里出版了6首众赞歌(Schuebler Chorale，BWV 645~650)，内容出自以前的康塔塔，看起来主要是为了卖钱。为了尽可能取得急需的收入，他还在1749和1750年间又写了18首众赞歌，甚至不能等待已断断续续写了多年的《赋格的艺术》(The art of Fugue，BWV 1080)全部完成，就迫不及待地安排付印，其重要性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然而《赋格的艺术》还没写完，就在这卖歌为生的晚年窘境中，他的眼痛又突然加剧，视力不断下降，到最后几乎完全失明。这又使他陷入了恐慌之中。贝多芬中年的耳聋通常被看成是命运对一个音乐家最残酷的打击。这确实很不幸。但因为旋律是可以在心中听到的，他耳朵虽然听不见，却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他的旋律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并在曲谱纸上写下来。也就是说，他仍可以作曲，只是不能用耳朵听到最终效果。而对于巴赫，他虽然听得见，也可以在他那卓越的大脑中构造同以前一样美妙的旋律，却写不下来！而把同时进行的多个声部“唱”给代笔的人，显然比一个盲人作家口述他的小说要困难多了。
    巴赫失明并且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了出去。而此时那个市政委员会突然一反常态地关心起巴赫的职务来：巴赫人还没死，他们就替他物色了一个接班人，还像模像样地在酒店里进行了一场正式的考核。他们终于不再把托马斯学校乐监看作一个不存在的职位了！
    有资料称巴赫晚年还患有糖尿病。他一生都没能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即使有糖尿病，在当时也既没有手段确诊，更无法治疗。所以导致他失明的可能不仅仅是白内障，还有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损伤。当时一位著名的英国眼科医生约翰.泰勒周游德意志途中恰好经过莱比锡，那么巴赫的眼科手术的主刀人就非他莫属了。巴赫的白内障手术于1750年3月，就在他的接班人接受考核的那家酒店里进行。患者被绑在一把椅子上，由身后一位身强力壮的助手牢牢按住头部。18世纪50年代，不要提麻醉药，连消毒的概念都是没有的。手术的过程是先把一块煮得滚烫的苹果放在患者的眼睛上，以软化角膜。然后用未经消毒的手术刀切开角膜，把混浊的晶状体切开，推到虹膜下面，最后用一只深度眼镜勉强代替晶状体。这样高难度的手术，如果不信任这位全欧洲知名的医生，还能信任谁呢？但不幸的是，当泰勒医生4月返回莱比锡看望他的病人时，遗憾地发现混浊的晶体又回到了原位。这就是说，年已65的巴赫忍受了巨大痛苦熬过的第一次手术失败了，还得照原样再来一遍。即使是一个正当年的健壮的人，经历了两次这样像对待牲口一样的手术过程，身体也肯定会垮下去。
    整个春天过去了，他还是看不见东西。夏天也来了，情况还是没变化，而他却越来越虚弱了。
    他终于再也无法忍受黑暗了。7月18日，他撕下了缠在眼睛上的绷带——他又可以看见了！这对一个65岁的老人来说真算得上是奇迹！但此时他已没有能力享受这个奇迹了。几个月身体上的折磨和重见天日的激动，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被中风击倒。带着高烧卧床10天后，于1750年7月28日，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那卓越的大脑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奇迹般的旋律创造停止了。
    然而巴赫却没有墓碑。因为他这一生没能留下多少积蓄，仅相当于他在莱比锡一年半的收入。相比之下，经常被人们拿来与巴赫相提并论的“巴洛克时代”另一位著名作曲家亨德尔，在移居英国后成为了全欧洲最富有的歌剧经纪人。巴赫的妻子安娜.马格达勒娜倾其手头上全部的积蓄为丈夫买了一口橡木棺材，然后就连购置墓地十字架的钱也实在拿不出了。按照规定，她应再得到丈夫在任时半年的工资，但高贵而明智的市政委员会发现，巴赫27年前上任时晚到了几天，因此应按规定在他们精确的计算后扣除一部分，这样她拿到手的就少得可怜了。如此注重节约，才是一个称职的市政委员会。而节约的地方，就在那些无助的人身上。她的两个继子，威廉.弗里德曼和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尽管一直跟她关系不错，却没有接济她一分钱。因为他们对父亲从他们身上分给这个女人的爱，给他们带来的创伤至今无法释然。她生命的晚期，完全靠别人的施舍过活，去世的时候是“接受救济者”。
    巴赫的葬礼几乎整个托马斯学校的人都参加了。13年前把他从学校赶出去的校长对他的去世还真是没说过一句话，然而巴赫为之忠心耿耿服务了27年之久的教会此时也只是发布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声明。巴赫的橡木棺材被安放在约翰教堂的外墙边，直到1894年这个教堂再次扩建时又被重新找到，1950年才终于移葬于托马斯教堂。
