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之夜,转贴一篇 [复制链接]

我为什么反对“十博士倡议书”作者 袁启清

圣诞前夕，十所著名高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表了名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倡议书。这份矛头直指“耶诞节”与“耶教”的倡议书，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
世间万物在时间长河中沉浮隐现，岁时节日作为自然时序代换的界标，遂进入人类视野与生活。作为民俗符号的节日，将先民周而复始的劳作、交往、情感、精神生活划为独立段落，具有娱乐休闲、社会交往、情感展现、人性补偿之功能；又因生存能力与生存环境之关系，先民对天文物候与时季变化的认识，往往隐藏于神秘面具之后，故节日从其诞生时起，不可避免的包涵了原始崇拜、祈禳、祭祀、禁忌、巫术、以及稍晚的宗教信仰之意义沉淀。
随历史演进和文明融合传播，诞生时起，节日就开始了漫长的变迁之路，并不断发生 “意义的漂移”。普遍而论，节日最初的宗教意义往往逐渐单薄以至消失，而民俗功能却日益突出和高扬。
圣诞节堪称 “意义的漂移”之鲜明例证。基督教历史中，圣诞节一直因浓厚异教色彩而倍受争议。12月25日并非《圣经》所载耶稣诞生之日，而是波斯太阳神密特拉的诞辰，罗马帝国时，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将这一天当作春天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圣诞老人的由来有着许多有趣却不可靠的传说，德国人版本中的圣诞老人源于梧登神，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守护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说中，圣诞老人则成了北欧神话中司智慧、艺术、诗词、战争的奥丁神的后裔，他的八只驯鹿，也被分别冠以象征雷电神的名字——比如多勒及比利兹特。圣诞树的习俗，据说来自对阿提斯——一位希腊神话中的雄性植物神——的朝拜，装饰于圣诞树上的丑角棒与金箔球，则是异教符号太阳、月亮与星星的象征，长春藤是与阿提斯有关的神圣吉祥物，而榭寄生则为德鲁伊——史前民族凯尔特人的祭司，在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德鲁伊被设计为善于变形的治疗者——崇拜的神圣物。
对于异教风俗潜入冬节庆典，基督徒表现出可敬的宽容和自信。圣保罗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14：5）。二千年前的圣保罗的“文化自觉”，确实不及今日的十博士。
近代以来，现代化浪潮席卷西方。经历理性化除魅后，人类与传统生活风尚和自然流韵渐渐分离开来。古老神诋被逐出世俗生活，消退于遥不可及的漆黑天穹。时代的最强音“上帝死了”，更暗示着人类从世界统一意义的美梦中醒来，必须直面彻底孤独和根本虚空，正如被抛于荒岛的孤客，不再有人关心他的呼喊、希望、痛苦和罪恶。
在世俗化过程中，西方的圣诞节原初的宗教意义逐渐消解，成为更具民俗意义的公众庆典。圣诞节在中国的流行，自始就与基督教关系不大，完全是一种具有草根性、消费性、娱乐性的年轻人庆典。任何一位能理性判断的普通人，即使没有高学历，也不会将圣诞节流行与基督教传播挂钩。作为倡议书基础的故意误读，不是借题发挥所必须，便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中国语境中圣诞节的大行其道，亦与传统节日的结构性阙失有关。传统节日重伦理因袭而轻个性释放，重尊长秩序而轻平等交流，重温柔敦厚而轻狂欢宣泄，它们之所短，正乃圣诞节所长。更重要的是，中国语境中的圣诞节，既无政治威权的认可，更无学者们倡导和呼吁，完全是民间社会在自生自发秩序中通过自由演进形成的习俗。而在一个开放和多元的习俗市场中，允许大多数人自由选择——部分人的选择必然是无意识的——相对于由儒学精英代人们选择更 “传统”、更 “理性”、更具有 “文化自觉”的节日，恐怕更符合人类节日所蕴涵的人性初衷。
我们还能看到，经历一次次意义飘移后，圣诞节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逐渐由神秘的宗教仪式，转化为超越宗教、种族、国籍、阶层，而直接植根于人性的文化习俗。圣诞节在中国逐渐流行，正是中国向一个宽容、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缓慢过渡的表现。
我之所以反对十博士倡议书，是因为：
倡议书表现出自大矫情的“士大夫”精英意识，从接近原教旨的 “华夷之辩”出发，他们为国人描绘出僵固不变的“中国文化”范本，和标准划一的“中国人”样板。在多元开放的现代文明，儒学当然是中国文化，基督教亦可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当然是圣，耶稣亦可以是圣；儒家是模范中国人，基督徒同样可以是模范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垄断文化解释权和文化共同体成员资格的企图，都会排除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妨碍平等对话的进行与文明潜力的发挥，并往往导致弱势者或少数人沦为异端倍受歧视迫害。即使在现代社会，此种意识也可能导致严肃的文化讨论，逐渐沦成钓名沽誉、党同伐异的文明戏。
倡议书表现出狭隘排外的义和团心态，行文中对圣诞节、基督教、西方文明刻薄、轻蔑、排斥和抗拒的语气，正流露出对 “外来文化与异质宗教”迷茫、焦虑、恐惧和敌视的文化潜意识。而倡议书中自我封闭和自我欣赏，恐惧变革与精神胜利的认知模式，与开放社会承认自己的可错性，因而尊重他者文化的宽容心态亦格格不入。
倡议书流露出不宽容的红卫兵情结，对与己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采取上纲上线的批判方式，由过圣诞节——信基督教——文化集体无意识——西洋国家“软力量”的渗透与扩张——有损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倡议书在抢占 “神圣的文化使命”之制高点后，又将跨文化交流中正常碰撞泛道德化、泛政治化，因此一面言不由衷的“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另一面又以保卫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为名，悄悄为少正卯之类异端安排可死之道。
倡议书隐藏着曲学阿“势”的文化专制倾向，它将圣诞节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挂钩后，进而呼吁国家权力对公民在习俗、思想、信仰市场中的自由选择干预和控制，以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为名，行确立儒学独尊地位之实，而显然有悖于现代国家政教分立之宪法原则。
笔者一向珍视传统文化价值，亦深痛于数十年来传统文化遭受的毁灭性挫折。但笔者以为，不去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反而诉诸于危言耸听的标榜、大战风车的矫激、树立假想敌的戾气、献媚当道的投机，不仅无益于传统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反而有损于笔者同样珍视的自由宽容、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的社会风尚。对从漫长专制社会艰难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来说，宽容和自由，也许比传统文化的重建和复兴更为迫切和关键。
圣奥古斯丁说：真心爱你的神，然后自由行动。
同时，我们更需时时尊重和捍卫他人的自由。
《论语》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重建与复兴儒学，我们需要雅量冲怀的风度、近悦远来的气象、海纳百川的胸襟、大中至正的品格。笔者相信，儒学可以，也应当在 “和而不同”的未来多元文化图景中复兴，为全体国人、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