    巴赫的《赋格的艺术》终究还是没能写完。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他的《安魂曲》，他的学生苏斯迈尔续成了这部作品。由于他对老师的手法非常熟悉，以至于后人很难看出莫扎特究竟是在哪里停止的。依此类推，巴赫的《赋格的艺术》就理所当然应该由他的成就最大的二儿子C.P.E.巴赫续写完成。但伊曼努埃尔对待这个光荣的任务的做法却是：什么都没写。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因为他清楚无误地告诉人们，有资格续写巴赫《赋格的艺术》的作曲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出生在音乐世家，从懂事起便孜孜不倦地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学习各种能听到的的音乐，然后无时无刻不在创作彰显着自己独一无二风格的作品。除了作曲，就是作曲，这样的一生，倒也简单。然而他穷其一生用音符构造出来的高度复杂、精美绝伦的音乐大厦，却是其他任何一位天才的同行所望尘莫及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使后来的职业作曲家们活得多少有些尴尬。而且我敢说，不仅他的后继者们无一例外没能达到他的高度，就是整个人类今后也不会再产生一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了。因为虽然科技在飞速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人们发挥自身潜力的能力却在不可避免地逐渐退化。
    虽然每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但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里，很少有人不同意把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排在首位。他的作品所代表的复调音乐作曲技法，不仅在他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被推向了顶峰，而且已然成为他个人最显著的标志。不仅在他同时代的其他同行那里，人们找不到同样程度的复杂、精妙的复调，C.P.E.巴赫的创作也走的是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主调风格。他身后的一些天才人物比如莫扎特、贝多芬等，也只在他们某些特定的乐章中运用了复调的技巧，这更多的还是为了表达对他们伟大的前辈巴赫的敬意。所以尽管前面提到过，我认为人们在评价巴赫的时候把他局限在一个所谓“巴洛克时代”内是不公平的，但在这里我还是特别想引用下面这句耳熟能详的经典结语：“一个时代结束了”。

很早以前就看到过这个名字，但并不以为然，更不会有如雷灌耳的感觉。直到去年大约3、4月份，偶然从POP这里看到一篇介绍巴赫的帖子，里面还给出了一张巴赫著名作品合辑CD的下载地址。而我看了这篇帖子也没在意，顺手把他推荐的几首MP3当了下来，走马观花的都没听完一遍就扔在角落里不管了。又过了一段日子，某天觉得无聊就又把它翻了出来。第二遍听得稍微留意了一些，忽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是不可能在流行音乐里找到这样的旋律的。我对其中的每一首曲子都发生了兴趣。但曲子有了，曲名却不知道。于是就开始留意并且主动去找有关巴赫的任何信息，也买了他的不少CD，这一切产生的结果就是，从此除了巴赫以外，我几乎不再听别的音乐了。
    听了一年多的巴赫，把一本巴赫传记看了两遍，越来越想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本意当然是想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喜欢巴赫，但我凭感觉了解的古典音乐被接受的现状，告诉我就算写出来恐怕也不会有几个人看的，何况我又写了这么长。不过没关系，就当是帮助我在脑子里梳理一下巴赫的生平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度觉得这样的帖子恐怕不适合现在POP里的口味，但又一想要不是当时正是在这里看到了那篇推荐巴赫的帖子，我那闲不住的耳朵现在还指不定在哪里闲逛呢。就当是还一杯清水给那片帖子的滴水之恩吧。
    但是就凭我居然也有资格评论巴赫？这真是滑稽。所以在一开始还是先引用几句伟人的语录吧，以免惹得老天爷他老人家太不高兴再给咱来点儿台风洪水什么的。贝多芬：“他不是小溪（Bach在德文中是小溪的意思），它是大海”；莫扎特、肖邦、舒伯特等人将他的《平均律键盘曲集》熟记在心并每天练习；舒曼说：“在他面前，我们都是拙劣而蹩脚的”，“巴赫之于音乐，就象创教者之于宗教一样”。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个名字总是与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的头脑联系在一起。恩格斯说他是“德国历史上黑暗时期的一道闪光”。著名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夜深人静一人独处的时候最常听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演奏的6首巴赫大提琴组曲。德国大诗人歌德有一次听到巴赫的三重奏鸣曲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似乎那永恒的和声在彼此交谈，似乎是上帝在创世纪前的片刻胸中的心声。它是如此在我的内心中震撼，就好像我此时此刻既没有也不需要耳朵和眼睛，没有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意念一样”。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被后人称为“西方音乐之父”的人那广为人知的生平，看看当时到底是老天生了什么“异象”，才造就了这个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音乐天才。

安哈特.科腾(Anhalt Koethen)的侯爵利奥波德(Fuerst Leopold)，当听说巴赫没能当上魏玛宫廷乐队指挥时欣喜若狂，立即邀请巴赫来科腾担任他的乐队指挥。不仅工资涨50%，还提供一套住房。科腾侯爵利奥波德，这个人的名字在关于巴赫的音乐史的天空中像月亮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辉。恐怕可以说，对他和巴赫两个人而言，对方都是生命中除了妻儿以外最重要的人了。利奥波德侯爵是在前不久在魏玛举行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巴赫的，听过他的演奏，见过他的作品，而且本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家。作为行家里手，他清楚巴赫是一个人么样的人物，因此毫不犹豫地开出了这么优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巴赫顺理成章地与科腾的侯爵签订了合同，规定他应于1717年8月1日就任那里的乐队指挥一职。他5月底向魏玛公爵提出辞呈，但当8月份到来时仍没有收到答复，他被定在了此地。然而他也不能从公爵这里一走了之，因为威廉公爵有权要求引渡，并且只要愿意，就可以将他埋葬在那片土地上。
    这时巴赫的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件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事。他收到了德累斯顿(Dresden)宫廷乐队的邀请，因为那里的宫廷乐师们遇到了麻烦：大名鼎鼎的法国音乐家路易.马尚（Louis Machand)来到了德累斯顿宫廷，使乐队里的所有人相形见绌，并且有迹象表明国王有意授予他一个头衔，把他留下来。因此有必要搬来救兵赶走这个法国入侵者。于是1717年秋巴赫去了德累斯顿。那个顽固的魏玛公爵应该是没有阻拦，因为德累斯顿的主人，波兰国王、大选帝侯奥古斯特大王是那片区域所有公国的宗主。而德累斯顿之行对于巴赫本人来说毫无疑问也是一次重要的经历。德累斯顿当时拥有全欧洲仅次于凡尔赛的最光辉、最富有的宫廷，是那个时代欧洲的一个文化中心，因此后来成为德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直到1945年2月作为一个非军事基地、非工业中心被英美的数千架重型轰炸机炸成一片焦土，大量独一无二的历史遗迹包括巴赫当年弹过的管风琴与12万德国难民在弥漫全城的大火中化为灰烬。
    巴赫早就研究过马尚的作品，而马尚也知道他这个对手。不需要听巴赫的演奏，只需运用他的音乐想象力，并看看巴赫作品曲谱前面的一大堆升降号，他就意识到这个人已超越他很多，而在平均律音准方面相比之下他还没入门。所谓平均律，就是今天所有钢琴调音时所使用的律制。不同于最早的乐器上用分弦法得出的每个音的音高，它把一个八度内的7个主音和5个半音的频率值作了一些调和，使得其中任意两个相邻的音调之间的距离都相等，也就是一个半音阶。同时两个相邻的半音阶构成一个全音阶。这样一来就允许作曲家把任何一个旋律随意挪到以任何一个音调为主音的调上，同时听起来不走样或刺耳。平均律并非由巴赫所发明，但在此之前也只是停留在某些音乐理论家的著作里，也有一小部分作曲家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而正是巴赫首先将它全面引入实践当中，并加以完善，最终确定了后世的音乐世界赖以存在的基准。在这方面里程碑式的标志就是他后来写成的《平均律键盘曲集》。路易.马尚作为一个内行，清楚地意识到巴赫可以在羽管键琴上自由地转调，甚至可以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旋律上下翻飞变成一首精彩的赋格，而自己则落后太多，是绝对没有希望获胜的。因此在演出的当天早上他就偷偷溜掉了，并带着完好无损的名声回到了法国。剩下巴赫一个人进行比赛，给在场的每一位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巴赫回到家以后，科腾侯爵派来接他的骑手已经来过又走了，他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此时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同威廉公爵抗争。不再为公爵提供作品，并把管风琴师的位置让他的一个学生代替，而且在10月30日举行的宗教改革二百周年庆典他也不参加。当一切出路似乎都被堵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就是他唯一合理的选择。而威廉公爵也作出了当机立断的反应，把巴赫关到了魏玛最差的监狱里去。公爵的名声本来就不佳，科腾侯爵凭借与公爵在王室中的连襟关系也对此事有一定的影响力，再加上巴赫自己也不是无名之辈，使得这件事掀起了一场风波。最终一个月后公爵屈服于各种压力将巴赫放了出来并且再也不想见到他，巴赫终于如愿以偿摆脱了束缚。但恼羞成怒的公爵将巴赫在魏玛期间的各种档案全部抹掉了——他不想见到巴赫，即使是名字也不想。
    1717年12月巴赫来到科腾，开始了后来事实证明是他曾拥有过的最理想的5年生活。他在那里有了一个真正的知音，就是他的雇主利奥波德侯爵。那里的宫廷乐队也非常出色。因此在这里他写下了大多数的室内乐和器乐作品，其中就包括了那最著名的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 Concertos)，现今经常被人们在各种场合演奏的几首小提琴协奏曲(BWV 1041、1042、1043)，《英国组曲》(English Suites，BWV 806~811)、《法国组曲》(French Suites，BWV 812~817)，以及大量的羽管键琴协奏曲。还有《平均律键盘曲集》(The Well-tempered Clavier)的第一卷(BWV 846~869)，其24首前奏曲与赋格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巴赫的《平均律键盘曲集》被誉为“音乐中的《旧约全书》”，它的伟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像它的作者本人一样。以后虽然也有作曲家比如肖斯塔科维奇仿照着它以一个八度内的全部12个音调为主音写出了24首大小调作品，但那已经不算是开创性的工作了。莫扎特、贝多芬等后世作曲家为了得到一份巴赫的《平均律键盘曲集》，甘愿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手抄，因为根本没有印刷版本。这份后来被誉为“音乐中的《旧约圣经》”的作品集并不是巴赫为流芳百世而作，相反更多的动机在于给他的孩子及学生们汇编一本钢琴练习的教材。就算他想把它编辑出版，其费用也是他支付不起的。因为他有一大堆孩子要养，他那在同行中数一数二的薪水也仅仅能维持一家的正常开销，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二卷(BWV 870~893)定稿于第一卷面世之后20年左右，这两卷共48首键盘作品就成为音乐史中独一无二的里程碑，标志着从此以后人们可以把任何一个旋律放到八度之内的任意一个高度，自由地翱翔。从而为莫扎特、贝多芬们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平均律键盘曲集》的调性排列方式，从C大调开始每个半音都不落地挨个出现一次，好像巴赫元帅将他手中的全部音阶做一次检阅，也不妨说是音乐之神派出他的12个天使轮番考验巴赫，而巴赫交出了一份展现了所有可能性的、从各种角度看都堪称完美的答卷。这也许就是《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伟大之所在吧。

谢谢版主置顶！！巴赫迷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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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乎后人意料的是，《马太受难曲》的首演并不成功，甚至说完全失败也并不过分。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巴赫在莱比锡所拥有的音乐资源并不足以支持他成功演出这么宏大的作品，这还没算上正反瞧他不顺眼的市政当局和教会监理会在事实上给他造成的干扰和拆台。这不仅使巴赫极度失望，更使得他在上司们心目中的形象雪上加霜。
    但不是有句话吗，“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对于一生不断“为崇敬上帝而创造均衡的教堂音乐”的巴赫，上帝当然更是不会亏待他的。就好像当年阿恩施塔特不允许他发展时，米尔豪森的聘书闻风而至；当他因为教派争斗在米尔豪森也呆不下去时，魏玛的管风琴师的职位正好空了出来；而当魏玛公爵再也不想见到他时，友善的科腾侯爵利奥波德又给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巢穴；冷酷无情变幻莫测的命运突然夺走了他的爱妻玛丽亚.芭芭拉，但接着又给他送来了安娜.玛格达勒娜。这次在莱比锡也是一样。一直把他视为不存在的老校长在头一年秋天死了，新上任的校长恰巧是这样一位知名学者，巴赫在魏玛的时候他是魏玛中学的副校长，后来跑到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固执的威廉公爵那里，当上了他的私人图书馆的管家。威廉公爵死后，他的侄子立即将他扫地出门，算是对他效忠多年的报答。他就是巴赫的老相识，当然也是他的艺术的崇拜者，约翰.马蒂亚斯.盖斯纳(Johann Matthias Gesner)。盖斯纳上任后以出色的管理能力使托马斯学校焕然一新，并把乐监巴赫的职位直接置于校长，也就是他本人的管辖之下。这样一来不仅是巴赫，还有市政委员会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解脱。巴赫终于又恢复了生气，他作为伟大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确认，在学校中的权力也得以恢复，《马太受难曲》也终于得以成功演出。巴赫在他的老相识手下度过了莱比锡时期相对而言最顺心的一段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盖斯纳作为一位渊博的学者，自然不会满足于托马斯校长的职务，何况这所学校现在没有他也可以良好运转了。他去了莱比锡大学做了教授。接替他的托马斯学校新校长就不那么友好了，先是对巴赫在学校的活动暗中掣肘，后来更抓了个机会开除了巴赫在教堂音乐上的助理，并故意换上了一个不合格的人选。由于巴赫不会分身术，没有了能干的助理，在教堂音乐方面他就基本上有心无力了。巴赫还为此与校长展开了一场“助理大战”，但终究不是老谋深算、后台阵容强大的校长的对手。这位新任校长有预谋地摧毁了巴赫多年苦心经营的教堂音乐。至于他这么做的原因，除了本人不喜欢音乐，认为那只是影响学生们学习的没用的东西以外，更多的就只能是他嫉妒他的下属、乐监巴赫在学生们中受欢迎的程度。
    巴赫实际上被赶出了学校，同时他也把兼任大学音乐社的职务交给了另一个人。但有意思的是，把他赶走的那个校长虽然摆脱了巴赫，但却未能摆脱学校里的音乐爱好者，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再聘请一位音乐教员，而市政委员会也一反常态痛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此时的巴赫虽然没了公职，但也绝没有陷入退休状态。据他的音乐家二儿子，卡尔.菲利浦.伊曼努埃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的回忆，他的家就像一座鸽子房，直到他父亲去世为止，前来请教学习和探讨音乐的人们总是络绎不绝。他仍然参加城市中的各种活动，带领他的唱诗班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由巴赫推向辉煌顶峰的巴洛克复调式音乐和对位法在巴赫的晚年渐渐成为了过时的风格，而巴赫晚年的作品完全陷入了孤芳自赏中，并逐渐被人们遗忘。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想当然的臆测，事实说明一切。1739年夏天，他的儿子弗里德曼和另外两个乐师从德累斯顿回来，巴赫一家举办了长达一个月的家庭音乐会。这一年晚些时候巴赫又到其它几座城市举行了个人音乐会。10月份开始，又应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的要求，重新接管了大学音乐社的工作。同时他又有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并完成了《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二卷供教学使用。而18世纪的年轻人和21世纪的年轻人一样，总是喜欢新潮的事物，因此我们决不能说，这是一部诞生之时就已过时并成为古董的复调音乐绝笔之作。
    关于巴赫的艺术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而被人们遗忘的观点，恐怕多半来自于一些音乐史学家把那些古典音乐家们按时代分类存放的做法。他们的确可以把自然界的每一个原子归为金属类、非金属类，但对于人，却不能这么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真正的艺术家决不可能一贯地有意模仿古人或同时代的同行的风格，也不会刻意去迎合什么“时代精神”。每一位作曲家都有自己独有的风格。听到一首亲切、甜美的但我叫不上名字的钢琴协奏曲，我就猜那多半是莫扎特的；巴赫同样以由复杂多变的不和谐和弦构成的一个和谐整体、频繁自由得让我不知所踪的转调给他的作品打上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任何人都无法模仿的签名。纵然巴赫熟悉当时几乎每一位小有成就的同行，并潜心研究过他们的乐谱，但这也不是他在模仿他们的证据。他学习别的作曲家的思想，最终变成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自己的。那些把生于1685年卒于1750年的巴赫归为“巴洛克”类的“专家”们，对于属于同一时代的亨德尔、维瓦尔第、斯卡拉蒂等一长串，其中有的甚至今天只能在档案馆中找到名字的作曲家们，这些老学究们是否也逐个对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做了深入研究呢？他们又在这些人与巴赫的作品中找到了多少共同点呢？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几乎产生于同一时间，为什么这两位作曲家却被这些老学究们分别放在写着“维也纳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的两个抽屉里呢？他们把这些艺术家们收拾得井井有条，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通过显示他们纵览古今的学识来自我陶醉罢了。

巴赫的一生写下了难以计数的作品，仅流传至今被赋以“巴赫作品目录”(Bach Werke Verzeichnis)的就有700多部，其他的都非常遗憾地遗失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遗失的曲谱决不会是被巴赫拿去当面包的包装纸而无法流传至今的，否则他就不是巴赫了。流传下来的作品中，编号最后的一首就是《赋格的艺术》，BWV 1080，可见其中有许多编号被空出来了。这应该是编订巴赫作品目录的19世纪的沃尔夫冈.施米德(Wolfgang Schmieder)爵士因当时力量所限，特意留出的。但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看样子不会再有巴赫的新作被发现了。另一方面，匈牙利钢琴演奏家安德拉斯.希夫(Andras Schiff)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当年巴赫的家里有录音机那该多好啊！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确定，演奏他的作品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速度和力度了。
    在这些作品当中，据统计有将近一半属于宗教音乐。于是引出了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巴赫与基督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总的来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巴赫创作音乐，只是一种对上帝的坚定信仰的追求。有人因为巴赫创作了伟大的《马太受难曲》，甚至称他为“第五位福音传教士”（马太、马可、约翰、路加福音书）。这样的观点主要出自19世纪的一些信仰基督教的传记作者之口。有信仰是件好事，但看起来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无意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不管别人愿不愿意，也不太在乎事实究竟如何。巴赫的信仰属于基督新教的马丁.路德教派，这个派别的信徒普遍倾向于认为世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完全不值得信任，并习惯于在内心中把自己看得过分渺小，偏执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必能升入天堂，以此来换取内心的安全感。的确，在巴赫的宗教康塔塔中，经常可见这样的标题：“我感到厌烦”(BWV 82)、“最亲爱的上帝，我将在何时死去？”(BWV 8)、“虚伪的世界，我不信任你”(BWV 52)、“我有许多忧虑”(BWV 21)。巴赫十岁时就父母双亡，以后的生活中又经历了那么多世事的变故。另外，巴赫家用的圣经得以保存了下来，在上面也经常可以发现他本人批注的笔迹。
2005-09-11 22:14:27
    然而请不要忘记，不同于普通的善男信女，他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拥有非凡的能力并用音符为自己构造出了一个和谐完美的、绝对理想的音乐世界。因此他不必五体投地战战兢兢地将自己拥有的人类才智悉数交给上帝以换取他的眷顾和保护。毕竟，由他亲手缔造的完美和谐的音乐世界又怎么能背叛、伤害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幸运得多，因为他真正展现了自我。我们上面提到过，巴赫的作品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标题的含义。早在阿恩施塔特时期，他就因为在礼拜时演奏的赞美诗中掺入了过多复杂的和声与转调而多次受到教会上司的警告。因此，他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为了换取面包或完全为了荣耀上帝而作。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为崇敬上帝而创作的均衡的”教堂音乐之外，还存在着同样大量的为陶冶情操和以娱乐为目的的作品。他写出6首辉煌灿烂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除了带来极度的世俗欢乐之外没什么别的用意。还有些作品甚至就是应别人请求而写的实用之作。比如著名的《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BWV 988)，就是应他的一个仰慕者，俄罗斯公使凯塞林伯爵的需求产生的。凯塞林伯爵患有严重的失眠，他的贴身侍从，年轻的羽管键琴演奏家哥德堡就每晚在隔壁的屋里为他演奏以帮他排解无眠之夜。他需要一首更好的催眠曲，于是就向巴赫提出请求。巴赫在自己从前的作品中抽出一首由民间小调改编的咏叹调，以它为基准魔术般地变出了30首变奏曲，每一首都别具特色，激动人心。这看起来好像与一开始写作的动机背道而驰。他把这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部变奏曲作为催眠小夜曲送给了凯塞林伯爵。激动的伯爵回赠给巴赫一只装满了100枚路易金币的银杯作为酬谢。这是巴赫一辈子获得的最高额的稿酬了。我能想象得到，那些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的传记家们提到这件事时脸上那不屑的表情。
    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巴赫是把劳苦大众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启蒙者的观点，出现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落入前苏联及其官僚手中以后。对每个已经作古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政审，根据其立场是否与自己相符，从而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像自己一样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这是这帮红色共和国的官僚及“哲学家”、“历史学家”们的基本功。但有意思的是，对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们却不敢这么干。然而他们也决不能容忍一个信仰上帝的巴赫。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塑造一个全新的巴赫形象。由于莱比锡战后被划归前民主德国管辖，很自然地，1949年在那里成立了“莱比锡新巴赫协会”。这个协会虽然自称是非政治性的，但除了绞尽脑汁竭力弥合巴赫先生与18世纪的莱比锡市政委员会之间的裂痕，并让那个教会监理会安安静静地消失以外，这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将“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先驱”这个光荣称号强加给巴赫。于是巴赫被说成是来到莱比锡后受这里“强大的启蒙运动力量”深深影响，致力于“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中把音乐解放出来”。他的作品“象征了新生，激发了进步，预示了未来”，是“在宗教外衣下对宗教的背离”。莱比锡在德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文化启蒙运动的中心，但那是在巴赫去世几十年之后。他们还指出：“至1945年以前，德国官方始终只把巴赫的作品看成是形式主义的卖弄”，而普通人“完全没有看到巴赫的伟大的民族意义”，“后来出现的所谓的巴赫研究，越来越走上了臆造和歪曲巴赫的误区”。这些还不够，巴赫更被戴上了“人道主义英雄”的桂冠：“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听到受苦人的呐喊，渴望和平和幸福的心声。”
    然而巴赫仍然是上帝的巴赫，他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任何蓄意的掩盖和歪曲都遮掩不住的。考虑到他的路德派基督教信仰，《b小调弥撒》(Mass in b Minor，BWV 232)作为一部天主教弥撒曲，在他的大量宗教作品中显得很另类。但这并不矛盾，虽然教派不同，信仰的核心却是同一个上帝。而且这部历经多年才最终写成的天主教弥撒曲，可以肯定的是在巴赫动笔之初，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就算写成了也不可能听到其演出的效果，因为他没有路子把这部作品放到天主教国家的教堂里去供圣餐仪式使用。而且这部作品全长达3个小时左右，远远超过了天主教仪式中对于弥撒曲的限制。然而他还是写了，这么做的动机就只能归结于他内心对于上帝的坚定信仰。因为真正的信仰是扎根于心中，而不是用来表现的。也正是这信仰，支撑着他经历了一辈子生活的磨难，而始终不改的是对音乐中内在真理的追求。
    然而无论是“第五位福音传教士”，还是“伟大的启蒙运动先驱”，这两类观点的发明者们有一个不约而同的特点，就是为了自己的信仰或目的，有意无意地扭曲事实，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无端的空想中，并忍不住用主观的标准去评判巴赫。比如巴赫有一首著名的世俗康塔塔《农夫康塔塔》(BWV 212)，歌颂了当时一个叫迪斯考的极有个性的庄园主，帮助领地内的农民逃避兵役，并慷慨地减免税租的事迹。巴赫用他的爱心体会农民的心声，可以说是亲自站到了他们当中去，用他们的语言写了这首康塔塔。为巴赫写了第一部传记的古板正统的斯皮塔老先生，则因为这部作品的歌词里出现了年轻人调情的语言和末尾采用了当时街头的流行小调而指责巴赫“在这里完全忽视了道德标准”；而另一位来自东德的先生则针对这首《农夫康塔塔》遗憾地指出，巴赫在此没能抓住机会奋起进行“激烈的社会批判”。但与此同时，这两类评论者却不知不觉地把巴赫的地位捧得越来越崇高，并不由自主地给他安上了各种各样美好的名声。这是巴赫活着的时候做梦也无法想到的。如果天堂里的巴赫知道了这一切，说不定会别有一番感受呢。

不光是书（至于书喜不喜欢是个人的事），里面还谈了作者的感想。这是一篇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文章，这是她可贵的地方。

兄台提出批评当然很好，我还没有水平和你交流，这个帖子只供参考。只是我觉得它好而已，并非要大家都认同这篇文章。

classicrach 在 2007-1-7 18:50:18 发表的内容 看了转贴的这篇文章，老实说，我觉得其中表现出的偏见与误解无法与题目————所谓“巴赫真实的一生”相对应。看到作者所抒发的感慨，让人怀疑作者所参考的书是否是一部现代的、严肃的音乐家传记。 为此，我搜索了一下，这本巴赫传是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原书名为The True Life of J. S. Bach ，作者Klaus Eidam，是一位东德的剧作家，德文版出版于1999年，英文版出版于2001年，网上可以找到几篇对该书的评价。其中很多评价都指出这本书更适合于普通音乐爱好者，而非可以严肃对待的学术著作。作者作为一位成功的剧作家，有讲故事的能力，但当他试图要严肃地纠正、批评先前音乐学者的研究成果时，这就暴露了作者的不足。其很多观点没有依据，也被批评对现代音乐研究缺乏了解。作者对其它音乐学家、音乐学见解的敌视更使其显得不合时宜、乃至可笑。实际上，作者的这些姿态必须以他的东德背景来理解，原书成于1989年，或许这是作者对当时东德意识形态主导的音乐界主流观点的反动。 但放在今天，正所谓南橘北枳，有点时代错位，读者不加辨别更是有害。原贴作者抒发感慨说“他们把这些艺术家们收拾得井井有条，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通过显示他们纵览古今的学识来自我陶醉罢了”。这或许是作者Eidam因原先东德音乐界观点过于强调某一时代作曲家共性，以及我们都曾见过的进步史观而作的反应，但这种反抗精神感染了原贴作者，就产生了这么荒谬的结论。这种对音乐学家的轻视更像是对现代音乐学的无知、也是一种反智论的表现。至于这句话本身的问题，就好比说：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黑人白人黄种人的分别也是人类学家显示他们的学识来自我陶醉罢了。这就算不是对事实的无视，至少也是种无谓的过度阐释与借题发挥。 事实上，充斥于这篇帖子的仍然是一种浪漫主义化的音乐史，音乐家不是英雄天才、就是受尽苦难的殉道者，理解他们似乎就是理解他们的苦难与孤独（作者在那里比较晚年到底是贝多芬受得苦多还是巴赫），或者就是天才得不可理解，至于音乐本身的理解、音乐史的研究反倒成了可有可无乃至有害的东西（作者对音乐学家的敌意）。但很可惜，建立在想象的细节上的音乐家生平、与错误的音乐分析不是通向真实巴赫的道路。（对此的批评可见下面两个连接 http://www.music.qub.ac.uk/tomita/bachbib/review/bb-review_Eidam-TLJSB.html http://www.bach-cantatas.com/Books/Book-TrueLife%5BEidam%5D.htm） 在古乐运动、本真演出大行其道的今天、网络无比发达的21世纪，再把这样一本观念老旧的传记当作取得真知的途径，已未免要小心，而全盘接受其偏见产生一种真理在我的自负更是糟糕。事实上，就像一位批评者所说，What's the point of buying a book about music if it's not going to deepen one's understanding of the music, beyond being entertained with a biography？ 实际上，现在网上有很多巴赫研究网站，如上述两个连接，还有wikipedia上也有些有趣的条目和链接。比之于很多人热情洋溢宣扬的“巴赫发明平均律”或“巴赫使后世能用平均律创作”，去看看这个词条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Well-Tempered_Clavier 看看什么叫equal temperament，什么叫well temperament，里面对于巴赫所用的well temperament的研究更是有趣：近几年一些音乐学家通过巴赫平均律曲集手稿上的印章来推断其调音方式，读来像侦探小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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